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抗非”一线被称其为“救命服”的杜邦防护服，平时的市场价为40元一件，陆昊要到的价是每件27元。这是这位学经济做市场出身的年轻市长在抗非战役中最得意的一笔。几百万套世界顶级防护服，仅以小时和天数来完成的啊！而更令我感动的是这些被北京人称之为“救命服”的几百万防护服发放中，陆昊向我们保证地说：“虽然都是经我一人之手批准发放的，但每一件防护服到了哪个地方，给了谁，我都经得起任何人的查证！在所有这些防护服的发放中，没有任何的后门与交易存在，只有与患者和医务工作者的生命联在一起。”
铿锵有力，落地有声。这就是“抗非”时期人民公仆的风范！
它不由使我联想起胡锦涛书记深情地在广东街头与市民们亲切握手交谈的情景。
它不由使我想起温家宝总理在北大学子面前热泪盈盈地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常常泪流满面”的真情流露。
是的，任何一场战争的成败，没有最高指挥员的正确决策，是不可能胜利的。而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必定是我们人民信赖的领导者站在人民的最高利益面前，将其智慧和能力发挥到最佳水平的结果。
人民的信赖，来自于最直接的真切感受。
北京市教工委负责人在谈到指挥部领导抢救大学生患者时，泣不成声。“在高发疫情时，医院的床位系着患者的生命。那天，北方交大的一名学生被确诊为新发病例，与他同一时段确诊的还有两名患者，一名是电影学院的谢飞导演，还有一名是北京医务系统的患者，当时全市所能腾出的床位只有两张，谢飞是教授，年岁又大了，应该迅速转入非典医院。剩下的是一位大学生与医务专家之间的选择了。指挥部有关部门为这几乎绞尽脑汁反复权衡，最后还是把床位让给了北方交大的这名普通大学生。后来这位大学生和谢飞导演都得救和康复了，可那位医务系统的患者却……”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段杰，北京“SARS”医疗救治中心负责转运的女调度。从4月22日进入指挥部后，没有一天睡觉超过三小时的。她手中的表格和电话，掌控着全市各个医院的病床资源和调度，用她的话说，“我打电话的快慢和做计划的迅速，连着的是一个个患者的生命。在值班时我不敢耽误一个电话，可看着桌子上铃声四起的电话时我又害怕去接，因为一接我就得给人家解决问题，那可是一条条命啊！”段杰有个儿子，快两个月没有见到妈妈了，想通过电话跟妈妈说几句话。有一次儿子听到那边妈妈的声音，刚说了句“妈，你还好吗？”段杰就把电话狠狠地一搁：“这孩子捣什么乱！”连轴转地经过三天最紧张的时刻后，深夜段杰被同事拉到房间休息，这时她想起了前两天儿子要跟她说话的事，便操起电话打到家里，睡梦中的儿子听到妈妈的声音后，竟说不出一句话，委屈地不停哭泣着。母子情的催发，使在指挥部说话像扫机枪的段杰，此时哽咽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却跟着儿子哭了好一阵。而就在此时，指挥部又打电话叫她赶快去处理一件应急事。原来有个女患者确诊为非典，医生们随即对她才生出八个月的孩子进行诊断，发现小孩也有明显的非典症状。有人建议一起随母送入定点医院。在送不送八个月的婴儿到“非典定点”医院问题上，指挥部里的工作人员为难了，于是他们叫来段杰。“孩子这么小就送非典医院？不行不行，我们一定得再想想办法，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这么做！”段杰快言快语。“那又能怎么办呢？”同事们问。段杰迅速作了一番思考，当即决定：“我马上调救护车到儿童医院，带上专家前往那儿给孩子会诊。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把孩子留下作疑似观察。如果不行，再立即用救护车把孩子送到定点医院。马上行动！”之后的数小时里，段杰亲自出马，四处奔波，最后终于在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对这位最小的患者作了疑似病患者处理，如今这婴儿已经恢复健康。
当处理完这个小患者的事后，段杰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她的眼泪忍不住又溢出眶中。
电话铃又骤然响起……
“喂，喂喂，我们这儿又有一个可疑非典患者，说什么他就不敢住院，现在正满大街上乱跑着呢！你们快想法子呀！”某医院发热门诊打来急电，万分焦虑地说着。
