——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最近6年增速连续下降，从2010年的10.4%下降到2016年的6.7%。当然，这样连续几年增速下降的情况过去也发生过，比如从1993年到2000年，增长速度连续7年下降，从1993年的14.2%下降到2000年的7.6%，无论下降的幅度还是持续的时间，都比这一轮更甚。一个自然的问题是，这一轮下降是周期性的，还是趋势性的？在我看来，有周期性的因素（2009年强刺激政策的结果），但主要是趋势性的。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释放了中国的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给企业家提供了巨大的套利空间，一旦有了一定程度的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企业家（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的套利活动就使得资源配置效率逐步提高，从而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之后，随着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后发优势的潜力正在耗尽，套利空间越来越小，仅靠套利活动驱动的配置效率的改进，已无法维持经济的高增长。未来的增长主要依靠企业家的创新。但创新比套利难得多，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看，创新驱动的年增长率能达到3%就非常了不起。创新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要求也更高。总体上讲，我们目前的体制虽然能刺激企业家套利，但严重不利于企业家创新。未来即使要维持4%～5%的增长，也需要我们在体制改革和政策方面有大的突破。如果私有产权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如果建设法治国家的愿景不能落到实处，企业家就不可能有足够大的动力从事创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就不可能成功。
企业家精神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我这里提出两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是：市场经济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制度。在其他制度下，经济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出现增长，甚至比较高的增长，但不可能维持持续的增长。如果人类历史按250万年算的话，真正的经济增长只发生在过去250年，也就是说在万分之一的时间内。在19世纪之前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按人均收入算，全世界的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一代又一代，人类的生活水平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为什么这250年与之前不同？因为人类开始走向市场经济。
第二命题是：企业家精神是市场有效、有序运行的核心驱动力。没有了企业家，也就没有了市场经济；任何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的制度和政策，都是对市场经济的背离。
上述两个命题结合在一块，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企业家精神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一部经济增长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企业家创业创新的故事，全世界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去描述企业家的创新和创业，就不可能描述出经济增长的真面目。我和盛斌1989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讲的就是这一点。
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理解企业家精神，但非常遗憾，经济学的课堂、教科书里并不这么讲。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里，我们看不见企业家的踪迹。这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偏好、资源和技术都是给定的，每个人一样的聪明并且无所不知，在这样的假设下，企业家毫无用武之地。新古典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但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的，与企业家的行为无关；它只关注资本量的多少，不关注谁在投资，似乎企业家投资和政府投资没有什么区别。在现在流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里，政府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角，中央银行行长比企业家更重要。这些经济理论对增长的解释，远不如亚当·斯密和熊彼特给我们提供的理论有力。
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国民财富的增长主要来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每个人能生产越来越多的东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技术进步和创新依赖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而分工的范围、深度依赖于市场和市场规模。这样，市场越发达、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会越细，专业化程度就越高；更细的分工和更高程度的专业化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财富的增加；财富增加之后带来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分工进一步深化，技术进一步改进，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是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
但这个良性循环能够转动起来，最核心的驱动力是什么呢？是企业家！这是熊彼特100多年前告诉我们的。 [2] 根据熊彼特的增长理论，如果没有企业家精神，经济生活不过是一个静态的循环流转；正是企业家精神打破了这个循环流转，使得经济增长成为可能。不是客观上事先已经有了市场需求，企业家只是被动地满足它；相反，市场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分工是谁创造的？也是企业家。如果没有企业家，人类只能过自给自足的生活。比尔·盖茨最伟大的贡献是什么？是创造了一个软件产业。技术进步更是企业家创新的结果。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技术人员的重要性，但创新和发明不一样，创新可能需要发明，但发明不等于创新，创新的核心是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商业化。技术进步了，人们的收入就提高了，但增加的收入如何变成新的市场呢？还是靠企业家！现在讲的所谓“产能过剩”，实际上是企业家没有创造出消费者喜欢的新产品，没有把增加的财富变成新的市场。中国的企业家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在经济发展到现在水平的情况下，将人们不断增加的收入变成真正的市场。这靠传统的产业、传统的产品是不可能做到的，只能靠创新。
把亚当·斯密的增长理论和熊彼特的增长理论结合起来，我们就得到一个“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如图18-1所示。 [3]
图18-1 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
根据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最主要的表现，不是我们通常讲的人均GDP的增长，更不是原来存在的产品的消费量的增加，而是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新的市场的不断出现，分工链条的不断拉长和专业化的加深，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按照超市零售存货单位（SKUs）衡量，200年前人类使用的所有产品加起来不过102 ～103 ，今天是108 ～1010 [4] ，我们没法想象它有多大。这些不断涌现的新产品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我们现在用的每件工业产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都是企业家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不仅每个产品如此，每个产业的出现也是如此。传统的社会只有农业、手工业等几个行业，产品很简单，现在我们有多少个行业？按照美国的多层分类标准，仅出口产品，两位数编码的行业有97个，4位数编码的行业有1222个，6位数编码的行业有5053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些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如果读者对一个行业有多大没有概念，那就记住：“主要用于载人的汽车及其他机动车辆”属于4位数类别的第8703类，“带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排气量大于1500毫升、小于3000毫升”的客用车属于6位数类别的第870223类。 [5]
图18-2 1986—2014年，每100户城市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整理）
中国过去30多年消费结构的变化很能说明问题。如果只看人均粮食消费的话，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增长，而且倒退了：1981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消费粮食是145公斤，2012年是79公斤。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新的消费产品不断出现，原来没有的产品现在有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手机没有，汽车没有，计算机没有，网络更没有，现在都有了。而且有些东西看起来是新的，出现以后很快就消失。像固定电话，从80年代中期进入家庭消费，但过去十年每100户的固定电话拥有量不断下降。80年代最重要的一些家庭耐用消费品现在已经不值得统计了，如每100个家庭有多少辆自行车现在不再统计，因为没有多大意义。所以说，经济的增长就是新产品、新技术的不断出现，而不只是GDP的增长。图18-2描述了一些重要消费品的变化。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在竞争的市场上，企业家在不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