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能得手的原因，主要是“水涨船高”：个人经济能力的提高，一直没能赶上古书涨价的速度。听说扬州大学早有整理出版刘师培文集的计划，不知何故，至今尚未问世。近年，终于陆续收有《刘师培论学论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等书，总算可以做点研究了。可开笔极不顺利，几次废书长叹：如此才学，如此见识，落得如此下场，需要师友再三为其失节辩解，实在令人难堪。记得刘君流寓四川时有《书扬雄传后》诗云:“雄志本淡泊，何至工献谀”；“宋儒作苛论，此意无乃拘”。我既没宋儒那么严苛，也没申叔先生这般通脱，唯一可以比附的是结尾四句:“吾读扬子书，思访扬子居，斯人今则亡，吊古空踌躇。”（《刘申叔遗书》1932页）
（原刊《东方文化》1999年2期）注释
［1］黎锦熙:《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遗书》27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2］冯自由:《记刘光汉变节始末》,《革命逸事》第2集2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3］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遗书》28页。
［4］同上。
［5］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刘申叔遗书》18页。
［6］方光华:《刘师培评传》106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
［7］黄侃:《先师刘君小祥奠文》,《黄季刚诗文钞》6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8］刘师培:《甲辰年自述诗》，初刊1904年9月7日至12日《警钟日报》，收入李妙根编《刘师培论学论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
［9］朱维铮:《刘师培论学论政序》，见《刘师培论学论政》。
［10］张继:《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遗书》26页。
［11］汪东:《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遗书》26页。
［12］《鲁迅全集》第11卷351页。
［13］参见冯自由《记刘光汉变节始末》和陶成章《浙案纪略》（见中华书局1986年版《陶成章集》）。
［14］《上端方书》,《刘师培辛亥前文选》95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15］《清末革命史料之新发现——刘师培与端方书》，初刊《大公报》1934年11月2日《史地周刊》第7期，后收入中华书局1981年版《洪业论学集》。
［16］参见《洪业论学集》130页。
［17］黄侃:《申叔师与端方书题记》,《学术集林》卷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8月。
［18］黄侃:《始闻刘先生凶信为位而哭表哀以诗》,《刘申叔遗书》24页。
［19］《黄季刚墓志铭》,《章太炎全集》第5卷2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20］《伦理教科书》第一册二十三课,《刘申叔遗书》2038页。
［21］《伦理教科书》第二册三十三课,《刘申叔遗书》2069页。
［22］《国粹学报三周年祝辞》,《刘申叔遗书》1791页。
［23］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刘申叔遗书》18页。
［24］《伦理教科书》第二册,《刘申叔遗书》2069页。
［25］陈钟凡:《刘先生行述》,《刘申叔遗书》15页。
［26］刘富曾:《亡侄师培墓志铭》,《刘申叔遗书》16页。
［27］尹炎武:《刘师培外传》,《刘申叔遗书》17页。
［28］《清儒得失论》，初刊《民报》14号（1907年6月），见《刘申叔遗书》1535—1540页。
［29］同上。
［30］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10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31］朱维铮:《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导言》，见《刘师培辛亥前文选》。
［32］《论激烈的好处》，初刊1904年3月出版的《中国白话报》第6期，署名“激烈派第一人”，见《刘师培辛亥前文选》63—66页。
［33］同上。
［34］同上。
［35］《人类均力说》,《刘师培辛亥前文选》113页。
［36］《读书随笔·孔门论学之旨》,《刘申叔遗书》1947页。
［37］申叔:《非六子论》,《天义报》第八、九、十卷合册，1907年10月。
［38］同上。
［39］尹炎武:《刘师培外传》,《刘申叔遗书》17页。
《当年游侠人》 第四部分“当年游侠人”（1）
——关于黄侃
“当年游侠人” 当年游侠人很久以前就熟悉了黄侃（1886—1935）的各类轶闻，可真正认真拜读他的学术著作，却是近两年的事。说实话，到现在，我对他音韵训诂方面的成就仍不甚了然。自认比较了解的，还是他的《文心雕龙札记》，以及若干关于文学、玄学方面的短论。明知这不是季刚先生主要的学术贡献，但《黄侃论学杂著》、《文字声韵训诂笔记》、《量守庐群书笺识》等又非我所敢信口雌黄。只好采取迂回战术，虚晃一枪，转而欣赏起《黄季刚诗文钞》、《蕲春黄氏文存》以及《量守庐学记》来。
诗文比起学术著述来，与作者的人格精神关系更为密切。假如不只希望读其书，还想识其人，从欣赏诗文入手，倒不失为值得推荐的一路。而且这“一路”，很可能就像晋人王献之所说的,“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世说新语·言语》）。晋人善于鉴赏山水，故风神潇洒；风神潇洒的晋人，反过来又成了后世文人反复品味的一大“景观”。
并非每个学者都能成为值得鉴赏的“景观”，但深得晋人情致风韵的黄侃，却当之无愧。
一
记得当初读《民报》，深为1907年第十八号上运甓撰写的《释侠》所吸引。文章称,“侠之名，在昔恒与儒拟。儒行所言，固侠之模略”。这种侠、儒并举，章太炎的《訄书·儒侠》早已有言在先。有意思的是，此文对暗杀的鼓吹，竟也是靠“解字”来“说文”：
侠者，其途径狭隘者也。救民之道，亦云众矣，独取诸暗杀，道不亦狭隘乎?夫孤身赴敌，则逸于群众之揭竿；忽得渠魁，则速于军旅之战伐。术不必受自他人，而谋不必咨之朋友。专心壹志，所谋者一事；左右伺候，所欲得者一人。其狭隘固矣，而其效或致震动天下，则何狭隘之足恤乎?
晚清谈游侠、主暗杀的文章不少，但大都直截了当，不若《释侠》之“咬文嚼字”。这大概与作者的学术趣味有关。“运甓”即黄侃，字季刚，时年二十二岁，正师从章太炎，治音韵训诂之学。
或许是少年气盛吧，黄侃接过其师儒、侠并举的主张，进一步引申发挥:“儒者言仁义，仁义之大，舍侠者莫任矣。”将整个中国的命运，系之于“以夹辅群生为志”的大侠，不只因其“穷厄不变其救天下之心”，更因其“敢死”。其时章太炎所主持的《民报》，正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就中国前途及命运展开论战，黄氏将对方之主张君主立宪简化为“畏死”，而称“吾党之志，以敢死为先”（《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毫无疑问，提倡“敢死之气，尚义之风”，在道义上占有绝对优势。值得一提的是，晚清志士之提倡游侠，并非只是嘴上说说，不少人真的挥剑上阵。
据说，黄侃先生手订的诗词多按年月编次（潘重规《量守遗文合钞说明》），可惜鄂版《黄季刚诗文钞》改为按文体分类，一般读者很难理解诗文的真正意旨。《感遇》六首之三，与《释侠》等文思路很接近，应该是同时期的作品。其中对游侠的推崇，甚至衍生出对易水河边白衣冠送别的众宾客的不满：
荆卿事不成，能为倚柱笑。惜哉舞阳懦，遂贻勾践诮。大侠济蒸黎，私恩非所报。燕客皆庸流，徒工白衣吊。悲歌痛不还，勇气曾非挠。自惜一身亡，莫御强秦暴。萧条二千载，易水风犹啸。
在黄氏看来,“徒工白衣吊”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