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
曾烜赫一时的来府上下全被诛灭，家产充公，姬妾没入宫中为奴，这些可怜的女子，也许本来就是被来俊臣强夺逼娶的，现在又因他的败亡而沦为最下等的宫婢，高高在上的女皇帝不曾关心过她们的疾苦。
来俊臣死了，一桩桩冤案慢慢浮出水面，那些黑暗的噩梦般的记录开始逐渐为世所知，而群众在来俊臣之死所爆发出的疯狂也深深刺激了武皇。以往曾有无数大臣向她劝谏过酷吏滥刑的危害，现在一下子变得现实而具体。来俊臣死后，她再也没有重用过酷吏，而开始逐步平反以往的冤狱。原本是酷吏的吉顼也没重操旧业，他巴结二张，交接诸武，慢慢做到宰相的位置，后来更为李唐复国出谋划策，这是后话了。武皇自嗣圣（684年）“飞骑案”首开告密之端，以神功元年（697年）来俊臣之死为酷吏画上一个句号，特务恐怖统治大约持续了15年左右。其中垂拱年间太后临朝称制时期、和武周开国的天授年间，形成两次高潮。酷吏的兴起和衰亡都是武皇一手操控，这些令人闻风丧胆的瘟神也不过是武皇诛锄异己、打击政敌的工具而已。
酷吏统治是武皇最受人诟病的一点，有学者以酷吏主要打击的是皇族和中上层官吏，对百姓影响甚微来为她辩护，虽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像李昭德这样的贤士被杀，徐有功、魏元忠等也命运多桀，对百姓生活不可能没有影响，更不用说对社会风气和法制的危害了。由于惧怕被酷吏盯上，官场上人人装聋作哑，袖手旁观，造就大批尸位素餐之徒。而大唐开国以来形成的宽仁慎刑的司法原则也被破坏殆尽。高祖定《武德律》，太宗定《贞观律》，高宗时宰相长孙无忌手定的《永徽律》及《唐律疏议》更是集大成者，代表着中国封建社会法律的最高峰，详尽的规定了禁止匿名信，诬告者反坐，死刑必须由中书门下五品官以上连同尚书省官员审议，必须上奏皇帝，京师三覆奏，州县五覆奏，只能在秋季肃杀之时才能处决人犯等等。也明文规定了禁止酷刑，对刑具、用刑的身体部位、行刑次数，失入失出都有相应条款，有司不能违反。[15] 而这些在武周时代，基本上都成了一纸空文。
不过，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酷吏是武皇夺江山不可缺少的助力。酷吏横行以垂拱、天授时期为最，而这正是神州易主的时代。一般说来女主临朝，大臣未附，要独揽大权必须借助外戚或宦官。而初唐宦官势力几可忽略不计，武皇也并无外戚可作坚强后盾，裴炎、刘祎之等亲密盟友一个个背叛，对于数十年岁月在深宫度过、从未有机会接触民间交游豪杰的武皇，又能依靠什么来打江山呢？汉高起于沛县，有丰沛集团，而李唐则有“太原元从功臣”题名凌烟，而武周的开国功臣，就只能是这些武皇一手提拔起来的微贱草民了。武皇扶持酷吏，本来就是为了“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旧唐书》卷183)，而酷吏们也确实有揣时希旨的本事，如周兴在大杀李唐宗室之后，又上书请废李唐的皇族身份，来俊臣更是多次表示他的存在就是为皇帝解决麻烦，当时便有人评论说，武皇开告端，用酷吏,“故能计不下席,听不出闱,苍生晏然,紫宸易主”，可见酷吏的存在确实沉重地打击了武皇的反对势力，为她改朝换代巩固政权扫除了障碍。
此外，酷吏主要行使的是检察权，而不是行政大权。他们担任的大多数是司法方面的官职，“纠举百僚,推鞠狱讼”，而绝少入阁拜相，因此不能从根本上左右国家政治。影响最大的酷吏索元礼、周兴、来俊臣，均未至宰辅。傅游艺倒是因头一个上书劝武皇登基而拜相，但不出半年就被杀。而吉顼自来俊臣死后已经不能算作是酷吏了。武皇是把他们作为钳制朝臣的工具来使用了。
酷吏的兴起既是武皇一手扶持，当她发现负面作用已经累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就要丢卒保帅以安抚民心了。来俊臣以为自己只要死忠武皇就可以背靠大树好乘凉，却还是免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君心真如翻覆雨，他纵然聪明绝顶，机关算尽，也不过就是一枚棋子罢了。
由上可知，酷吏统治正是武皇开创及巩固政权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她能坐稳江山十余年，绝不仅仅在于善于运用威刑暴力。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武皇的治国手段吧！
（本章完。第十四章：金轮垂照）
注：
[15] 《全唐文*禁酷刑及匿名书诏》
写完这章了，就作为小鹿的生日贺礼吧。祝生日快乐，天天开心！^_^
第十四章 金轮垂照
