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握在小人们手里的国家公法，在阴暗心理的作用下，完全切换成满足私欲的工具。
解珍、解宝兄弟打伤了为害一方的老虎，老虎跑到了“乡长”毛太公家的花园。毛太公因为接到了官府的告示，正愁打不着猛虎没法请功，现在老虎跑到自己家里来了，他怎么肯让解珍、解宝取走？因此两下里便动起手来。解珍、解宝有点儿幼稚，指着毛太公骂道：“你赖我大虫，和你官司理会！”谁知道毛太公早已经准备和解珍、解宝“官司理会”了。毛太公的儿子设局捉了两兄弟，理由很充足：“我家昨夜自射得一只大虫，如何来白赖我的？乘势抢掠我家财，打碎家中什物，当得何罪！解上本州，也与本州除了一害！”办案的孔目王正是毛太公的女婿，不由分说，按倒就打，让两个人招供“混赖大虫，各执钢叉，因而抢掠财物”。解珍、解宝也屈打成招，不但案件做实了，而且一场民事纠纷也变成抢劫罪了。按大宋律，抢劫罪要凌迟处死，现在可以对解珍、解宝合法性地进行任意伤害了。
合法伤害权的拥有者，往往是精明的经济人，他们能真正落实以物质利益为中心，采取各种方式将这种权利置换成现金。林冲刚到沧州牢城时，老犯人就介绍说：“若得了人情，入门便不打你一百杀威棒，只说有病，把来寄下；若不得人情时，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林冲是拿着柴进的“介绍信”去的，在交纳人情时除了多得了点笑脸，并没有享受打折或减免的优惠政策。面子只是交易双方的“介绍信”，拿着一张名片或者一页纸就想把事办利索，属于典型的书生思想。可见，面子只有变成可以流通的货币，才能实现其潜在的人情价值。
清朝著名文学家方苞曾经坐过监狱。与他一块上刑的还有三个人，第一个交纳了三十两银子，骨头受了点伤，养了一个多月；第二个交纳了六十两银子，皮肉受了点伤，养了十来天就好了；第三个交纳了九十两银子，当天晚上就活蹦乱跳了。狱卒对方苞传授心得体会说，就是穷得没东西，也要折磨，目的是严肃规矩，防止有人抱侥幸心理。合法伤害权的拥有者都已把这种交易做成一种产业。这也难怪，如果手头的合法伤害权可以用来获得一本万利的收益，那么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和规模效应，就在情理之中了。
并非所有的合法性伤害，都是为了获得政治或者经济利益，对于心理阴暗的人来说，采用合法性伤害可以达到给自己出气的目的。清政府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其中的一个小插曲耐人寻味。李鸿章因为弹劾过翁同的哥哥翁同书，翁同就一直记恨在心。在李鸿章建设北洋水师时，作为当朝帝师、户部尚书的翁同百般掣肘，或以节约为名克扣、拒拨军饷，或鼓动大臣以贪污为名弹劾李鸿章。甲午战争前，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而作为帝师的翁同一力主战。王伯恭曾经劝翁收口。翁说，我正想让他在战场上试一试，看他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治他的余地了。为了能够合法性地伤害李鸿章以报私怨，作为帝王师的翁同竟然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真是卑劣至极。
总的来说，能合法地伤害到别人，须具备这么几个条件，一是能够支配一定的公共权力或者相对稀缺性资源，二是以获得一定的利益为核心，三是心理层面比较阴暗。一旦一个心理比较阴暗的人拥有一定的资源，哪怕是个下水道修理工，都可以不顾你家里污水四流，面对请求名正言顺地说，研究研究再定吧。
现在看来，生存真的需要大智慧，不仅要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难，还要时刻提防那根本就莫可名状的、披着规则外衣的黑暗伤害。
一个小吏的情理法难题
软约束的人情之所以能够战胜硬约束的法理，是因为人们在处理与能够获利的人脉关系相关的问题时，往往采取博弈的心态。
任何人都不希望违反社会正式规则，而遭受到律法的追究和惩罚。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经常会面对情理法冲突而无法抉择，处理不好就有可能陷入泥潭。涉及胡长清案的一位国家工作人员在交代问题时就说，随着交往的加深，胡一次次给他送钱，他都当成了朋友间的馈赠。当胡处在困境时，碍于情面，他觉得作为朋友有义务提供帮助，于是就做出了违反法纪的事情。
与济州缉捕使臣何涛一块吃早茶的郓城县押司宋江，也碰到了这个难题。他的难题不是何涛要找麻烦，而是好友晁盖抢了当朝太师蔡京的生辰纲，成为朝廷缉拿的要犯。如果说宋江的人生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根源就是他在情理法的冲突中迷失了方向。综观宋江的人生历程，他是不愿意与朝廷为敌的。即使在被刺配途中，被接到梁山上，他都不愿意落草。后来上了梁山后，他力排众议，主张“暂居水泊，只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临死前，他还对李逵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尽管他自负“自幼曾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抱怨自己的人生经历“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但体制内良性生存一直是宋江的人生信条。
