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告诉母亲，我辞掉了可以让我舒舒服服过一辈子的工作，投身到一些在很多人看来都不可理喻的事情中去，但我也告诉母亲，我喜欢现在所做的，我把它当成事业，而不是工作。我还告诉母亲，我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够帮助我的亲人，我的家乡人，和所有的中国人。我计划从四十岁开始写作，写到四十五岁时，我将选择另外一条道路——一条也许给我带来更大危险的道路。
这样的交谈以前也出现在我和其他至亲好友之间，结果可想而知，不是被误解，就是被数落一通，好像我已经误入歧途，不再脚踏实地。可是，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虚弱得说话都不太流利的母亲竟然连连点头，表示对我人生选择的理解。
我想，即使今天写下来，也许还有很多亲戚朋友不相信母亲竟然支持我走那条独木桥，不过我也不想解释了。我在想，今后我一定要面对儿子的质问，他们会问我，爸爸，为什么呢？
我该怎么回答他们呢？答案当然有很多，但我最想告诉他们的则是——因为你们的奶奶。是的，他们的奶奶，我的母亲，那个没有读过几年书的旧社会过来的老人，在我人生最艰难的时候，永远在我身边，在我做出最艰难选择的时候，总是默默支持。她对人世间的认识、对民间疾苦的感受和对生命的热爱，影响我选择了一条我认为是正确的人生道路。
当母亲在交待后事的时候，我们姐弟几个总是强忍住眼泪，这些母亲不可能没有看出来，结果，一个让人惊讶的情景出现了，那就是在母亲一天一天接近死亡的时候，她也一天一天坚强了起来，至少是在我们姐弟面前假装坚强了起来。我当然知道母亲为什么这样做，正如她所说的，你们不要这样，我还没有死，你们就被死亡吓死了。
是的，死亡的恐惧快要把我吓死了。爷爷奶奶虽然也过世了，但我对他们了解不多，也没有住在一起过，母亲是我最亲近的人，也是第一个要离开我的人。母亲的病和即将到来的死亡给我的震撼不是颠覆，而是几乎粉碎了我的世界。以前我的世界里没有死亡，我现在则不得不面对死亡。
于是，我开始追寻死亡的意义。可我越是追寻死亡的意义，越是感觉到死亡毫无意义。没有宗教信仰的我，当时就走进了死胡同。后来我才知道，就在我在《伴你走过人间路》里详细描写了一个城市里的高楼和坟墓分庭抗礼、死人与活人平分秋色后不到两个月，一个叫余虹的教授在《南方周末》上刊登了一张背景是高楼大厦的公墓群碑的照片。不久后，余虹自杀了。而当后来读到余虹自杀前的一些思想时，我惊悚地发现，我当时和他想的几乎一模一样。我惊出一身冷汗。
是什么让我走出了当时余虹陷进去的那个困境？毫无疑问，就是母亲。一步一步陪伴我走出死亡阴影的竟然是正在急速走向死亡的母亲。母亲一再鼓励我，不要太悲伤，你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母亲鼓励了我，可母亲说着说着，目光就茫然了，她老人家宁愿一个人独自承担死亡的悲伤。我知道。
去年清明过后不久，母亲走了。母亲走了，我们强忍的眼泪再也止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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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虽然被死亡带走了，但她并没有向死亡的恐惧屈服。母亲走得很平静，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她常常提到自己的母亲——我的外婆。她说，她的母亲在梦中告诉她，她们在那边都很好。母亲很小就死了父亲，母亲说，梦中外婆说，如果母亲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安心地过去吧，这样母亲就可以见到几乎没有了记忆的父亲。母亲说着，脸上会浮上一层光芒。
母亲走了，她不但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战胜了死亡的恐惧，而且，母亲被死亡带走的霎那，我突然发现，我也不再惧怕死亡。43年前，我也惧怕这个世界，我哇哇大哭地来到这个世界，是母亲用双手和让我安静下来，不久，我学会了笑，对母亲笑……
我不再惧怕死亡，因为不再惧怕那个陌生的死亡的世界，只因为我的母亲已经过去了——她老人家已经过去了，那个世界不再陌生。有母亲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只要母亲在那边，她会把一切都准备好。
我多么想把自己对死亡的认识讲给母亲听，我多么想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让母亲看一眼儿子多么坚强，听一听儿子的讲述。
这个清明节，我点燃一盏灯，照亮母亲回来的路……如果她就在附近，我要悄悄地告诉她：
