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向中共中央写出书面报告《关于秋收暴动的情况与计划》。尽管报告很难免不带有当时全党出现的急躁情绪，但就整个报告而言，还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秋收起义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在客观上拥护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撤向农村。
父亲在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地说毛泽东决定放弃进攻长沙，将起义部队撤向农村是对的，但，也决没有批评之意。暗中却是在为其辩护。对放弃长沙暴动计划，父亲未置可否，而是提出要“从长解决”，不要急于处理。对于起义部队的去向，则提出“湘东工农军如在浏、平能保存实力则须留在该处”。言外之意更明显，倘若起义队伍在“浏、平”不能保存实力，当然要撤向他处了。
父亲就是这样“全权代表中央”处理了湖南暴动问题。大约是如此处理不甚合中央意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改派罗亦农、王一飞去湖南，调父亲回中央。
父亲调回中央工作后，非常尊重毛泽东，工作中密切配合，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当然，偶尔也发生过争论。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２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延安，调集了３４个旅，计２３万人，从南、西、北三个方向逼近。战火烧到了延安大门口。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暂时主动撤离延安：“诱敌深入”，凭借陕甘宁边区优越的群众基础，打一场人民战争；采用“蘑菇”战术，集中优势兵力，伺机歼敌，以达到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目的。
3．毛泽东黯然扶柩(2)
继而，依战争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又决定成立前委、工委和后委。
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三人率党中央和前委及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及全国各战场的作战；由刘少奇、朱德率工委，移至晋察冀解放区，完成党中央委托的任务；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后委即党中央及中央军委机关大部分人，转移到晋绥解放区进行工作。
留在陕北的机关人员全部武装起来，和警卫部队一起合编为中央支队，由父亲任支队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
父亲肩上的担子很重。一方面他要和周恩来一起协助毛泽东指挥西北和全国这个大战场，同时还要指挥这为数不多，但关系重大的警卫部队与胡宗南等几十万气焰嚣张的国民党正规军周旋，确保党中央和毛泽东万无一失。
１９４７年６月７日，险情发生。国民党胡宗南部刘戡率４个半旅从延安、安塞经蟠龙真武洞，由东南向西北扑来，离中央机关驻地王家湾只有几里路。与此同时，胡宗南部董钊也率军出延安经安塞高桥向保安进发。时下，我西北野战军主力在陇东地区，距王家湾几百里之遥。毛泽东身边的全部兵力只有４个连，加上后勤服务人员算在一起，也不过３００来人，真正能投入战斗的仅２００余人。形势相当严峻。中央决定立即从王家湾转移。
向何处去？
父亲以支队司令员的名义通知部队向北转移，如有情况可向东走。因为此时西有敌马鸿逵部、南有敌刘戡、董钊部，东又濒临黄河。父亲认为只有北面路宽、活动余地大，必要时可以过黄河。这样才可保证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绝对安全。
而毛泽东坚决反对向北、向东，更不同意有情况就过黄河。于是两人激烈地争论起来。毛泽东主张迎着敌人向西转移，中央一定要坚持留在陕北。
父亲担心“向西转移，很可能和敌人相遇，即使避开了胡宗南的主力，西边也是马鸿逵的防区，部队仍有可能与敌人遭遇，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仍无保障。”毛泽东则预料，敌人不会往西，西边是一条很荒凉的小路，即使敌人向西追，速度也快不了，向北到高阳岔，则是一条大道，敌人若追来，速度会很快。
父亲考虑必要时过黄河，因他把保卫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安全视为全党赋予他的重任。朱德总司令东渡黄河前曾再三叮咛留在陕北的警卫部队：“你们的任务很重大、很艰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证毛主席、党中央的绝对安全，不能出一点差错。”中央留在陕北，父亲当然完全同意，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作为中央支队的司令员，父亲把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作为考虑问题的根本立足点，这也是很自然的。为此，父亲竭力说服毛泽东同意自己的意见。
然而，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使他具有超常的胆识与洞察能力，并且，他毕竟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人安危，满脑子都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全局。他对父亲说：“中央留在陕北，是一个战略问题，这样可以牵制住敌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如果中央过了黄河，西北战场的敌人就会很快扑向山东，或其他战场。这对全国解放战争是不利的。”
