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森恐怖的第六病室可以说是专制俄国的缩影。作者鞭笞了知识分子的苟且偷安，批评了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带阁楼的房子》(1896)通过一个画家的恋爱悲剧，批判了民粹派的“小事”论，但作品中笼罩着浓郁的哀愁情调。
这个时期，契诃夫对知识分子的庸俗猥琐的生活也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姚力奇》(1898)叙说青年医生姚内奇到外省行医，和当地知识分子屠尔金一家相交往。这一家人把一切都安排得似乎美满得体，丈夫、妻子、女儿各有自己的“艺术天才”，经常有客人来欣赏他们的表演。但无论是主人自我陶醉的表演，还是客人附庸风雅的爱好，都只为了掩饰他们的空虚无聊。作者用精巧的性格描写，揭示了姚内奇从一个有朝气的平民知识分子堕落为毫无理想、对平庸生活心满意足的资产阶级奴仆的过程。《套中人》(1898)写一个小城的中学古希腊文教员别里柯夫，他在晴天也穿着雨鞋，带着雨伞出门，习惯于把一切日常用具装在套子里面。他与世隔绝，好比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却喜欢到处告密，长期危害了这个小城居民的自由，小城的生活因而变得死气沉沉。他也想到结婚，但害怕“生出什么事来”，久久不敢向女方求婚，后来看见她竟骑自行车上街，认为太不体面，因此和她哥哥争吵，从楼梯上被推下来，不久即死去。在专制制度濒临崩溃的年代，作者痛感改变俄国现状的必要，塑造了别里柯夫这一典型。他是官方制度的维护者，告密的小人，“他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一切新事物，害怕一切超出平凡庸俗的生活常轨以外的东西。”作者认为，知识分子的猥琐生活同样是一种“套子”，它窒息了他们的创造精神。
契诃夫对农民问题也很关心，在中篇小说《农民》(1897)和《在峡谷里》(1900)中，描写了农民的贫困生活和资本主义在农村的渗透，但他笔下的农民都很软弱，缺乏反抗精神。
契诃夫写了许多剧本。他的独幕剧带有通俗笑剧的特点，主要通过日常生活中喜剧性的事件嘲笑小市民和地主的鄙俗无耻，其中较有名的是《蠢货》(1888)和《求婚》(1889)。
契诃夫的多幕剧的主人公大都是外省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希望在艺术上有所成就(例如1896年写的《海鸥》的女主角)，有的幻想从资产阶级手中拯救俄国的森林为后代造福(例如1897年写的《万尼亚舅舅》中的乡村医生)，有的憧憬一种“正直健康”的生活(如《三姊妹》，1901)。他们的个人抱负都不能实现，这使他们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幸似乎有着某种社会原因。总的来说，契诃夫的多幕剧曲折地反映了革命高潮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作者本身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欣赏这些人物的所谓正直、敏感和幻想，同情他们的命运，而对于他们脱离人民、脱离实际的致命弱点，没有给予足够的批判，有时甚至开脱了他们自己应负的责任，认为在当时的俄国没有他们值得为之奋斗的英雄事业。《樱桃园》写于1903年，这已是1905年革命的前夜，剧本的基调比较乐观。贵族地主朗涅夫斯卡娅和她的哥哥戛耶夫在空虚、放荡的生活中挥霍了全部钱财之后，为了偿还债务，不得不把樱桃园拍卖给企业主、商人陆伯兴。作者通过朗涅夫斯卡娅这种徒尚空谈、毫无实际行动能力的人物，揭露了地主阶级的寄生和腐朽，以及他们的必然灭亡；同时通过陆伯兴这种商人，说明资产阶级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贬斥他们是“碰见了什么就要吃掉什么的凶猛野兽”。契诃夫怀着乐观的情绪看待旧时代的灭亡，期待新生活的到来，他借平民知识分子、大学生特罗菲莫夫之口说出了这一点。但是，未来的新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要依靠哪个阶级才能予以实际，对这些问题，他并没有明确的答案，虽然当时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这明显地表现了他的思想局限性。
符拉季米尔·加拉克齐昂诺维奇·柯罗连科(1853-1921)生于小官吏家庭，七十年代上大学时受到民粹派运动的影响。1876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一年后获释。1879年再度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在农民中生活了多年，还当过鞋匠，直至1885年才获准迁居下诺夫戈罗德(今高尔基市)。
柯罗莲科从八十年代开始写作，发表过许多中、短篇小说和论文。他的作品主要是反映农民的艰苦境况、无权地位和他们的觉醒，也描写了手工业者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日益贫困的生活(《巴甫洛沃特写》，1890-1897)，以及为真理和自由而奋斗不屈的人们(《奇女子》，1880)。柯罗连科具有民粹派的思想倾向，不理解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但由于他熟悉农村的情况，不像民粹派那样美化半封建的农民公社。《马卡尔的梦》(1885)叙述农民马卡尔受压迫的一生，表现了他的反抗意识的萌芽。《嬉闹的河》(1892)写一个摆渡船夫九林，他平时显得冷漠、消极，但当河水泛滥，渡船遇险时，他立即振作起来，镇定地指挥船上人与急流斗争，使渡船脱离险境，显出了英雄气概。
柯罗连科最著名的作品是富有哲理意味的《盲音乐家》(1889)。这部中篇小说描写一个有音乐才能的盲童，起初常为自己的生理缺陷而苦恼，后来认识到，无论条件怎样艰难，人都应该积极地参加社会生活斗争，为苦难的人民出力。他终于和一群盲艺人一起走向民间，在为人民歌唱的事业中得到幸福。
