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钟就命人将圩田都改小到五百亩左右，圩旁开一道水渠，和河道相通，这样在圩田里抗旱排涝就都容易多了。从此，苏州地区的旱涝灾情大大减少。
虽然宣德七年春天苏州府发生了比较大的水灾，但是苏松等地当年的秋粮却取得很好的收成。恰逢朝廷有旨，令各地储粮以备饥荒时赈灾用，况钟就在周忱的支持下，建立了济农仓。济农仓的存粮最多时曾经达到过六百九十万石。宣德八年（1433），苏州府发生了大面积的旱灾，一百三十多万人受灾，济农仓这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宣德九年（1434），苏州府再次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由于济农仓存粮充足，灾民也都得到了救济。济农仓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况钟的有效管理是分不开的。况钟对仓粮支拨的标准、借贷的数目，都有明确的规定。后来苏州府所属各县也都建立了县级的济农仓。况钟在苏州府知府的任上长达十三年，虽然期间苏州地区发生了各种灾情，但是灾民没有饿死的，苏州地区也一直比较安定，这与他建立济农仓并使之充分发挥作用有很大的关系。
苏州民间素有好诉讼的习惯，百姓无论事大事小，动辄赴京告状，还经常一件案子牵连数件，株连几十人上百人。这不仅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还耽误了农事。况钟上疏奏请百姓告状之事都由巡抚审理判处。于是，苏州府赴京告状的老百姓少多了，有了诉讼一般也就由况钟审理。此外，况钟对到府的御史巡按肆意妄为的行为也进行了整治。此后，到苏州府的御史巡按，行为都有所收敛。
况钟虽然是书吏出身，没有读太多的书，但是他却很重视修建学校，培养人才。苏州府所属各县的学校大都狭窄阴暗，容纳不了多少生员。宣德九年，况钟自己筹集经费，没有向百姓摊派任何费用，仅用半年时间，就重新选址将吴县的儒学重建起来。新建后的儒学规模要比原来大得多，共有房间二百三十多间。朝廷重臣杨荣亲自作《吴县儒学重建记》，以示纪念。从正统初年起，况钟又开始大规模地扩建苏州府的儒学，历时三年，建成后的苏州府学很是宏伟壮观，房间数百间。这些学校为府、县的生员们提供了良好的读书条件。况钟对本府儒学的教材也亲自过问。后来很有影响的明代宣德苏州府儒学刻本《四书详说》，就是况钟命人刻的。况钟对读书人也多礼让，从不以高官自居。他对那些家境贫困的书生慷慨资助；对那些才学优长、行为端方的青年儒生，他大力向朝廷推荐。其中有一个叫邹亮的儒生，很有才学，向况钟表达了希望能被其提拔和推荐的意愿。这时，况钟收到了诋毁邹亮的匿名信。况钟认为写匿名信的人是没有真实证据的，否则他完全可以当面对质，因而况钟说：“是欲我速成亮名耳。”他立刻写了奏章，向朝廷推荐邹亮。邹亮果然是个人才，以里巷布衣从九品的吏部司务做起，后来累官至监察御史。况钟慧眼识人，功不可没。
就在况钟二任苏州府期间，宣宗朱瞻基去世，英宗朱祁镇登上皇位，年号正统。到正统四年（1439），况钟任苏州府知府已经九年，应任满离苏。况钟在两任苏州府期间，实心任事，为百姓排忧解难，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安定。上至朝廷，下至百姓，大家对况钟的政绩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况钟对此也甚感欣慰。他对苏州府的百姓也有浓厚感情，临行前感慨万千，赋诗道：
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
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酾（shī)酒密如泉。
又云：
父老牵衣话别间，空烦扶杖出重关；
相逢知是何年事，珍重无忘稼穑艰。
一些州县的百姓特为况钟建造了生祠，并把他的画像挂在里面，以表达他们对况钟的爱戴之情。
三任苏州府。在况钟任满离苏赴京之后，苏州府的百姓很怀念他，于是又有一万八千多人联名上书，请求让况钟连任苏州府知府。此时，当年和况钟一起被选中出任各地知府的八人中，松江府知府、常州府知府、吉安府知府都已九年任满，因为这三人也都政绩显著，当地的百姓都要求他们连任。就这样，况钟和这三人一样都继续担任原职。次年正月皇帝下旨，命况钟“升按察使正三品职俸，署苏州府事”。这是自明朝建国七十余年来所没有的规格和礼遇，是皇帝对况钟卓著政绩和良好操守的褒奖。苏州府本来就是个富庶的地方，再经过况钟多年精心治理，更是呈现出吏治清明、物阜民丰的大好局面。况钟三任苏州府期间，按章办事，将他所开拓的良好局面保持下来。
正统七年十二月（公历已是1443年），况钟卒于任上，终年六十一岁，在苏州府知府任上长达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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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贯》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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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钟只是明朝无数官员中的一个正四品的苏州知府，但是《明实录》中有他的记载，《明史》中有他的传记，而他的事迹更是散见于当时的各种笔记杂谈。由此可见，况钟在明代社会中是有很大影响的。至于后人对况钟的了解，主要是受到以况钟为题材的传奇《十五贯》的影响。这个故事是清初戏剧家朱素臣所写，大概内容是这样的：