武皇以女子之身，于李唐最盛时夺取神器，并成功地掌握天下十五年，基本上没有输给任何政治势力，而是因时间的自然法则而终结。一个在传统伦理上居于先天性弱势的政权何以能维系如此之久？持正面意见的认为，武皇大力打击高门士族，为寒门庶族上位大开方便之门，客观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因而得到了中下层人民的拥护，统治基础稳固，并以她大开科举、破格用人来加以论证。持反面意见的则认为，武周政权属于典型的僭主政治，无非权术治国，尊君卑臣，自始至终独裁到底，他人无从挑战而已。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她对宰相职权和声望的打压。她首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职，以资历较浅的低品级官吏充任宰相，武周时期四品以下官员出任宰相已逾半数，位望既低，无力对抗皇权。与此同时，武皇大力扩展宰相数目，常年维持在10人以上，并频繁更换，任期短的仅一个月左右，平均任期三个半月，每年更换3.6人，比太宗高宗时期的更替频率高出三倍。从太后临朝称制时期算起，武皇任命了75位宰相，大多或杀或贬，她去世之际还留存在世的宰相仅有4位。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诸相终日战战兢兢，只虑朝不保夕，不敢轻易有所作为，三省六部制互相制约监督君权的意义遂形同虚设。
这两种说法都各有其道理。其实武皇打击士族提拔寒士也是出于巩固皇权的需要，她毕竟是封建君主，考虑的首先是武周政权是否稳固，而非认清时代潮流、专为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服务的革命公仆。只是如何进行客观评价，有必要把这些行为放到历史的大环境中去观察。比如对士族的打压，太宗便有重修《氏族志》一事，高宗下诏严禁五姓七望互相通婚，至武皇大力打击关陇豪门，三人并没有事先商量，步调却惊人的一致，只能说士族退出历史舞台已是大势所趋，武皇不过因势利导，沿用既定国策而已。
宰相制度的变迁也同此理，因首创群相制及“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花样繁多的编外宰相职位的，正是大唐太宗皇帝。为了削弱相权，自太宗开始，位高权重的尚书令一职虚置，由左右仆射共同打理事务，后来更连左右仆射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职也失去了议政之权，只有中书省的两名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两位侍中共4名法定宰相，其余全是编外人员。武皇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算依样画葫芦，只是更进一步连中书门下两省的正三品宰相也常年不足额，甚至出现三省俱无长官，全由“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些编外宰相来集体议事。而到了玄宗时代，则连“同中书门下三品”都较为罕见，普遍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来代行宰相职位了。可见尊君卑臣是每代君主上台都要施行的，不独武皇，功过都不应该由她一个人来背。
三省六部制对专制君权的确有一定制约作用，但中国传统政治总不肯把路封死，一面规定诏书由中书省出，门下省封驳，皇帝只有批复的权力，一面又规定在特殊情况下皇帝可以不经中书门下直接下旨，称之为“墨敕”。高宗扳倒长孙无忌后喜心翻倒，就曾不经中书门下自己一口气提拔了十几位官员上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武皇得以大权独揽并非某位网友说的“制度外的成功”，而是利用了制度本身的漏洞吧。其实她以周代唐，母夺子位，说来并非全然逆天而行，也借用了孝道这顶帽子，大臣对她的服从，更多的是因为视她为李家的主妇，而非武家的女儿吧。
综上所述，武皇的独裁作风主要得因于她本身的性格倔强刚烈，飞扬跋扈，不惮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官僚系统，对于太宗开创的各项政治制度表现为以利用修补为主，并没有原则性的破坏。因此在她年老体衰精力不济之后，臣下的意见重新得到重视，宋璟便三次退还武皇的诏书，拒绝奉命行事，武皇也无可奈何。君主的个人意志终于让位于制度，敢于监督和制约君权再度成为人们公认的名臣标准。
然而无可否认，武皇的各项努力确实大大加强了皇权，所以有唐一代，由裴度、李德裕等名相，却没有曹操、司马懿这样足可废立皇帝的权臣，可见唐代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处理得还算不错。“总权收柄，……万机独断，……公卿百僚，俱职而已。”[1] 从时人对武皇的评价可以看出，武皇不仅对相权十分紧张，也要求百官必须承意办事，政由己出，事必躬亲，纵然忧劳天下，也不给他人一点点可乘之机。
除了尊君卑臣巩固皇权之外，武皇还一改太宗高宗时代重中央而轻地方的弱点，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加大对地方州县的监管力度。由武周开始，正式确定了十道巡查制度。唐太宗贞观元年，为了监察地方州府，以山川形便将全国划分为十道，派遣使者不定期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