何涛作为一个缉捕使臣，既不聪明又不称职。晁盖一个小小的“村长”既然敢抢劫生辰纲，肯定是有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和关系网做支撑。他不调查研究就准备下手捉拿，显然不聪明；他不等到郓城县衙上班时，直接与县官沟通情况，就轻易把如此重要的机密，透露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值班人员，显然不称职。宋江听何涛介绍完案情之后，吃了一惊，肚里寻思道：“晁盖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弥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每一个网络都以一个“己”作为中心，社会关系是私人联系的递加。也就是说，中国的乡村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人际关系网络。“陌生人”是很难融入熟人社会中去的，建立相互信任就更加困难了。一个新的负责人到一个地区或者一个组织之内，往往在短期内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受制于旧有的熟人圈子。何涛作为从上面下来的差官，宋江当然很尊敬。但是作为一个外人，他根本没法进入郓城的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也可称为关系社会或后门社会，无数事实反复证明了熟人好办事，以至一些人把它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自古至今，无论办什么事，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找熟人。办一件事情，不是凭制度和原则来处理，完全看来人情的生与熟，关系的深与浅。何涛不明就里地和宋江谈论捕拿晁盖的事，这样办事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事实上，对于宋江来说，决定向晁盖等人通风报信的时候，已经做出了抛国法而选人情的抉择。熟悉公文报送程序的宋江很冷静，对何涛递过来的公文，他先是表示“公文须是观察自己当厅投下，本官看了，便好施行发落，差人去捉，小吏如何敢私下拆开”，利用程序化规则一下子把自己撇清，然后嘱咐何涛“这件公事非是小可，勿当轻泄于人”，显示自己对这项工作很认真。已经“轻泄于人”的何涛只是一名武官，哪懂得小胥吏的这些弯弯绕？还一个劲儿猛夸“押司高见极明”，恳请宋江“千万作成”。
这个时候的宋江是否偷笑何涛的呆傻，已经无从可考。但宋江接下来能以回家“分拨了些家务便到”的借口脱身，然后立即飞马报于晁盖，说明何涛等公人的办事素质，实在不敢恭维。等到县衙上班后，宋江领着何涛见了知县做了汇报，并以“日间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拿”为由，为晁盖等人赢得了充足的时间。在泄密问题上，宋江处理得冷静、合理而又富于智慧，显示了日后梁山“一把手”的基本素质。有这样一个把知县、缉捕使臣玩于股掌的能吏与朝廷为敌，也算是那些庸官的不幸了。
奠定宋江一生命运走向和日后江湖地位的泄密案就这么发生了。宋江终身恪守忠义信条，临死宁愿拉着李逵垫背也不愿意背叛朝廷，应该说表现出对国家法理的无比忠诚。但为什么在捉拿晁盖的问题上，却毫不迟疑地站在了情的一面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软约束的人情之所以能够战胜硬约束的法理，是因为人们在处理与能够获利的人脉关系相关的问题时，往往采取博弈的心态。
宋江和晁盖是心腹兄弟，两者又都有仗义疏财的美名。仗义疏财需要坚强的财力作为后盾，他们之间肯定少不了经济往来。完全可以设想，宋江在对待是否通风报信问题上，有这样的考虑：如果不被发现，他将获得更广泛的人脉关系和经济利益；如果发现了，尽管可能有牢狱之灾作为代价，但此举会让他获得良好的江湖名声。熟于基层政务运作的宋江，私下里认为被发现的可能性极小。事实上，如果宋江不包养阎婆惜，或者刘唐不冒冒失失地来酬谢宋江，抑或宋江早早把晁盖的密信付之一炬，他这个通风报信的“深喉”很难浮出水面。在任何时候，以侥幸的博弈心态处理问题，都难免会付出代价。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宋江作为泄密案的主角，最后还是被阎婆惜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