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现在的武后，才真正深切地感受到朝中无人的无助，也让她看清了眼前的路：
第一、 她必须掌握政权，宰相中一定要有人支持她。
第二、 她必须掌握军权，才能在必要时威慑他人。
如果做不到这两点，她将永远无法执掌大权，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但当时的宰相以刘仁轨为主流，另外几位宰相戴至德、张文瓘为太子宾客，郝处俊为铁杆反武派，无一是武后心腹。既然暂时无法在宰相中安插人手，武后便别辟蹊径，以爱好文学编纂书籍为名，招纳了一帮学士作为自己的死党，这就是日后掌国权柄、号称“内相”的翰林学士的前身——北门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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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武后建北门学士是受了李世民开弘文馆招揽十八学士的启发。武德四年后，当时尚为秦王的李世民恃其平定天下之功，阴蓄夺嫡之谋，遂以自己戎马倥偬，未能熟知经史为由，特开文学馆，延揽四方贤才，分为三番，每日引见，与他“讨论文典”。其中声名最著的有十八人，为首的即是日后成为贞观名相的房玄龄与杜如晦。打着“锐意经籍”的名号，实际上是为自己延揽私人智囊团，参谋帷幄，在讨论文学的合法外衣下为李世民夺嫡作准备。及至李世民登基之后，这班人以从龙之功，多位列宰辅，迅速实现了政权的交接，保障了局面尽快稳定。
武后见心腹宰臣先后衰老凋零，便援用前朝故例，延揽了一帮资历较浅的文人来帮她编写书籍，以教化人民。以往召集博学鸿儒写书，多依靠州县的推荐而定，但这批学士都是武后亲自选拔，召入禁中，为她继续编写武则天系列丛书。初为皇后期间武则天编写的大多是《古今内范》、《孝子传》等着眼家庭伦理的书籍，现在她是掌国辅政的天后，编写的便是《百撩新诫》、《臣轨》等训诫臣子的书籍了，显示出武后的调教对象已经从儿子媳妇扩大到了朝臣的范围。这些学士大约为武后编纂了一千多卷书籍，落名都是“大圣天后亲撰”，其中最著名的是《臣轨》一书，教导臣子该如何忠诚于君主，常常跟李世民写给李治看的《帝范》一书合出，称为《帝范臣轨》。不过编书只是一个幌子而已，以这些学士的官职和声望而论，对于朝政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武后以入内编纂为名，密令他们参决朝廷奏议和百官表书，以分宰相之权。因为朝臣上朝是从南门进入，这些学士在武后特许下可以从北门，也就是玄武门进入，故被称为“北门学士”。北门学士实际上就是武后的私人内阁，在武后的精心培植下，隐然成为朝廷新贵，主要有刘祎之兄弟、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等人。这些人因为掌握武后私密太多，在武周革命前后，被武后假酷吏之手一一诛杀。元万顷太后掌政时迁凤阁侍郎，坐诛。范履冰，载初中坐举逆人被杀。周思茂，垂拱中下狱死。刘祎之以宰相之尊，垂拱三年赐死于家。
李世民以藩王之身志在夺嫡，故开文学馆延揽十八学士，武后延揽北门学士又是准备对付谁呢？发展到这一阶段，情形已经很明显：是的，皇后的尊荣已经无法令她满足，她要夺取的就是唐帝国至高无上的权位。无论是丈夫，还是儿子，都不能阻挡她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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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元年八月，高宗武后进号天皇天后，九月下诏为长孙无忌归葬昭陵，数月后，武后做出反击，上书高宗十二条革新政策，全面反映了她的政治见解，也反过来将高宗一军，这就是著名的上书建言十二事。内容如下：
一、 劝农桑，薄赋徭；
二、 给复三辅地，即免除京畿三辅地区的徭役；
三、 息兵，以道德化天下；
四、 南北中尚禁浮巧，要求少府监所署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停止生产淫巧之物；
五、 省功费力役，要求俭省各项工程的费用和百姓的劳役负担；
六、 广言路；
七、 杜谗口；
八、 王公以降皆习《老子》；
九、 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要求父亲在世母亲去世的也应该服丧三年；
十、 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指上元以前的勋官，朝廷已经发给告身也就是勋官凭证的，不再审查核实；
十一、 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指京官八品以上的增加俸禄；
十二、 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指长期任职的官吏，才能高地位低的可以升职。
