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高宗再也没想到李义府竟然如此轻蔑自己，等他反映过来李义府已经扬长而去了，简直把他气了个半死，长孙无忌当年也没这么跋扈过！“上由是不悦”，那简直是一定的了。不过，仅是大臣对皇帝言辞不恭敬，高宗也不好遽然发作，然而一旦让皇帝动了惩治的心思，基本上那人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机会很快就来了。李义府请了个阴阳术士为自己望气，该术士说李义府宅第之上有不祥之气，屋主必有大狱，必须积财二千万才压得住。李义府十分相信这一套，越发的贪得无厌，四处聚敛。这一次，他把脑筋动到了长孙无忌后人的身上。当时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原本流放岭南，勉强保住性命之后终于回到了洛阳。李义府让儿子出面把长孙延找了来，说是可以为他谋得一个官职，要价竟是七十万。几天之后，果然为他谋得从六品的司津监之职。本来五品以下的官职是不必报知皇帝的，然而涉及到长孙家的后人，那就大不一样了。李义府嚣张跋扈，政敌一大堆，立刻被人弹劾。高宗正等机会发泄心头之恨，刚提起来的刘祥道正好是司刑太常伯，便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他了，命令刘祥道与御史审理，司空李勣监审。这一回，没有派许敬宗上场了。
立案之始，武后本来还想救李义府的，毕竟李义府对她一直忠心耿耿，然而高宗决心已定，根本不再给机会，李义府劣迹斑斑，在官在民，对他的愤怒都达到了极点，武后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如果再为他力保，可能祸延自身，也就撒手不管了。审讯很快有了结果，每一条都证据确凿，这年夏天，高宗下令李义府除名，流放巂州（今四川省西昌市）；几个儿子和女婿要么流放振州（今海南省三亚市），要么流放庭州（今新疆奇台县），天南海北，各自一方。因为过去李义府沉而复起的经历，颇有官员存着观望之心，东台侍郎薛元超（以前的门下省）便奏请破例让流放中的李义府骑马，而按照唐律，流人是不允许骑马的。薛元超本来是想拍拍这位皇后宠臣的马屁，以后李义府要是又发达了，不就又甜头了么？怎知高宗是真的动了肝火要好好惩办李义府，薛元超正好拍到马腿上，当即给一脚踢飞，发配到了外省去。薛元超是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薛收的儿子，当时著名的文人，关于他我们日后还会提到。
李义府也算恶名久著了，现在一倒台，朝野同庆，人人喜气洋洋。唐人原本热情外向，当时的言论也比较自由，没有文字狱。当下便有人戏做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的报捷书，唐人对外征讨的主帅通常都按照征伐路线被授予某某道行军总管或者元帅的称号，比如苏定方征西突厥便是伊丽道行军总管，郑仁泰征吐蕃便是青海道行军大总管，因为李义府是河间人，文中便称刘祥道为河间道行军元帅，李义府因聚敛成性铜钱堆积如山被戏称为铜山大贼，文章采用骈体，嵌金错玉，读来想必好玩得很^_^ 这篇幽默的文文，很快传遍了长安城的大街小巷。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刘祥道，便凭着主审李义府一案，一跃而成为万众偶像，同时，也把自己绑到了武后的对立面上。刘祥道不久后被拜为右相（即以前的中书令），坐上了李义府原来的位置，权力追逐，新旧更替，天道依旧森然而漠然地循环着。
因李义府的倒台而获益的还有一位，便是以白江口水战而蜚声中外的名将刘仁轨。刘仁轨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便以小小的县尉（从八品下，连七品芝麻官都比他大两级），杖杀骄横不法的某四品折冲都尉，面对贞观天子的责难侃侃而言，最终以刚直敢言折服了天子。这个类似汉光武与强项令董宣的故事并没有流传地很广，因为在他的生命中，有比这更为精彩的篇章。刘仁轨的才华，套用说书先生的话就是二十八宿下凡，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即使是在文武合一潮流化的唐代依然光彩夺目，命运注定他将走得更远。进入高宗时代，他依然保持着贞观时期刚直不阿的性格，在李义府逼杀大理寺臣一案中得罪了这位权臣，由此屡遭陷害，强迫他于风暴起时浮海运粮，导致船毁失期。在李义府“不斩刘仁轨无以谢百姓”的强烈要求下，高宗罢免了他的所有官职，以一介普通士卒的身份，随大军来到百济战场。[5]刘仁轨当时已经60岁，花甲之年身陷囹圄历劫生死，最后白衣从军发配到异域来当炮灰，心情必是难以自抑的沉郁与悲愤。然而祸兮福之所倚，人生际遇就是这样奇妙，这片陌生的大地，最终竟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当时苏定方平定百济之后押送俘虏回国，朝廷另派出王文度为首任都督（即程知节出征西突厥时那位“假传圣旨”贻误战机的副将），不想王文度到任后不久即病逝，百济复叛，并勾结倭国大举反攻唐军。大战在即，唐军却群龙无首，情况一时岌岌可危。