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检验师，实验室的病毒分离和细胞培养及传代等现场实验都是由我来完成的。我还有两位同事，他们都是我的战友和领导，一位是林长缨博士，一位是副所长刘海林先生。我们的上级单位CDC的领导们也给予了我精神上全力支持，使我一个弱女子能够面对强大的SARS恶魔而不胆怯，并且按时完成了一项项实验任务。”丁丽新把年轻博士林长缨介绍给我，其实在认识她之前，我已经先认识了林长缨，只是这位年轻博士在抗非战斗中承担的工作太多，那天约定采访他的时间里，他一边还在参加一个SARS科研招标会。采访现场，他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去开会，因此多数时间我是在听女检验师讲述，而这也是我所希望的，因为整个北京SARS病毒实验都是由这位女检验师在做的，她的美丽外表和平静心态更使我感觉与SARS恶魔的搏杀，是那样残酷和惊心动魄。
“有时我特别兴奋得意”
“第一例病毒实验什么时候出的结果？”
“很快。我的分离SARS病毒实验结果大约是在3月13日就出来了。这个时间与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在一个多星期后的3月18日宣布非典的源头是‘副黏病毒科’属同一时间，而要比欧美国家及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个多月后的4月16日正式确认SARS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结果要早些。我所在的北京CDC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实验室只是一个B2实验室，像SARS这样传染力强度的病毒应该在B3实验室，也就是设备更完备和高级的病毒实验室进行。”
条件有限，责任无限。面对猝不及防的灾难，急切需要充满责任的寻找：寻找病因，寻找疗效，寻找科学精髓……
女检验师的生活因与SARS的战斗而发生了变化。
她离开了温馨的家，告别了心爱的儿子，与丈夫通了一次如同生死诀别的电话——
“我可能回不来了。”
“暂时吧？”
“不，也许是永远……”
“不许这样说！”
“可我知道……”
“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住：我和儿子都在家等着你回来，啊！”
她说不下去了。
这一天，她知道几件事：东直门医院的段力军大夫死了，武警医院的李晓红死了，连第一个发现SARS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意大利医生乌尔巴尼也死了，他们都是在拯救SARS患者时不幸被病毒击中而死的……
女检验师也给自己作了最后的打算——她从侧面知道此时单位领导给她和几位做病毒实验的研究人员悄悄买了“意外伤亡人寿保险”。买这样的“保险”在当时是很具悲壮色彩的。那些日子里，丁丽新奇怪地发现单位里所有的人都对她特别的好，同事们跟她照面时总报以特别友善的微笑。虽然平时她与同事们关系相处也很和睦，可眼下大家对她的微笑里总夹杂着另一种东西——那是一种对勇敢者的敬意？还是对行将死亡者的敬畏？
自3月中旬之后的日子里，SARS的疯狂到达了顶点，整个北京城笼罩在凝重的灾难气息中，人们连呼吸都感到极度困难。那段日子里，成批成批的SARS患者的咽拭子标本被送到实验室，需要进行病源学实验和血清分离。丁丽新常常是刚刚做完一批SARS病毒的分离和细胞接种，又一批患者的咽拭子也送到实验台上。按照规定，从病房或者其他地方采集来的患者的咽拭子，必须在六小时之内进行实验，否则就达不到应有的研究价值。
女检验师简直是在与SARS病毒赛跑。
“那时一天不知要进进出出实验室多少回，常常是这一批的病毒刚刚接种上，另一批新细胞的培养又得赶紧跟上。记得最紧张的一天，我在实验室共呆了约15个小时。那时SARS还属于未知病源，全世界都在恨不得赶紧将它弄清楚，因为只有弄清楚了才能对付它。那些日子里，我们根本没时间考虑与SARS病毒零距离接触危险不危险的事，而是千方百计摸清病源的真相。做病毒实验，你又不能急，每一个动作都必须按规程办，动作太轻太重、太快太慢，都有可能失败；时间也必须掌握好，太长太短了同样会前功尽弃。所以每一次从实验室出来，我的手指甲都被‘蒸’得紫紫的，眼睛以下的脸部则因为被口罩盖得像猴屁股似的……”说到这儿，我看到那张美丽的脸庞上露出几分动人的羞涩。
