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刘祥道不久后被拜为右相（即以前的中书令），坐上了李义府原来的位置，权力追逐，新旧更替，天道依旧森然而漠然地循环着。
因李义府的倒台而获益的还有一位，便是以白江口水战而蜚声中外的名将刘仁轨。刘仁轨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便以小小的县尉（从八品下，连七品芝麻官都比他大两级），杖杀骄横不法的某四品折冲都尉，面对贞观天子的责难侃侃而言，最终以刚直敢言折服了天子。这个类似汉光武与强项令董宣的故事并没有流传地很广，因为在他的生命中，有比这更为精彩的篇章。刘仁轨的才华，套用说书先生的话就是二十八宿下凡，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即使是在文武合一潮流化的唐代依然光彩夺目，命运注定他将走得更远。进入高宗时代，他依然保持着贞观时期刚直不阿的性格，在李义府逼杀大理寺臣一案中得罪了这位权臣，由此屡遭陷害，强迫他于风暴起时浮海运粮，导致船毁失期。在李义府“不斩刘仁轨无以谢百姓”的强烈要求下，高宗罢免了他的所有官职，以一介普通士卒的身份，随大军来到百济战场。[6]刘仁轨当时已经60岁，花甲之年身陷囹圄历劫生死，最后白衣从军发配到异域来当炮灰，心情必是难以自抑的沉郁与悲愤。然而祸兮福之所倚，人生际遇就是这样奇妙，这片陌生的大地，最终竟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当时苏定方平定百济之后押送俘虏回国，朝廷另派出王文度为首任都督（即程知节出征西突厥时那位“假传圣旨”贻误战机的副将），不想王文度到任后不久即病逝，百济复叛，并勾结倭国大举反攻唐军。大战在即，唐军却群龙无首，情况一时岌岌可危。高宗虽因政治原因一直对贞观旧臣防范排斥，却并非不识贤愚，当机立断飞诏令刘仁轨代王文度统驭唐军，扫平叛逆与倭寇。圣旨一下，刘仁轨大喜过望，当场跳起来失态地大叫：“这是上天把荣华富贵赐给我这个老汉！”看来唐人无论贤愚不肖，对功名利禄的追求都是毫不掩饰的坦然与张扬，一有机会便拼尽全力抓住不肯放手。无论是许敬宗，还是刘仁轨，都是一样的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雨露就泛滥^_^ 人说唐朝没有真正的隐士，每个人都如此贪恋万丈红尘，渴望投身其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没有人真正甘心做个冷漠而超脱的旁观者。上古的隐士，是听见帝尧要把江山让给他就去洗耳的，唐人做隐士却是为了去做官，即所谓终南捷径。历代隐逸者的偶像都是傲啸东篱的陶渊明，唐人崇拜的却是高卧东山的谢安，挟妓遨游，诗酒风流，最后在人们的三催四请下出山，立刻便做上宰相，淝水之战大破前秦，救国家出危难，救黎民出水火。这才是唐人憧憬的理想人生，归隐要舒舒服服，喝花酒，泡MM；出山要风风光光，当大官，立大功。至于陶渊明么，学他“采菊东篱下”即可，学他“种豆南山下”万万不成，李白、高适等玩隐居，都是家有良田不去种，或草堂高卧，或终南炼丹，等着大人物来请自己出山的。唐人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从中可见一斑^_^ 这样的价值取向贯穿了有唐一代，胡晓明先生便认为，唐诗里头有一个主要的声音，就是说人在这个世界里要善待自己，要不负此生，不虚此生。人生要尽气尽才，永不舍弃。所以翻阅唐史，我们常会看到唐人那种不能自已的生命力，好像有光有热要燃烧，每个人都是我拿青春赌明天的样子。后妃一有机会就干政，武将一有机会就割据，就连宦官，也是一有机会就弄权的（不要歧视残疾人喔，残疾人也有自我奋斗的权力^_^）。别的朝代出一桩假冒公主案就算很不得了，唐代贫民冒充皇亲国戚的案例层出不穷，女的冒充太后，男的冒充国舅，得一时风光算一时风光。唐律原本宽松，皇帝也比较好说话，发现是冒牌货也不太深究，一般送走了事，绝少有杀头的。故此屡屡有人冒充皇帝尊长，希望过上自己梦寐以求的上层生活，接受天子的尊崇供奉，过把瘾死了也值，何况还不一定死。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出了一桩又一桩，怪不得后世道学先生要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教导人们安分守己，不要东想西想，乱说乱动了。说来武则天之所以一旦干政就百折不挠地叛逆到底，最终以女子之身而成为九五至尊，也是受了这种野花拼命开，野草拼命长的时代精神感召吧！