柯罗连科晚年创作了他最长的作品《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1905-1921)。这是一部回忆录性质的小说，介绍了十九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俄国社会的发展情况和重大的历史事件。
柯罗连科把自发反抗的农民形象引进俄国文学，强调用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这是他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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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国文学和高尔基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俄国资本主义也于二十世纪初发展成为帝国主义。但是，俄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同，它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是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保存大量封建农奴制残余的情况下进行的，列宁认为它是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这时的俄国，贵族地主阶级仍然掌握着国家政权。资产阶级十分软弱，只能依靠沙皇政权的保护来求得发展。而沙皇政府为了推行霸权政治，参加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斗争，也需要发展资本主义。于是，俄国资产阶级和沙皇结成了反动同盟，推翻俄国专制制度的历史任务就落到无产阶级身上。
自从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以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得到蓬勃发展，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俄国。1900年列宁创办了《火星报》，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作好思想准备。1903年，在和各种机会主义的激烈斗争中，形成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无产阶级举行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和武装起义，农民也纷纷暴动，起来响应。这次革命虽然没有取得胜利，却沉重地打击了沙皇制度，成为十月革命的一次总演习。在1908年开始的斯托雷平反动统治年代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同路人动摇变节，修正主义思潮泛滥，颓废文化猖獗。布尔什维克党在艰苦的条件下聚集革命力量，列宁开展巨大的理论工作，在哲学、政治、文艺等领域中粉碎了各种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潮，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在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战斗口号，深入发动群众，在1917年2月资产阶级革命后不久，于同年10月在列宁领导下举行起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俄国文学充满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其中有三个主要潮流，即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颓废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
九十年代，除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等仍继续创作外，还出现一批新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绥拉菲莫维支、魏列萨耶夫(1867-1945)、《库普林》(1870-1938)、安德列耶夫(1871-1919)等。他们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俄国社会生活的特点，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疯狂掠夺和沙皇军队的残暴。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世纪初，高尔基通过“星期三文学联合会”和知识出版社，团结了后起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他们的创作产生过良好的影响。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1905年革命时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思想分化日益明显。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安德列耶夫等人倒向敌对阵营，和颓废派合流；库普林等悲观绝望，在创作中表现了显著的自然主义倾向；绥拉菲莫维支从1905年就开始描写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后起的阿列克塞·托尔斯泰(1883-1945)则仍然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批判腐朽没落的贵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