妈妈，你永远是我生命中的一盏灯，照亮我前行的路！
杨恒均2008年4月5日清明节
我对儿子讲西藏
最近由于俗务缠身，很想暂时既不写文章也不上网。当然网友可以理解为最近敏感的话题太多，如果不想把自己也弄得敏感的话，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不要假装聪明，对什么都来指手画脚一通。真正聪明的作者都明白：有些议题最好绕开来——例如宗教和民族问题，这样你才能永远保持政治正确。
对于我这个业余写手，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虽然网友不停提醒我“你没有权力保持沉默”，可我毕竟不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对不对？我可以突然消失一段时间，我可以借机到世界各地旅游一番，去搞我的国际问题研究，而且，最妙的是，狡兔三窟，我还可以离开东半球到西半球，随着太阳转；也可以离开北半球到南半球，来到最适合人类住居的澳大利亚——那里的季节由于和中国的正好相反，我发现人类最高的理想都可以实现了：你可以选择春夏秋冬——不喜欢冬天的可以一年过两个夏天，不适应夏天的可以一年享受两个冬天。再说，又可以和儿子在一起，何乐而不为？
不过一来到澳大利亚，就发现问题大得很。原来最近一段时间，这里的电视新闻几乎每天都把、中国人权和奥运圣火等当成头条新闻，我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只当没有看到的，也不见朋友，不写文章，不发表议论，可是我的两个儿子却看得清清楚楚。小儿子还可以对付过去，上高中的大儿子就不好办了，而且我感觉到，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好像他老子是来自一个蛮荒之地，来自一个毫无人权可言的国家，来自一个侵略者的国度，来自一个——
躲得过网友，躲不过儿子。一个人可以对全世界隐瞒自己的观点，却绝对不能不对自己的儿子有所交待。我还是不能回避问题——这可是一个集统一与分裂、宗教信仰与民族冲突于一体的超级大问题。不过，既然是对儿子讲，我就天马行空，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吧。
1）小心老子揍死你！
我的两个儿子从幼儿园到小学都是在美国和澳洲上的。他们都有正规的中文名字。当时孩子出生时，远在湖北的奶奶（上帝保佑她老人家在天堂里幸福快乐！）按照家乡农村的习俗给两个儿子取了小名：大儿子叫“铁蛋”，小儿子叫“铜锁”。他们奶奶的意思是有了如此“土”的家乡名字，今后无论在华盛顿、纽约，还是悉尼和伦敦，想忘本都难。
可是——别提了，几年下来，他们的中文一塌糊涂，普通话比我讲得还糟糕，可是英文倒是越来越溜，比那个整天出现语法错误的布什总统都强。我也就只好安慰自己，入乡随俗吧。
在我的记忆中，和已经上到十年级的大儿子铁蛋只有两次严重的冲突。第一次发生在他上小学的时候，事件经过我都详细记录在《父与子》这篇短文中。当时，铁蛋在学校欺负一名来自意大利的新移民，人家的奶奶过来求我们不要让铁蛋欺负她孙子。我真地火了，对儿子动了粗——我想，儿子应该记住了，这一辈子宁肯被别人欺负，也永远不要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三年前铁蛋已经上了初中时。有一天他回到家，说起中国，满脸不屑，甚至使用很重的“恶毒攻击”的语言。我大吃一惊，他说的不是中国的某项落后或者不好，而是表现出对整个中国和中国人的鄙视和愤怒。
我很紧张，问他在学校学了什么。原来，他们正在学习一些和人权有关的知识和理念，老师把中国作为一个违反人权的国家举例了。我后来猜想大概是他们的老师传播了一些有关中国的相当负面的东西，加上儿子当时有逆反心理——反对我这个处处强调中国式教育方法的“中国人”。结果，在我多次解说和辩论后，他仍然坚持己见。
要知道，我自己就一直在批评中国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批评中国和中国人，是因为我是中国人，也热爱中国，我相信中国可以发展得更好，中国人可以更平等、更自由和活得更有尊严。和儿子那段时间表现的鄙视中国的态度有本质的区别。由于儿子一直不听我说，说到中国就用极其负面和不公平的词语，最后我终于使出了杀手锏。我吼道：别以为这是澳大利亚，老子就不敢奏你，你到镜子前面去看看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就算你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你老子我还是中国人！再敢在我面前说中国人坏话，老子就揍你！
当然后来情况改变了，不知道是儿子懂事了，还是我的“爱国教育”起了作用，铁蛋后来再也不和我讨论中国有关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