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的，”王绍德踉踉跄跄地冲出门，三个持枪的日本人迎面叫住他。
这几个人他都认得，两个是五十多岁的老头子，一个是十六七岁的少年，他们的眼珠子通红，枪口还冒着烟。然后，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对话。
那个少年把枪扔给王，问他：“王的，是朋友不是？”
王很害怕，应付道：“是，朋友！”
那少年把衣服拽开，指着胸口，冲王绍德喊：“是朋友，朝这儿打！”
王绍德吃了一惊，看这两个日本老头血红的眼睛，他扔回了枪，不干。那少年冲上来揪着衣襟吼：“大人，孩子，统统死了，我们心不好受哇！”
王问：“是你们杀死他们的？”
“是！”两个日本老头直认不讳。
“你们自己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王绍德愤怒地问他们，扔下他们想到秀子家住的第三排第二家去救人。
“不许动！”那少年举起枪，刚才还“朋友朋友”地速求一死，此时却凶相毕露，吼道，“她们也统统地死了，你去要抢东西，抢东西死了死了地！”
战败之日的日本人（3）
面对这些疯子，王绍德在枪口下，只好慢慢地退出屯去。他看到屯子里的十几个日本男人，都在提着枪四处搜索，敲豆油桶似的枪声一直响个不停。
王绍德离开以后，枪声忽然激烈起来。他打听一下，才知道是附近太平山屯的保安队（大排队）反正了。日本男人都趴在土墙上和保安队对射，有一个没死的女人也来取枪还击。打了一个多钟头，最终日本一边只剩下了一个老头、那个少年和那个女人。那个老头打死了少年和女人，自杀了，整个“鬼子营”大火烧了一天一夜。
方正“鬼子营”的日本人，除了一个到宝兴探亲的女子以外全部死光。
几十年后读这段文字，那种疯狂依然仿佛触手可及。
在当时日本老兵的回忆中，这种类似的疯狂随处可见，但也有些例外。比如，在广岛曾经听到一个日本“衣”兵团老兵渡边淳的讲演，按照他的说法，在战败前，他也是和其他的日军一样疯狂。
当时，渡边的部队驻扎在山东武定，当地经常有抗日军队活动，渡边的部队，每天的事情，就是忙着作战。但是，战场形势的变化，即便封锁，也不可能完全瞒过所有人。渡边和他同伍的日军，也暗中谈论过日本如果战败会怎样这类的话题，最终结果无非是自杀或者潜伏下来抵抗这两种而已。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渡边的部队上下哗然，服从还是继续打下去，军官们争论不休。但渡边等士兵心里，却只有对未来的绝望担心。
与同伍的士兵谈了半天，依然烦闷的渡边走出炮楼，在田埂上一边走，一边抽烟，但心情始终如是。
据点旁边，是一个中国人的村子，渡边忽然鬼使神差地走进村子，走到一家中国人门前。
这家中国人，他是记得的，几个月以前，他曾和另外几个日本士兵到这家“征集粮秣”。当他们要把这家人的粮食全部装上大车拉走时，那家的老汉死死拉住最后一袋粮食不放，口中叫骂，是渡边上来一脚将他踢倒才把粮食夺下来。日本兵用刺刀对这那个老汉的胸口，而倒在地上的老汉，依然对渡边怒目而视。老汉的儿子用力拉着他的手臂，一边对日本兵叩头求饶。
那一次渡边他们并没有杀掉这个老者，因为当时日军下令不要在驻地的村庄随意杀人，以免更失民心。但是，渡边对那个一直怒目而视的老汉，却印象深刻，觉得他是个“好汉”。
这次，渡边就笔直地走到了这个老汉的家门前。
非常巧，那老汉正坐在自家门前吸着旱烟，看到渡边走来，冷冷地转过头去，把脊背甩过来不去理他。
渡边以立正的姿态站在老汉身后，许久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汉始终没有回过身来。
最终，渡边鼓足勇气，对老汉说：“我们打败了。”
老汉微微侧过头来，眼里有些疑惑，有些戒备。看到老汉仿佛没有听明白，渡边尽量慢地说：“我们，日本，打败了，你们，中国，打胜了。”
说完，他很紧张（渡边没有说他为什么紧张）。
那老汉似乎最终听懂了，转过头来，看着渡边，也是慢慢地说：“哦，你们打败了啊……”他的身体慢慢放松，填上一袋烟，看了看渡边，说：“那你就可以回去了啊。”
渡边说，他惊讶地看到那老者的目光竟是十分平和。
那老者又重复了一句：“那你就可以回家去了啊。”
渡边说，那一刻，他仿佛心头被重重地一撞，一时百感交集。
他更惊讶的是，听明白老人那句话里“家”的意思，自己的眼里竟然有了泪。