父亲对毛泽东的智慧是信服的，在中央苏区时就认为他有才干。经过争论，认识统一了，父亲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尔后的事实，恰恰被毛泽东言中了。
后来形势稍现稳定，他们到达天赐湾后，毛泽东又批评了父亲，并撤去他中央支队司令员的职务。这倒不是因为行军方向意见相反的争执，而是因为父亲情急之中，决定行军方向，事前没有和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就下达了命令，违反了党内纪律。
一向光明磊落，极重视党性修养的父亲，坦诚地接受了一切，积极协助接替他的周恩来工作。
当然，毛泽东也未因此而影响对父亲的信任，不但仍委以重任，并且对父亲的意见仍然十分重视。
土地改革是当时关系到解放战争全局的重要问题。
3．毛泽东黯然扶柩(3)
这年１１月，他们转移至米脂县杨家沟后，父亲血压高病情加剧，不得不离队去钱家河村休养。行前，毛泽东和父亲就土改问题进行了一次专门探讨，委托他研究各解放区土改的经验教训、老区及半老区土改的区别和划分阶级等问题。
父亲肩此重任，无心养病。为获得第一手材料，他抱病在米脂县杨家沟附近的３０几个村子进行广泛的调查，访问农民，询问其生产、生活情况，征求他们对土改工作的意见。父亲还亲自参加一些村子斗争地主的大会，实际感受农民进行的土改运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父亲对全国土改情况比较清楚了。１２月，出席了毛泽东在杨家沟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就土改问题作了重要发言，明确提出了对农村各阶级应采取的政策，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会后，父亲返回钱家河，利用病休时间进一步研究土改问题。
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父亲撰写了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并于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２日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上进行了演讲。
毛泽东对这篇讲话十分重视，做了精心修改，并决定此文作为进行土改的纲领性文件下发，代替中央的“一月决定”，即《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草案）。
此后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一些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文件中，多次肯定父亲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１９４８年５月２５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印发１９３３年两个文件的指示》中说：兹将１９３３年《怎样分析阶级》及《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略加修改，印成小册子，并加入弼时同志的报告为附件。然后将其发给各级党委及工作团，当做正式文件，遵照实施。“这两个文件中没有讲到的问题及关于富农和中农分界的问题，则以弼时同志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２日《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说为准。”
转瞬，到了１９４９年，新年伊始，北平解放了，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但年仅４５岁的父亲动脉硬化、糖尿病及脑供血不足等病情却更加严重了。血压２２０，心律不齐，心跳常达１１０次／分钟。４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让父亲休息养病。
毛泽东非常关心父亲的健康，在指挥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中特派专人给在玉泉山静养的父亲送来一缸金鱼，并附函：
弼时同志：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毛泽东。
新中国开国大典后不久，毛泽东专电斯大林，商量父亲去苏联治疗一事。父亲赴苏前，毛泽东特专程来我们景山东街的家中送行，再三叮嘱父亲安心治病，尽早恢复健康。
这年底，毛泽东赴苏访问。当时，父亲正住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毛泽东到医院检查身体，并看望了父亲和其他在此治病的中国同志。１９５０年年初，当父亲转到莫斯科郊外巴拉维赫疗养院后，毛泽东又一次专程去看望了父亲。当苏联医生告诉他任弼时的血压已有所下降时，他高兴地握着苏联医生的手说：“好得很！好得很啊！我代表中国人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一天，父亲征得医生同意，离开疗养院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一心想让老战友换换口味，特吩咐厨师除做两样不放盐的菜外，还准备了一盘湖南家乡风味的辣酱烧黄鱼。可当毛泽东听说医生不允许父亲吃刺激性的食物时，便又把那盘鱼端得很高，还幽默地说：“对不起啦，弼时，不是我不让你吃，而是医生的话我不敢不听啊！”父亲两手一摊作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摇摇头，会意地笑了。
饭桌上，父亲向毛泽东建议，应该赶快派一批有较高政治觉悟、又有实干苦干精神的青年到苏联来学习，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各类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