刘仁轨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突然天上掉下来这样的大好机会，内心之激动可想而知，当即郑重地请朝廷颁下《唐历》和李唐皇族的宗庙名讳，立下誓言：必将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长风过海，豪情飞扬，刘仁轨严整军纪，辗转作战，所向无敌，杀死百济叛军万余人。这时倭军强力介入，派了二万七千人增援百济，双方在白江口相遇，爆发中日间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唐军四战皆捷，焚烧倭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倭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倭海军战败的消息传开，百济境内的倭国陆军也急忙撤回本国，并立即着手增强本国的防务，按日人的话说，“日本从此失去了向东亚大陆扩张的能力”。刘仁轨于是以检校熊津都督的身份与新罗歃血为盟，立誓互不相犯。
如果仅仅是这样，唐人有更多传奇式的胜利。刘仁轨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胜利之时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敏锐地察觉出唐军极盛下存在的危机——初唐时赖以创下无敌武功的府兵制已经开始衰落。刘仁轨在给高宗的上书中尖锐指出，往年朝廷募兵，百姓争着应募，希望能凭借军功取得富贵，甚至请求自备衣粮，随军出征，称为“义征”。然而自显庆五年之后吏治败坏，赏罚不公，政府办事效率低下，死者伤者也不能以前那样得到迅速有效的抚慰和安置，因此百姓争相逃亡，军队士气低落。刘仁轨是第一个指出府兵制和临时募兵制已经不能适应当时军事需要的人物，警告说长此下去，如果突然发生战争，唐朝将是没有兵备的国家，一蹴而倒的危险是存在的。府兵制的衰亡是唐代的一件大事，论者多从均田制的破坏或者蛮族强盛单靠府兵已经不足以应付来谈论，然而从刘仁轨的上书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并非根源之所在，高宗时代土地兼并之风并未大起，民间仍有荒地可授田，武功更是处于鼎盛时期，是内政的败坏而导致了制度的废弛。在花团锦簇之下仍能发出这样的盛世危言，刘仁轨确有过人之处。当时唐军因长期战胜而兵骄将悍，军纪下降，苏定方灭西突厥时还比较检点，到了朝鲜半岛便十分残酷，纵兵劫掠，所过之处尸横遍野，十不存一。百济名将黑齿常之因此降而复叛，割据一方。刘仁轨招降黑齿常之，立桥铺路，抚慰黎民，实现了他的誓言：在海外颁布大唐正朔，修建李唐社稷。然后他训练士卒，以便配合唐军北伐高句丽。他的表现让高宗刮目相看，刘仁轨的官职一口气连升六级，实授带方州刺史（今朝鲜半岛的开城），镇守海东。不过更让刘仁轨高兴的消息可能还是老对头李义府的垮台，这个几次三番欲置自己于死地的权臣已失去了昔日的威风权柄，灰溜溜地离开了京城，朝中再不会有人算计作梗，刘仁轨的前途是可以预料的灿烂如锦。
人人都很开心，在大唐西起中亚、东至大海的广袤疆土上，武皇后也许是唯一为李义府伤怀的人了。不管怎么说，在天下人对她轻蔑谩骂的时候，李义府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立她为后的人呀。不过她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李义府的张狂和武后对他的纵容也不无关系，高宗不可能对她没有看法，低调处理是十分明智的做法。只有从她登基为帝后对李义府的不断追封和其妻儿加封中，我们才可以约略看出她对这位宠臣的追思之情。在这一心态的驱使下，李义府的儿子李湛得以提升为左羽林将军，掌握禁军。然而世易时移，人心已变，被武皇寄予厚望的李湛却成为李唐复国主义者，张柬之发动神龙宫变，他是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之一。女皇退位后被迁居上阳宫，也是由他监守看管。一代女皇最后竟沦为她宠臣之子的阶下囚，可谓一大讽刺。武则天一生精于计算，冷静决绝，凡事利益当头，决不容丝毫怜悯和温情，就是亲身子女当道也决不留情，唯有对于她最需要援手的时刻支持她的六位翊赞功臣还存有那么一点点的眷顾之心，没想到竟然导致了灭顶之灾，情感是政治家的坟墓，诚非虚言。
除了情感上的原因，李义府的去职对于初涉政坛的武后来说也是一重打击。原本她居于深宫之内，朝夕得见天颜，正可就近掌控，一旦李治发病，她还可以带行部分君权。李义府掌握中书出旨权，许敬宗掌握门下封驳权，旨意便可畅通无阻地顺利发布，现在随着李义府的倒台，便缺失了重要一环。可以想象武后沮丧的心情，然而面对这样的不利局面，她性格中的稳和忍占了上风，并没有大吵大闹和李治硬碰硬，而是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脱离是非圈，专心巩固自己的地位。龙朔二年，她生下幼子旭伦，即后来的睿宗皇帝，年底即封为殷王。她希望把自己的几个孩子都安排妥当，只因皇子的地位越高，她的后位也就越稳固。孩子也是高宗的，一样疼爱备至，当然不会有什么异议，于是将次子沛王贤封为扬州大都督，周王显为并州大都督，就连襁褓中的殷王旭轮也遥领冀州大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