“你们别以为跟SARS打交道尽是悲悲切切的，其实有时我特兴奋和得意。”女检验师忽然满眼发光地给我讲述起她的精彩一仗：“有一次我在一例实验时，发现SARS病毒跟一种小动物的红细胞凝聚了！这个现象太重要了！因为能够观察到SARS病毒与另一种动物红细胞发生作用，就能测出病毒在某种滴度情况条件下发生变异，而这种变化过程往往是我们征服病毒的一个突破口。我能不高兴吗？”
真是战地黄花分外香。当别人在疫魔面前闻风丧胆时，女检验师竟然能英姿飒爽，驰骋风云，指点江山。你我能不佩服？
“他们偏要来陪我吃饭，怎么赶也赶不走”
“还记得最危险的一幕吗？”
“当然。”我的提问，使她的脸色一扫光泽。一阵沉默后，她说：“那次我在做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于某的母亲等人的病毒实验时就出了个意外。于某母亲的病毒非常烈性，其本人诊断后没几天就死了。外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对每一个病毒实验不是做了一次就完事，而是要反复做几次。所有病毒需要进行分离，分离后还要接种在培养好的细胞上，看它成长变异，而且要保证病毒能够至少传上三代才算一次实验成功。那次我进实验室后先将于某母亲等人的病毒液从冰箱内取出先进行冻融，即让病毒液从冰冻状态转化成能够做实验的适温状态。当时是做一批不同患者的病毒实验，因为在实验室时候太长了，当时又没有什么防护服，绑在耳朵上的口罩带子突然一边松脱了下来，我的鼻子和嘴部有一大半暴露在外，而当时我的双手正在操作，是不能随便动的。为了不使实验中断，我不得不坚持下去，直到半小时后把一个阶段的实验做完后才走出实验室，重新戴好口罩。虽然当时我很紧张，可心里还自我安慰着，总不至于吧！哪知当我再次返回实验室，坐定操作台时，我不由大吃一惊：于某母亲的那只病毒液管里不知什么时候泄漏出了一块毒液汁！这就是说，在我刚才口罩脱落时，我的呼吸道口——鼻子和嘴恰恰零距离地面对着一例烈性SARS病毒液！完了完了！当时我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可那会儿我已经进了实验室，而且操作台上的一批病毒实验也正在进行之中，必须等做完了才能出去。一个来小时后，我从实验室出来，便手忙脚乱地赶紧消毒，然后坐在实验室对面的半污染区办公室里，我喘着大气，脑子一片空白，心想这回自己是跑不了啦！因为我知道自己所接触的可不是一般的SARS病人，而是比普通SARS患者传染强度高出几倍几十倍的病毒液！绝对的零距离——不超过半米吧！怎么办？怎么办呢？我的眼泪哗哗而下……”
女检验师满眼噙着泪花，让我仿佛身临其境。
“我敢向天发誓：当时我担心的其实不是我自己的性命怎么样，而是为我的丈夫和孩子担心，我怕他们因我而传染。我爱人他是搞学问的，正在学术步步有成就时，他需要我；我最放不下心的是儿子，他才不到10岁，从小没有离开过我，难道真的我就这样……我不敢往下想。这时，我想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所在的单位是市CDC——北京与SARS战斗的主要指挥机构之一，假如我倒下了，传染给了单位的同事们，那就等于让SARS这个恶魔跑到我们的指挥部里来放下一颗大炸弹！这还了得呀！一想到这，我就赶紧坐起来，拨通了所长的电话。我把事情经过一说，问所长现在怎么办，我半天听不到对方的声音。我急得直跺脚问他怎么不说话呀？所长终于说了：小丁你先不要为我们所里的同志想，至于所里同志的安全我们会采取措施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安全。所长又非常低沉地说，你先好好去洗澡，一会儿我跟沈壮过去。沈壮是CDC应急中心主任，他在这次整个北京抗非战斗中一直冲锋在最前面。他是我们心目中的一条硬汉。我洗完澡后，所长和沈壮他们就来了，我看到他们的脸色异常阴沉，这反倒让我感到自己没什么了！沈壮第一句话就带着命令式地说：你得隔离了！我问要多长时间，他说至少两个星期。我问跟不跟家里人说，他们两个大男人竟然面面相觑地不知如何回答我的问题。我知道他们太为难了，怕我丈夫和孩子听了还不急死嘛！不说吧，一旦我出了事，作为单位领导日后可怎么向我家人交待呢？我看他们为难，便说还是我自己跟家里说吧。可真要让我跟家人说时，我难住了……我说什么呢？那夜，我不知多少次拿起电话又放下，后来吞吞吐吐跟丈夫说了个大概。我问他怎么办，他在电话那头，一直不说话，最后只反问了一句：孩子还小，他怎么办？我当时听完这话，心都要碎了……”
“之后我被强制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