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博尔赫斯在小说里多次提到中国，据说他晚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
到中国来，他对中国，对中国的老庄哲学深感兴趣。但我觉得，博尔赫斯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西方”作家。虽然他并不住在欧洲，虽然他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先驱和大师。只要对比一下拉丁美洲和欧洲的语言、宗教等等，你就不难发现，它们之间血肉难分的血缘关
系。我想也正是这种文化上深刻的血缘关系，才使得拉丁美洲的文学很自然地在欧洲和北美引起了“爆炸”。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所引发的文学，无论作家、作品，还是数量和规模，都并不低于拉美的“爆炸”．但至今欧洲和北美人对其所知甚少。除去许多“时势”的偶然因素外，我想，更多的原因是东西方两大文化所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类智慧，这两大智慧的沟通和理解还需要更多的时间。登上一个台阶和登上一座高山所耗费的精力和时间，自然大不相同。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受到了博尔赫斯的影响。凭心而论，我对自己的《旧址》在形式上的努力并不满意。我总在想，我是不是可以在形式上走得更远一点。我总觉得没有把握好，我也许可以做得更彻底。离‘‘写实”更远，离寓言和“写意”更近。可惜我没有做好，如果再写一次，也许能做得好一些。但我认为形式绝不是一种外在的技术性的操作，形式应当是艺术家内心世界自然而真诚的流淌，在此，任何一点做作和生硬都是对作品和作者本人的埋葬。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太容易被“时髦”淹没的时代，我宁愿更相信自己的内心和感情。
6．你的女性人物塑造流露了你对她们的偏爱，为什么?
答：和男人相比，女人更少理性，更富于生命直觉和情感投入。做了母亲的女人尤其如此。但理性和情感相对于人很难说清它们孰优孰劣。男人、女人都是人。或者说男人和女人加在一起，才有一个相对来讲完整一些的人性。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偏爱女性人物，也许
下一次，我会写一个完全没有女人的小说。我还是希望能够写好它。
7．你写很多杀人和被杀的场面，想表达什么?李京生最后的出国除了与姑母见面而外，还有什么用意?
答：一部人类的历史，几乎可以看成是一部屠杀的历史。常常是这些人为了表达和贯彻这样的意志杀了那些人，过了一段时间，那些人为了表达和贯彻那样的意志又杀了这些人。到头来，历史却抛弃了所有属于人的所谓意志，让那些所有泯灭的生命显得孤苦而又荒谬。
我不知道杀人这种事情，是不是真的也是人性中永远摆脱不掉的本性。尽管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大道理都是和杀人作对的，可人类从来就没有消灭过屠杀，哪怕只消灭一天呢。我知道连这一天的希望也几乎是妄想，惟其如此，才深觉彻骨的悲凉。
我已经说过了，我的小说不想对社会是非做判断，也不想对历史是非做判断，不仅是不想，更是觉得不能。不相信任何判断。我的小说里是写了不少杀人的场面，我写了这些人杀了那些人，又写了那些人杀了这些人，我写了在这些以人血涂写的历史中的人的悲凉处境；我想或许在这处境的表达中，可以看见人，可以看见中国人精神和情感的历程。我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死了，他们并非是作为英雄而死的，他们只是在时间的长河里死在历史之中了。他们不这样死，也会那样死。只是这世世代代永无逃脱的死，这死的意义的世世代代的丧失让我深感人之为人的悲哀。
李京生没有死，李京生远离祖国和家乡所看到的，也还是亲人的丧失和死亡。他在接到那份姑母的死亡通知单之前，已经眼睁睁地看见了自己这个亲人的丧失。这“丧失”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比死亡来得还要彻底。我不知道我对李京生这个人物有什么明确的“用意”。
他也只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当中的一个，有所不同的是，在所有别人已有的悲哀之外，他更有一种离根的漂流之苦。他所丧失的，他所感受的，更是一个中国人面对世界时更为广意的丧失和感受。
一个作家写完了小说之后，再来给自己的人物做解释是件很拙劣的事情，他肯定是越说越糊涂，所以还是别说了。
8．你认为文学应当如何表现(中国的)历史?
答：这又是一个不宜于回答的问题。我想，有一万个作家，就有一万个表达历史的形式和方法。不过在这我倒是可以谈谈我对历史这两个字的理解。历史是什么?对历史最简单的界定就是：历史都是过去的事情。既然是过去的事情，我们就只有依靠记忆来留住它。不
管是把它刻在石碑上，还是写在书本上，还是存在电脑里，都是记忆方式的变种和扩大。尤其当你面对着图书馆的书山字海，面对着计算机不可限量的天文式的储存，你不能不对人类的记忆功能叹为观止。即便如此，人类所留下来的还仅仅是一部残缺不全缺章短页的历史。这并非人们不去记忆，而是人们根本就没有完全记忆历史的能力。最近，我看了几本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回忆录。对于“文化大革命”当中这完全相同的经历，每个人回想起来的时候，有的充满了青春的浪漫，有的一字一句都是控诉和批判，有的伤感满怀不堪回首。有的依然认为那是理想的英勇实践。因为我自己也是个知青，所以我才特别强烈地感觉到，同样一段历史，当它被人们记忆的时候，竟然是如此的千差万别黑白难辨。所以我不相信真的会有一个所谓统一的“真实”的历史。所以我更不相信文学可以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历史。所以我不愿去做这徒劳的努力。我知道那个井底下的月亮无论怎样努力也是捞不上来的。因为我放弃了那个“真实”的历史，所以我便一意孤行地走进情感的历史，走进内心的历史。在其中，我徜佯徘徊．长歌当哭，我以我的文字组成我的小说，我又被我的文字组成血肉难分的真实的我。
行文至此，忽觉心事浩茫。深深感到，与陶潜先生“欲辨已忘言”的情怀绝然不同的文字操作者的苦衷。你的表达惟有求诸于文字，你的表达又不得不束缚于文字。这就是为文者的宿命。有时就想，陶渊明在“欲辨已忘言’’的境界中舍弃语言，曹雪芹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苦炼中穷尽语言，都是为了把那根束缚的缰绳扯到极点。他们各自在自己“舍弃”与“穷尽”的文字之旅中，走到了生命的极限，也表达了生命的极限。有他们在前面，既给后来者留下了路标，也给后来者留下了难以翻越的高山。但我们必须去翻越，我们只有去翻越，我们只有在艰苦的翻越中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才能留下自己生命的足迹。
忽然间，在你的询问之下写了这么多的话，到底是否真的把心底的感受全都表达了，亦或表达的是否全是“真”的?我不敢肯定。
——既如此又何必喋喋六千言?想想也真可笑。
就让我们先谈这么多吧，如果再不停止，这篇文章就会太长了。谢谢你对我的小说倾注了这么大的热情和关心。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于太原家中
①粱丽芳博士L缸long LeIlIlg．女，加拿大亚尔伯达大学Univermtyd Alber~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正在进行一项囊括百名作家的“中国当代作家及作品评介计划”，最近刚刚出版了（从红卫兵到作家）一书，书中对有代表性的“知青”作家做出评介并刊出采访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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