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这理由现在看起来多少有点奇怪，嫌人家找的姑爷是少数民族，其实对方好歹也是个小王子的说，要现在不知道多少人宁愿倒贴也要嫁出国去，咳咳，时代不一样^_^ 调查结果二人罪名均告成立，双双被贬外放。不过褚遂良很快就官复原职（顾命大臣到底不一样），许敬宗虽然后来也被召回京师，却只能去弘文馆继续写他编不完的历史书，被排挤出决策圈之外。既然政治中枢已无异己存在，自然同心协力，年轻天子初登大宝，自信心严重不足，也表现得相当合作，对于两位辅弼大臣十分尊重，所奏无有不准，“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就是说克制自己，听从二人的教导，史家用词真是精妙无匹，值得人再三回味^_^
不过，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确实执政经验丰富，很有治国能力，政治修明，加之天公作美，故永徽年间，边陲安定，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号为永徽之治。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其一是唐律疏议的颁行，其二是五经正义的统一。很多人都知道，唐律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有罗马法，东有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核心，唐律一方面是后世各朝修订法律的楷模和蓝本，之后历代修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都未超出唐律的范围，另一方面也对东亚诸国，诸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古代法制产生过巨大影响。而我们所称的唐律，正是于永徽年间制定并颁行的唐律疏议。永徽初年，长孙无忌在《武德律》、《贞观律》的基础上，正式完成了基本法典《永徽律》及“律疏”的制定。二者溶为一体，称为《永徽律疏》，经皇帝批准，颁行天下。此后，唐朝其他皇帝再未做过较大的修订。因此，《永徽律疏》就成为唐律的代表，后世称为《唐律疏议》，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封建法律的最高成就。唐律体例完善，结构严谨，用刑持平，某些方面比如对变相贪污受贿罪的认定和量刑甚至到今天仍有借鉴作用，是大唐王朝留给今人的一份极为珍贵的瑰宝。
而五经正义的修订则是延续太宗朝未完的事业，两汉经学大盛，然派别众多，各存门户之见。至大唐太宗皇帝尊祟儒学，对经学亦极留意，认为经籍文字多有讹误，为害后学非轻，遂于贞观四年，命颜师古考定五经，定为五经定本。其后，太宗又以经书章句繁杂,复诏孔颖达撰定五经义疏，名为五经正义，至贞观之末仍末完成。高宗永徽二年，诏令学士复以考正，于是长孙无忌诸人便就原书加以增补，作为定本，于永徽四年诏颁全国，定为国学，规定科举取士皆以正义为标准，就是相当于现在公务员考试有了统一标准教材^_^ 要想当官出人头地，就必须熟悉五经正义了，这是继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把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直接和文人的仕途联系起来，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进一步加强。而另一方面，自《五经正义》修定后，诸经文字由此划一，学术思想的定于一尊，也有助于政治上的统一及稳定。
由此可见，永徽之治的出现长孙无忌当居首功，他在立法、行政、文教各方面所作出的贡献都是无以伦比的。而李治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他继承了父亲善于纳谏、赏罚分明的作风，对于吏治，特别是地方吏治，尤为看重，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贞观末期重中央而轻地方的弊端。登基伊始便下令禁绝各州县贡奉，召集各地朝集使，称：“朕初即位，如有政令让百姓生活感到不便的但说无妨，如果时间不够，可以回去写奏折呈上。”之后每天召集刺史十人入阁，询问当地民生状况及政令执行情况。另外还值得一赞的是李治的勤政，永徽年间日日上朝，想想年复一年天天四五点钟就起床，还真要点毅力和干劲。可是，渐渐地，李治发现，尽管他勤政如故，自己能做出的决定却似乎越来越少——权力已经不知不觉地转移到了长孙无忌的手上。
