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农出身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雷宾是小说着意塑造的另一个形象。他受到沉重的剥削和压迫，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但由于身上的狭隘的农民意识，又有民意党和机会主义者对他的影响，他起初不相信工人革命者和革命理论，只相信农民“自己的智慧”。他走着个人反抗的道路，不能不处处遭到失败。后来在党的争取和教育下，他认识到革命理论的巨大作用，迫切地要求巴维尔给他革命书籍。他在斗争实践中，终于接受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道。
此外，小说还描写了一群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
《母亲》是俄国无产阶级文学中第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也是体现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实现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一部典型作品。但书中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安德列在工人们杀死沙皇密探后流露了人性论的观点，而作者却对他的脆弱和动摇加以渲染，批判得也软弱无力。雷宾的“造神论”思想在书中也没有被充分驳倒。
《母亲》最初发表于美国杂志，1907至1908年，先后在欧洲许多国家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对于国际无产阶级文学，都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1907年，高尔基到伦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列宁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此后直到1913年，他定居于意大利喀普里岛。那里聚集了各种俄国政治流亡者，波格丹诺夫和巴扎罗夫等人进行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活动，鼓吹马赫主义哲学，力图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高尔基没有认清他们在政治上分裂党和麻痹人民的危害，接受了他们的一些思想影响。他在中篇小说《忏悔》(1908)和后来写的一部分政论、文学论文中，表现了造神论的观点。他抛开神的观念的历史内容和阶级内容，认为这个观念曾起过一些好作用，说神虽然不存在，但要制造一种新的对神的信仰(如对人民的宗教式崇拜)来代替旧的宗教，以鼓舞人民的斗争和创造精神。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神的观念永远是奴隶状况(最坏的、没有出路的奴隶状况)的观念，它一贯麻痹和削弱‘社会感情’，以死东西偷换活东西。神的观念从来也没有把‘个人同社会联系起来’，而是一贯用对压迫者的神圣性的信仰来束缚被压迫阶级。”在列宁的原则性的批评和多方面的关心帮助下，高尔基在1913年以后克服了这一政治性的错误。
1913年，高尔基按照列宁的指示，利用沙皇大赦的机会，回到俄国。在革命重新高涨的年代，他作为一个声誉卓著的无产阶级作家，展开了巨大的文化组织工作和文学活动，编辑了《无产阶级作家选集》、俄国一些民族文学的专集和《编年史》等杂志，并主持《真理报》的文艺栏，积极为党的报章杂志写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在1908-1917年的十年间，他对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堕落和猖獗一时的欧洲颓废文学潮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和俄国文化界许多进步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帮助他们接受社会主义。
这一时期，高尔基创作甚多，有描写革命斗争和歌颂人民的中篇小说《夏天》(1909)和故事集《意大利童话》(1910-1913)；有揭露统治阶级及其仆从的反动面目、批判小市民庸俗生活的剧本《末裔》(1908)、中篇小说《奥库罗夫镇》(1909)、《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1910-1911)等；还有自传体三部曲中的前两部《童年》(1913)、《在人间》(1916)，以及一些关于俄国作家的回忆录。
《意大利童话》包括二十七篇故事。其中一篇描写意大利那不勒斯电车工人在广大群众支持下，取得了罢工的胜利。另一篇写热那亚工人为支援巴马的阶级兄弟而罢工，把他们挨饿的孩子接来抚养。作者强调无产阶级团结的力量，指出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形成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和集体主义。还有一篇故事写辛普朗隧道工人，他们确信劳动可以使人成为无敌的力量，工人阶级的一切希望必定会实现。另一篇写一个普通工人向工程师宣传社会主义，认为做一个社会主义者比为资本家服务的工程师来得高尚。这部作品充满了革命和劳动的豪情，反映了工人运动重新高涨时期的革命士气。列宁认为这部作品是“精彩的‘童话’”和“革命传单”。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高尔基的活动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他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杰出建设者之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高尔基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列宁在二十世纪初就说高尔基“用自己的艺术天才给俄国(而且不仅仅是俄国)的工人运动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益处”，他“同俄国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结合得太牢固了”，“高尔基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