渡边在演讲中这样说：“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在那一刻，我，又重新成了一个人。”
东京远东国际法庭内外的日本战犯
１9－１登陆的盟军女兵部队举行悼念仪式，悼念在战争中死难的各国军民。她们选择的悼念地点是日本的皇宫门口，以前这里是日本最为戒备森严的地方。
1945年8月15日，最后一个轴心国国家日本向盟军宣布投降，战争终于结束，然而，战争结束后的岁月并不平静。面对残垣断壁和千万无辜的死难者，人们要问，造成战争的罪犯，何时得到审判？正义何时得到伸张？
１9－２东京远东国际法庭的法官们，其中个子最矮，戴眼镜的为带剑渡海而来的中国法官梅汝璈。
在日本的外国新闻记者写道：“法庭上以梅判事最为坚决，以哈尔判事（印度法官，主张全体战犯无罪，理由是“世人需以宽宏、谅解、慈悲为怀，不应该以正义的名义来实施报复。”）最为宽容，大体反映了不同国家在战争中遭受损失的不同。”
东京国际法庭，就是这样一个由各个盟国代表组成，共同审判战犯的专门机构。对于东京审判的过程，我们很多人都已经了解。然而，通过在日本保留的一些已经发黄的照片，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到日本战犯在法庭上下的不同侧面。这些照片多未曾在国内发表过，因此，我将它们发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有些照片反映了战犯的顽固和与我们不同的思想观，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也不做修改。
１9－３押送战犯往返监狱和法庭之间的囚车。
东京国际法庭的审判历时两年半，其间，犯人在巢鸭监狱，每天是怎样往返法庭与监狱之间呢？最初盟军如临大敌，很快发现战败的日本人对盟军的合作“一生悬命”（全力去做），根本没有劫囚车的意思。于是渐渐警卫放松，后期基本就是这样的行列了——前面吉普开道，中间一辆大巴士装着全部出庭战犯，后面两部吉普车压道——一部是占领军宪兵，一部是医疗人员，因为先后有两个战犯在审判中就病死了。
１9－４1945年9月24日早晨的东条英机。当天晚些时候，盟军宪兵指挥官保罗斯少校前往东条英机住宅试图将其逮捕。
日本战犯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很多人见过东条被捕时开枪自杀未遂的照片，但是这一张很多人没有见过。这张照片摄于东条自杀那天的早晨，东条从窗口向守候在门口的记者打招呼，表情哭笑不得。当时他还不知道这天盟军会来逮捕他，但看到这样多的记者纷纷前来，预感事情不妙。东条在老部下的软硬威逼下已经决定在被捕时自尽，但认为切腹太痛苦，于是决定到时候开枪自杀。他甚至在胸口画了开枪时候瞄准的圆圈（每天洗澡后由夫人重画），唯独不知道的是何时被捕。
人云家畜已经进了屠场，唯不知哪天去宰也。
１9－５东条被捕后，美军医生在给他检查牙齿。
在几名美国军医的全力抢救下，东条自杀未遂，甚至还有好几个美国兵给他献了血，然后……审判结束，最后还要把他吊死，真是不嫌麻烦。
１9－６有趣的是，很多战犯都有美军医生检查牙齿的照片，这让我觉得有些古怪。这张照片上的是板垣征四郎。
１9－７东京远东国际法庭允许旁听，这是当时发放的旁听证.
但每证只许旁听一次，如果还要接着听，就要继续申请了。由于新闻界的关心甚至战犯的家属们打破头来旁听（见一面少一面嘛），所以这种证件后来很不好搞到了。
１9－８一个罕见的镜头，战犯竟然在法庭上打盹。
东京国际法庭，是一个严谨的法庭，但惟其严谨，有些清楚的事实也要反复核对，弄得效率极低，东条英机的口供书就重达3磅6盎司，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象。于是，在一些开庭的日子常常是忙碌一天，一无结果。渡过了怕死期的战犯们有些耐不住法庭的进程，在法庭上打盹也就不奇怪了。根据梅法官回忆，当时连宪兵和法警也有打盹的。
１9－９法庭审判的，不仅仅是大人物，甚至还有女性受审。
这是九州大学医学部护士长简井静子，1947年8月她因参与活体解剖被俘的盟军飞行员而被判处五年苦役,由东京审判庭所属横滨战犯裁判所宣判。
１9－１０户粟
不过这一张里面的，也是大人物。这个不起眼的女子，就是二战中大名鼎鼎的“东京玫瑰”户粟，她是日本对美英语广播的主要播音员，因为声音甜美，善于瓦解美军军心而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