上书建言十二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是一份完善而全面的施政纲领，大体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尊崇老子，提倡道家无为而治的方针，息兵息役，轻徭薄赋；二是移风易俗，净化政治空气和社会习俗；三是要求照顾中下级官吏和百姓的利益，以图笼络人心。
其中第一条重视农业，第六条广开言路，第七条疏远小人、杜绝谗言，几乎是每个统治者上台都要鼓吹的官样文章。第四条禁断浮巧，旨在迎合高宗提倡节俭的口号，第八条要求大臣们都学习《老子》，因“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指老子）”，李唐皇族以老子李耳为先祖，提倡尊崇老子以示武后忠于李唐的立场。这两条都有向高宗和群臣表忠心，打消他们戒心的考虑，当然也从侧面反映了她尚未独掌权柄，还需要妥协示好。等到她地位稳固之后，那就要求大臣不学习《老子》，改学习她写的《臣轨》了。第三条息兵，以道德化天下，是整个施政纲领中的核心要点，即道家的无为而治。劝课农桑，轻徭薄赋，禁断浮巧，省功费力役等等，皆是围绕这个中心拟定的。
整个治国纲领都以李唐尊崇的道家思想为出发点，无一不是堂皇道理，貌似给足高宗面子，实则暗藏机锋，别有玄机。以“息兵，道德化天下”而论，消弭战事，与民休息，无人可以说半句不是，然结合当时的政局来看，吐蕃的崛起令唐帝国的边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西面突厥贵族密谋复国，东方新罗蚕食辽东故地，煽动起当地的民族情绪，解决起来颇为棘手。高宗有心开疆拓土成为一代雄主，自不容西域和朝鲜半岛脱离唐廷的统治，而他任命的两位儒将，偏偏又都是武后的政敌。裴行俭纵横西域，治地万里，刘仁轨经略辽东，屡破新罗。每一次征服和胜利，都为他们的功劳簿锦上添花，使其地位更加不可动摇。尤其是长期负责选官的裴行俭，先后荐引提拔了大批良材骁将，是武后势力向军队渗透的一大阻力。有鉴于此，武后要求息兵止战，正是向忠于李唐的军方势力刺下的温柔一刀，直指要害。古中国向来都有抚民以静、止戈为武的传统，汉武沟通西域，唐宗南征北战，皆被宋儒评为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这一理论在唐代大臣中也很有市场，太宗皇帝对高昌和薛彦陀的征服战争，都受到以魏征为首的儒臣的批评，降至武周时期，名相狄仁杰也以劳民伤财为由要求放弃安西四镇。而大非川一战唐军损失甚重，府兵待遇低下等等，也令得民间反战情绪升温，府兵逃亡人数的增多便是明证。故此，武后上书称“今群臣纳半俸、百姓计口钱以赡边兵，恐四方妄商虚实，请一罢之。”[4]说群臣需要交纳一半的俸禄，百姓要交纳人口税来赡养边兵，请一一罢黜，把普通官吏和百姓的利益和边兵直接对立起来，对裴行俭、刘仁轨等军方实权人物构成压力。
第九条要求父亲在世母亲去世的也应该服丧三年，被认为是具有女权色彩的一项提案。古中国的宗法制度于礼虽是夫妻匹齐，但仍然以父系为主。父亲去世子女需服丧三年，母亲去世时如果父亲已经不在世，同样要服丧三年；但如果母亲去世时父亲仍在人世，为了表示对父亲的尊重，子女只需服丧一年。武后认为这不合人情道理，要求修改礼仪：
窃谓子之于母。慈养特深。生养劳瘁。恩斯极矣。所以禽兽之情。犹知其母。三年在怀。理宜崇报。若父在为母止一期。尊父之敬虽同。报母之慈有缺。且齐斩之制。足为差减。更令周以一期。恐伤人子之志。今请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5]
武后在表章中论述母亲对子女的生养之恩，如天高海深，为人子者不尊重孝顺母亲，未免禽兽不如，“窃谓子之于母，慈养特深，生养劳瘁，恩斯极矣，所以禽兽之情，犹知其母。”云云，委婉地表达出对太子弘“数怫旨”的不满，和日后以《孝子传》赐次子贤的做法如出一辙，希望借此条例提高母亲在家族中的地位，强调儿子应尊重母亲。
第二条请求免除京畿三辅地区的徭役，和第十一条表明希望给八品以上的京官增加俸禄，摆明施惠于京畿地区的官民。第五条要求俭省各项工程的费用和百姓的劳役负担，是针对唐代赋轻役重的弊端而提出的务实之举；希望能停建不必要的工程，减少征发百姓服劳役的机会，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而第十条对勋官免除核查和第十二条让长期任职的官吏升级，则是继泛阶之后第二次扩充官僚队伍的大手笔之作。所谓勋官，是指普通士卒可通过军功来获得勋赏。唐代素重军功，身手矫健的民众和庶族地主常会主动应募从军，以猎取功名富贵。薛仁贵就是通过参加太宗征高句丽的战争，由一介布衣一跃而成五品将军的。勋官并非职事官，也就是只有品级而没有具体职守，但可按照勋品的高低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经过铨选考试合格的可以获得真正的官位。此外，在社会地位上，勋官享有同品官吏的待遇。但对前方军将所立的军功，回到内地要一一审核，不合格的会追回政府颁发给他们的勋官告身，称为“夺赐破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