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因裴炎为全朝唯一的顾命大臣，很多事情需要他的配合，同意他将宰相群议的政事堂由门下省迁往中书省，这是唐代政治制度史上一次划时代的改革，标志着门下省政事堂制度的结束和中书省独尊时代的来临，裴炎也成为唐代历史上第一位“执政事笔”的秉笔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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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古中国的政治制度史，君权与相权的斗争无时或已，几乎贯穿了整个封建时代。秦汉时实行独相制，宰相佐天子，总百官，万事决于一人之手，容易导致权相独大，威胁皇权。从秦汉到三国，位高震主的权相不胜枚举，因此历代皇帝都想尽各种办法，或增设机构，或委要事于身边低级亲信，以分宰相之权。秦代一相独大，汉代即设三公鼎立。尚书台原本主管禁中文书传递，长官称为尚书令，宦官担任则称中书令。（司马迁被汉武帝严重伤害之后就做了中书令，所以对剥夺他出任尚书令资格的武帝一直很有意见。汉朝的中书令一般由宦官担任，切记切记，要做中书令得做唐朝的^_^）汉武帝时开始有意抬高尚书台的地位，宰相职权逐渐转往尚书台，魏晋之后从内廷独立出来，成为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关。尚书权势既大，皇帝又谋削弱，将中书省从尚书台里面分割出来，地位逐步提高，成为实际上的宰相。到了南北朝时期，门下省的地位又开始上升，其长官侍中原本不过是皇帝身边的侍臣，干些捧痰盂之类的服侍工作（有时候也捧夜壶，看情形需要^_^），因朝夕得见天颜，得到皇帝信任，皇帝处理政事每每征求侍中的意见，门下省也开始参知政事，侵夺宰相职权。特别是北朝，政多出于门下省，成为中央政权机构的重心。至此，三省并立的局面已初具雏形。
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统一全国之后，对昔日关陇同僚颇为顾忌，因此舍弃秦汉旧制，而沿袭北朝的政治体制，正式确定了三省六部制，将秦汉以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权一分为三，以中书制诏（隋代称为内史省），门下审驳，尚书执行，三省长官均为真宰相。然而，隋代的尚书省既参预中枢决策，又统辖六部，集人事、财政、司法、军队等全国军政大权于一身，其地位远非中书门下二省所能比，宰相议事皆在尚书省。中书门下二省不能制约尚书省，只是起辅助决策的作用，还常因中书的制诏常被门下驳回而闹得不可开交。权臣杨素担任尚书令的时候，就连皇帝杨广也甚为忌惮。故此李渊攻入长安后便自任尚书令，登基后又让儿子李世民担任此职，总之不落于外人之手。不过，武德前期李世民常年在外征战，武德后期又因兄弟争位李渊有意削其权柄，其尚书令职权几被架空，左右当时朝政的为仆射裴寂。也就是说，最迟武德年间，已经实现了以左右仆射代行尚书令职权。然而，尚书省的权限依然很重，武德年间的裴寂被人目为“周公”，其权势之盛可略见一斑。“三省分权，相互制衡”的真正实现还是太宗时代的事。
高祖开国，太宗建制。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后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奠定了大唐盛世的雏形，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以门下省为中心的政事堂制度的确立。针对尚书省权势过重情况，太宗虚置尚书令，大力抬高中书省的决策权以及门下省的封驳权，使尚书省决策与行政权逐步分开，演化成单一的执行机关，三省并重的局面终于得以实现。针对中书门下屡起纠纷的弊端，太宗创设政事堂制度，集三省宰相于门下省政事堂集体议政，轮流秉笔纪录，六部及御史台高级官员均可参加，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问题可以得到慎重而迅速的解决，工作效率大为提高。政事堂设于门下省，突出了门下省的审议封驳权限，诏旨无论出自中书还是皇帝本人，都可视情况驳回甚至涂归（即直接在圣旨上批注退回）。魏征即以门下省给事中的身份驳回过太宗的亲笔诏旨多起，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政事堂设置之后，成为唐代中央最高权力机构，按照唐制，凡属皇帝命令，必须政事堂会议正式议决通过，方可颁行生效。而未经政事堂签署通过，直接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被认为是违制的，不能为国家各级机关所承认。皇帝不得用朱批，只能用墨笔，封袋也改用斜封，称之为“斜封墨敕”，在当时已经被认为是不得了的事了。学者余英时即认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以初唐时的政事堂制度最为接近儒家“圣君贤相”互相制衡的政治理想，因君权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明确的限制，而唐初三省制初行时却居然对君权的范围有所划定。