高宗虽因政治原因一直对贞观旧臣防范排斥，却并非不识贤愚，当机立断飞诏令刘仁轨代王文度统驭唐军，扫平叛逆与倭寇。圣旨一下，刘仁轨大喜过望，当场跳起来失态地大叫：“这是上天把荣华富贵赐给我这个老汉！”看来唐人无论贤愚不肖，对功名利禄的追求都是毫不掩饰的坦然与张扬，一有机会便拼尽全力抓住不肯放手。无论是许敬宗，还是刘仁轨，都是一样的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雨露就泛滥^_^ 人说唐朝没有真正的隐士，每个人都如此贪恋万丈红尘，渴望投身其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没有人真正甘心做个冷漠而超脱的旁观者。上古的隐士，是听见帝尧要把江山让给他就去洗耳的，唐人做隐士却是为了去做官，即所谓终南捷径。历代隐逸者的偶像都是傲啸东篱的陶渊明，唐人崇拜的却是高卧东山的谢安，挟妓遨游，诗酒风流，最后在人们的三催四请下出山，立刻便做上宰相，淝水之战大破前秦，救国家出危难，救黎民出水火。这才是唐人憧憬的理想人生，归隐要舒舒服服，喝花酒，泡MM；出山要风风光光，当大官，立大功。至于陶渊明么，学他“采菊东篱下”即可，学他“种豆南山下”万万不成，李白、高适等玩隐居，都是家有良田不去种，或草堂高卧，或终南炼丹，等着大人物来请自己出山的。唐人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从中可见一斑^_^ 这样的价值取向贯穿了有唐一代，胡晓明先生便认为，唐诗里头有一个主要的声音，就是说人在这个世界里要善待自己，要不负此生，不虚此生。人生要尽气尽才，永不舍弃。所以翻阅唐史，我们常会看到唐人那种不能自已的生命力，好像有光有热要燃烧，每个人都是我拿青春赌明天的样子。后妃一有机会就干政，武将一有机会就割据，就连宦官，也是一有机会就弄权的（不要歧视残疾人喔，残疾人也有自我奋斗的权力^_^）。别的朝代出一桩假冒公主案就算很不得了，唐代贫民冒充皇亲国戚的案例层出不穷，女的冒充太后，男的冒充国舅，得一时风光算一时风光。唐律原本宽松，皇帝也比较好说话，发现是冒牌货也不太深究，一般送走了事，绝少有杀头的。故此屡屡有人冒充皇帝尊长，希望过上自己梦寐以求的上层生活，接受天子的尊崇供奉，过把瘾死了也值，何况还不一定死。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出了一桩又一桩，怪不得后世道学先生要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教导人们安分守己，不要东想西想，乱说乱动了。说来武则天之所以一旦干政就百折不挠地叛逆到底，最终以女子之身而成为九五至尊，也是受了这种野花拼命开，野草拼命长的时代精神感召吧！
刘仁轨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突然天上掉下来这样的大好机会，内心之激动可想而知，当即郑重地请朝廷颁下《唐历》和李唐皇族的宗庙名讳，立下誓言：必将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长风过海，豪情飞扬，刘仁轨严整军纪，辗转作战，所向无敌，杀死百济叛军万余人。这时倭军强力介入，派了二万七千人增援百济，双方在白江口相遇，爆发中日间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唐军四战皆捷，焚烧倭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倭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倭海军战败的消息传开，百济境内的倭国陆军也急忙撤回本国，并立即着手增强本国的防务，按日人的话说，“日本从此失去了向东亚大陆扩张的能力”。刘仁轨于是以检校熊津都督的身份与新罗歃血为盟，立誓互不相犯。
如果仅仅是这样，唐人有更多传奇式的胜利。刘仁轨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胜利之时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敏锐地察觉出唐军极盛下存在的危机——初唐时赖以创下无敌武功的府兵制已经开始衰落。刘仁轨在给高宗的上书中尖锐指出，往年朝廷募兵，百姓争着应募，希望能凭借军功取得富贵，甚至请求自备衣粮，随军出征，称为“义征”。然而自显庆五年之后吏治败坏，赏罚不公，政府办事效率低下，死者伤者也不能以前那样得到迅速有效的抚慰和安置，因此百姓争相逃亡，军队士气低落。刘仁轨是第一个指出府兵制和临时募兵制已经不能适应当时军事需要的人物，警告说长此下去，如果突然发生战争，唐朝将是没有兵备的国家，一蹴而倒的危险是存在的。府兵制的衰亡是唐代的一件大事，论者多从均田制的破坏或者蛮族强盛单靠府兵已经不足以应付来谈论，然而从刘仁轨的上书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并非根源之所在，高宗时代土地兼并之风并未大起，民间仍有荒地可授田，武功更是处于鼎盛时期，是内政的败坏而导致了制度的废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