“啊？！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段？”指挥部人员犹如闻讯又一个前线阵地的失守，紧张气氛骤然而起。
“在雍和宫附近。”
“好，我们立即派人处理，请你们协助追盯患者！务必不能让他失踪！”指挥员放下电话，又重新操起话筒，电话直接打到市委副书记强卫那儿。这位主管全市公安政法工作的医疗防控小组组长立即向公安部门下达命令：“派出警力，追踪患者，以最快的速度让其回到非典病房！”
几分钟后，雍和宫附近的大街上便演出了一幕“四名警察护押非典患者进医院”的惊心动魄的现场直播：患者是个外地民工，六七十岁，一腔听不清的外地口音。当四名身穿白色防护服的警察，左右前后出现在这位企图逃亡的患者面前时，他就是不走，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没钱看病”四个字。
“大爷，治疗非典，国家不用你出一分钱，不用担心，进去就行了。”警察苦口婆心地给老人讲理，可人家哪信，天下哪有瞧病不出钱的理？农民就是这么实诚。
老人不信，也就不愿向医院走。警察只好一边跟其讲理，一边暗中引领他向医院方向挪步。
这出“现场直播”，全程距离只有100多米——逮住患者的地方到医院病房之间的距离，却整整用了三个小时！
5月31日，北京市“抗非”指挥部新闻发言人宣布：饱受“SARS”疫情蹂躏的北京，至此已取得“抗非”攻坚战的阶段性胜利。他举了一例数据：5月最初的第一周（5月1日至5月7日），其确诊新发病例为666例，而5月底前的最后一周，新发病例仅为65例，两周相比，下降95％。治愈出院人数最后一周则比第一周增加了500％。
北京疫情关联着全国疫情。次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疫情以来一向脸色严肃的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首度面带笑容地对中外记者说：中国大陆“SARS”疫情经过全国上下的艰苦卓绝战斗，现已得到控制。
呵，那一天从北京“抗非”指挥部机关走出，看到久已冷清的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大街两边是欢笑喧腾的人群和盛夏的鲜花，我的心头不由腾升无限感慨：北京，在那过去的几十天里，你承载了太多太多的泪水与痛苦，那一幕实在令人心悸与颤抖……
北京保卫战
二、
有人把发生在2003年北京的SARS疫情，比作二战时期的美国“珍珠港事件”。然而依我看，此次SARS袭击北京，远比“珍珠港事件”惨烈。
没有一种现代战争武器比空气中的病毒袭击更令人恐怖。
与SARS的厮杀，正是一场这样的决战。“救救我吧，阿姨，我不想死，我才18岁，我还没有对象呢！我要活呀……”一位花季的姑娘，从发热到确诊，从确诊到死亡，总共不到50小时。她离别人世时，那双无力的手一直拉着医生的胳膊，那渴望求生的一幕，让救治她的医生们心如刀绞，不敢直面。
这位姑娘全家七口，有三人相继在不到十天时间内被可恶的SARS夺去生命。如今只剩下母亲，天天在女儿、丈夫和婆婆的骨灰盒前祭奠逝者。一年前，正是这位母亲怀着对北京的敬仰之情，送女儿京城打工。可才多少时间，女儿便死了，而且拉着爸爸和奶奶一起到了天国。这些日子里，悲痛欲绝的母亲天天在埋怨着那个曾经让她多么向往和敬爱的北京。
呵，我的北京，你千年荣耀，何时受过这般屈辱？
而北京本来也是个干净的城市，一个健康强壮的城市。
北京不该接受不公正的指责。
北京是无辜的。
但北京没有避免一场史无前例的瘟疫袭击。
2003年3月1日，301医院
2003年初春的北京，阳光明媚。举世瞩目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九届全国政协会议分别于3月5日和3月3日在这里召开，全市人民喜气洋洋地沉浸在一个特殊的春天里。谁也不曾想到，SARS在“两会”召开之前已悄悄潜入古都。
历史可以记住这个时间：2003年3月1日，苍天刚刚拉开自己的大幕，凌晨1点，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301医院，迎来了第一例SARS。
“我们有急病号，想住院，无论如何请帮忙给安排一下。”一位山西女患者在丈夫陪伴下，急切地请求医生。
医生指指日历：“今儿个是星期六，住院可不好办，怎么着也得周一才行。”医生对患者作了简单的诊断，说：“要不先到急诊病房。”“行行，只要能住下就行。”患者家属非常感激。
SARS使年轻的女病人高烧不断，于是又从急诊病房转到了呼吸科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