唐人李华所作《中书政事堂记》说：“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人，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指黎民）。此堂得以议之。”余英时引用了这一段文字后，由衷地感叹道：“此记明白规定君主有四不可，真是中国制度史上一项极可珍贵的文献。更重要的是最后一项，即君不可以对人民无道。此记绝非李华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唐初（特别是贞观）以来的政治传统。照这个传统。宰相（政事堂）至少有制度化的‘议’君的权力。然，与古代宗法制度下的贵卿比，政事堂的权力并不算太大。因为齐宣王问孟子‘贵戚之卿’，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而政事堂却并不能‘易君’。但就秦统一后的情势言，‘议’君之权见诸明文，已极为难得。因此，从这个文献看，唐初三省制度下的集体相权不但非宋以下可比，而且也超过了汉代。”[2]
政事堂虽然有这样大的权力，但却是众宰相的群言堂，权力并不集中于个人之手，皇帝可放心地依赖他们治理国家，而不必担心某位权相会威胁帝位。唐代多名相却少有威势足可易主的权相，即是为此了。
现在裴炎任中书令，即把政事堂从门下省迁往中书省，标志着门下审议权限的衰落和中书地位的加强，而他自任秉笔宰相，即每次开会议由他主持纪录，俨然为首席宰相，除宰相外其他台省官员如要出席，必须经过首席宰相的批准，政事堂慢慢由群言堂变为一言堂。尚书省在太宗之后已逐渐简化为单一的执行机关，如今门下省的职权又受削弱，三省并重的局面渐渐失去平衡，中书省的地位日渐重要。从此之后，无论是尚书仆射还是门下侍中，如不带同中书门下的名号都不得进入政事堂议政听政，唯独中书令被视为真宰相，不必接受这项封号，由此可见中书省的独尊地位。不过，门下省的监督职能不仅是针对权相，也是针对君主，武后之所以同意裴炎的请求，固然主要是为了满足裴炎的权力欲，但对她自己也未必没有好处。
在短短的十几天中，武后一口气做完这一系列安排，以后的事实将会证明她的眼光和魄力，——她走的每一步棋都在关键时刻发挥出了效用。12月30日，武后将不听话的郭正一罢黜相位，这正是嗣皇帝守丧期满的日子，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武后看着急不可待的哲三下两下除去丧服，不禁微笑：他一定给憋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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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余英时：“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
公元684年，注定将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是嗣圣/文明/光宅元年，每一次改元，都反映出一段惊心动魄的争斗和变革。这是高宗入土为安的一年，这是武后独揽大权的一年，这是大唐帝国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一年，这是神州易主苍生迷惘兵戈大起的一年。权力的巅峰，只容一人独行。蓄谋已久的太后，不甘受困的皇帝，野心勃勃的朝臣，落寞失意的士人，都倾尽全力盛大出演，看谁终将点燃闪电。
哲现在终于做了皇帝，韦氏成为皇后，但他依然不快乐。怎么乐得起来呢？从中央到地方，从文臣到武将，没有一个不是母后的支持者，上上下下，铁桶一般，他虽是名义上的皇帝，却四面受制，无人能为其所用，处境较章怀太子当年更为不利。章怀太子当时至少上面还有个维护儿子的父皇，还有一批忠心于太子的东宫僚属，而哲却什么都没有，真真正正的孤家寡人。哲做太子的时间不长，忠心于李唐皇室而又能说得起话的只有一个刘仁轨，但远在长安，象裴炎等聪明人早已另攀高枝投靠了武后。高宗后期太子频频更换，每一次废太子都会连累到东宫亲近大臣的贬黜，人们因此不愿和太子太过接近，何况哲“春秋鼎盛，圣道未周”，做太子期间种种令人失望的表现，更让人不敢将身家性命和前途寄托到太子身上。在这样心态的驱使下，大多数东宫官员都是碌碌无为，挂个名字混日子而已。
东宫僚属田游岩的际遇可为典型代表。田游岩原本是隐居嵩山的著名隐士，明崇俨被杀，武后设专案组日日追查，高宗唯恐章怀太子出事，一面命太子监国以增强实力，一面亲往嵩山请田游岩出山，希望他能像汉初商山四皓那样保住太子的地位。但章怀太子最终还是被废，田游岩因为刚到东宫不久，没有受到牵连，而是留下来继续辅佐新太子哲。既受高宗知遇之恩，照理说应该尽忠职守忠于太子，但不知是哲太不具有亲和力，还是田本人性格使然，不要说为太子保驾护航，就是看见太子胡作非为也一声不吭从不劝谏，完全局外人一样，“唯唯而无一谈，悠悠以卒岁月”，颇为时论所讥。象田游岩这样亲受高宗“调护之寄”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的态度就更可以想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