有一对姓熊的兄弟，家境贫寒，兄友兰为船工，弟友蕙在家读书。因鼠患，弟弟在饼中投药灭鼠，老鼠却将饼衔到邻居家，又将邻居家的金环衔来熊家。友蕙正愁无米下锅，即用金环去换米，邻居却因吃饼中毒而死。衙门以金环为证，认定熊友蕙与邻居童养媳侯三姑有奸情，故合谋杀其夫，要将二人问斩。
熊友兰闻讯，立刻借十五贯钱前去营救。有一屠户尤葫芦也借钱十五贯回家，养女苏戍娟问哪来的钱，尤葫芦戏说是她的卖身钱。苏戍娟惊惧之余，逃出家门，偶遇熊友兰，结伴而行。窃贼娄阿鼠潜入尤家，杀了尤葫芦，偷走十五贯钱。案发后，问官以友兰所带的十五贯钱为证，断定是熊、苏二人杀人盗钱而私奔，也问死罪。苏州府知府况钟奉命监斩，临刑四人均高呼冤枉。况钟觉得有疑窦，临时决定停斩。后况钟亲自勘察现场，在鼠穴中发现面饼。又微服查访，抓住真凶娄阿鼠。四人的冤情得以大白，均告无罪，最后还成全了两对好姻缘。
在这部戏里，作者重点突出了况钟重视调查研究、认真负责的精神，不错杀好人，也不放过真凶，描绘了况钟作为一个清官和一个为民伸冤的好官的高大形象。朱素臣根据清初百姓对况钟的敬仰和爱戴之情，结合民间的一些传说编写了传奇《十五贯》，并很快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那么，历史上的况钟是否真的断过十五贯这个案子呢？有的专家曾经认真考证过这个问题，主要从这两方面来看：
首先，况廷秀作为况钟的后裔，在他所作的《太守列传编年》一书中，只是粗略介绍“有熊友兰、熊友蕙兄弟冤狱，公为雪之”，没有举出任何史料以证明况钟确实断过十五贯疑案。况廷秀也仅仅是道听途说而已。
再者，联系明朝当时的实际情况，故事中的主要情节与现实是不符合的。熊家兄弟是在无锡县被判死刑、经过常州府复审的人犯，是不大可能到苏州府来问斩的，更不可能由苏州府知府况钟来监斩。
以此看来，《十五贯》传奇有可能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出发，结合历史素材，采集部分民间传说，综合整理而成的，历史上的况钟与这个传奇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为什么传奇中要塑造况钟这么一个清官、好官的形象呢？这还要与明清两朝的吏治环境结合起来看。况钟三任苏州府知府，为官清正，颇有政绩，被百姓称为“况青天”。到了明末，吏治的腐败，已经积重难返。百姓在贫困中挣扎，他们都渴望能够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等到改朝换代，成了大清国的子民，他们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朱素臣的《十五贯》传奇自一问世，就广为流传，就表明了百姓对当时朝廷吏治腐败的现状强烈不满，以及对况钟那样的“青天”的渴望。他们呼唤能够为民伸冤、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好官。况钟的身上就被百姓寄予了这样美好的愿望。因此，况钟在他死后仍被百姓所怀念和爱戴。至今，在苏州的文物古迹当中，还有一座位于西美巷的况公祠，供人瞻仰和凭吊这个五百五十多年前的清官、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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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廖志豪：《况钟与周忱》，中华书局，1982年
（2）蒋星煜：《况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于谦于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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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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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在五百四十多年前发生过一场异常惨烈的北京保卫战。在刀光剑影中，拯救国家于危难之时、力挽狂澜的人，却是一位文弱的书生——于谦。虽然战争的烽烟已随着历史远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那个立下丰功伟绩的民族英雄于谦，也不能忘记那个两袖清风的清官于谦，更不能忘记那个身赴刑场的悲剧人物于谦。
于谦是明朝历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大臣，以拯救民族、国家命运为己任，其一生配得上《明史》中“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的赞语。他的命运与明朝中期两件大事变（土木之变与夺门之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前后的境遇却截然相反，可谓悲喜两重天，令人感叹不已。
于谦，字廷益，浙江钱塘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