人们或有这样的疑惑，封建专制制度下不是君主绝对集权吗？怎么还会发生大权旁落这种事？这话也对也不对，诚然名义上所有决定都由皇帝下达，然而拟定各项政策的主要还是大臣，宰相为百僚之首，“总百官，治万事”，其职权范围涵盖甚广。唐代的中央集权，比秦汉又有加强，由独相制变成了群相制，军国政事要全体宰相商议通过后上奏，皇帝要做的往往只剩下是批准与否，倒是和现代西方的议会制颇有相似之处。而首席宰相，唐代称为“秉笔宰相”，辅弼天子，实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单以用人而言，宰相有权升迁黜免三品以下官员（当然要报经皇帝批准），考虑到宰相自己也不过三品官，一、二品官多只示尊荣而无实权，就可以知道宰相的权力有多大了。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王皇后舅父柳奭罢相之后，接下来提拔的仍然是反对废后的韩瑗和来济，因为名单本来就是由宰相提交的，皇帝也就是画圈和不画圈的份儿。如果不同意，宰相又提交另外两个估计皇帝可以接受的人选而已。也有皇帝自己选官的，称为“诏选”，但并不常见。马周白衣入仕的故事之所以出名，也是因为太过稀少的缘故。具体国策基本也是由中书省拟定，集体讨论通过后转交门下省审议复核，再上呈皇帝批准，转交尚书省执行，即所谓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不太强势的君主会感觉十分被动，因经中书门下呈上来的奏章基本已代表全体大臣的意见，如要反对会感到很大压力，犹如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动用最后否决权，使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很尴尬地站在整个官僚机器的对立面。
不仅如此，皇帝的命令也同样需要政事堂宰相商决附署，中书省草拟诏书，门下审议通过后才能生效。唐代政治较为开明，屡屡有皇帝诏令被驳回之事，门下省官员甚至直接在诏令上涂改而奏还，称为“涂归”。敢于封驳的官员被视为“劲节”而广泛受到时人的称赞，唐代颇有些干这种事出名的人物，要升官这也是政绩之一，而不敢封驳的则被视为碌碌无为迎奉阿旨的庸人。后来武后废中宗，软禁睿宗，正一门心思想当皇帝，知道诏旨在中书门下会遇到麻烦，索性绕过去直接下旨，引发大臣不满，宰相刘祎之即道：“不经凤阁鸾台（中书门下），何名为敕？”你这圣旨都没有经过中书门下审阅，算什么圣旨？可见当日之规矩流程，不经中书门下的诏旨极为少见。李治初登大位，经验和信心都不足，还在继续扮演小白兔乖乖的角色，好外甥+好学生=好皇帝^_^
永徽年间，长孙无忌既为检校中书令，执掌中书省，同时又知门下省事，集两省大权于一身，而他还是天子舅父，顾命大臣，权势之盛，可想而知，用“炙手可热势绝伦”来形容，绝不过分。从上文他做了那么多贡献就可以看出，他揽的事儿着实不少。在贞观时期一直谨言慎行，永徽初年也颇知收敛的长孙无忌，在天子言听计从，政敌束手敛声的情况下，也渐渐抛开了居安思危的顾忌，行事慢慢张扬起来。某日宴会朝贵酒酣耳热之际环顾同僚：“无忌不才,幸遇休明之运,因缘宠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贵,可谓极矣。公视无忌富贵何与越公?（隋越公杨素）”群僚或回答不知，或说超过越公。“自揣诚不羡越公，”无忌听后徐徐道：“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贵也老，而无忌之贵也少。”[2] 其志满意得、富贵傲人的骄态，跃然纸上，隐隐已有侵凌主上之威。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长孙无忌出身高门贵族，政治嗅觉很高，贞观年间一直以立身谨慎出名，多次辞去高位，从不敢以外戚骄人，对于敏感话题多是侧身回避，因此才能得到太宗的最终信任，称他为“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然而对于年少的新任天子，却难免有轻视之心，仍是难改舅父看待小外甥的心态，就算开始还有些警觉性，也慢慢被仕途上的一帆风顺所磨灭，却没有想到光亮越强，阴影越浓。长幼虽关人伦，君臣自有名分，李治虽是他的晚辈，虽亏欠了他许多人情，但仍然是皇帝，真真正正的天下第一人。永徽三年末，在争位斗争中失败的李泰在郁郁寡欢中死于均州，行事越来越没有顾忌的长孙无忌乘机借高阳公主唆使房遗爱与房遗直争夺爵位一案大做文章，将魏王旧党，不满当权者及自己政敌一网打尽，最后处死两名王爷，两名公主，三位驸马，大批皇亲国戚牵连被贬，结案之惨烈，举世皆惊。这就是初唐轰动一时的高阳公主谋反案。
说起高阳公主，那可真是大名鼎鼎。唐朝公主本有一部分人行为不检，但象她这么五毒俱全的还真不多见，骄横跋扈，淫恶纵欲，欺凌家人，干预朝政，外加其蠢无比，前面四条都不算新鲜，第五条都占到才叫“人间极品”，惹得身边倒霉男子个个沾之即亡，其效率之高，堪比鹤顶红。高阳公主，唐太宗的庶出女儿，下嫁房玄龄次子房遗爱，婚后不久就私通和尚辨机。完全可以理解，一个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生活空虚的贵妇，遇上一个精神需求圆满，生理需求饥渴的高僧，正好天雷勾动地火，损有余以补不足。高阳公主前后赏赐给辨机的财物，据说数以亿计（这数字看起来很吓人，折合一下也就几十万贯，够销金客骑鹤下扬州的干活）。然而这样的露水姻缘，不管有多么热烈，最终也是难有任何结果的。更糟糕的是，最后还被人揭发，太宗大怒，腰斩辨机，也斩断了与高阳的父女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