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章
陈寅恪先生如是说。[10] 明经偏重于帖经和问义,有点类似于如今的完型填空和问答题，以儒学经典《五经正义》为标准答案，主要考察记忆能力。而专习一经，字数有限，几年即可成诵，不易辨高下，定人才。进士科则重在文采，虽有其主观性，但出题范围广泛，不受格式限制，反而有利于灵活选拔各种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诚如钱穆先生所言：“政治问题有范围，按年考试，应举人可以揣摩准备，说来说去，那几句话，不易辨优劣高下。诗赋出题无尽，工拙易见，虽则风花雪月，不仅可窥其吐属之深浅，亦可测其胸襟之高卑。朱庆徐《上张水部》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此是当时谒举送公卷，乞人评定附上的一首小诗。但设想何其风流，措辞何其高洁。诗赋在当时不失为一项最好的智力测验与心理测验的标准。”[11]另一方面，初唐时印刷术尚未普及，有条件藏书丰厚熟读经书的往往是高门士族，诗礼传家，先天上已占尽便宜，但优秀的学问家不见得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作诗更多地与资质和灵性有关，与家学渊源无关，于是寒门学子也有了挑战世家子弟的本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拔标准，因此进士科取代明经科成为取士的主流，自有其道理。
武周政权虽然不久后即告结束，但进士科以文取士的标准却流传下来，并逐步地发展到盛唐时单纯地以诗取士。今日我们所说的唐代以诗赋取士，实际上就是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试题在今人看来往往是不着边际的，无关乎国家大政，无关乎民族气节，“题湘灵鼓瑟”、“望终南余雪”……好比高考作文试题竟然是“那年冬天的第一树梅花”。诗魂文心，灵气飞动，在这样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心灵该是何等的活波自在、无拘无束！才子祖咏参加进士考试，本应八句，写到四句便弃笔而去，自言诗意已尽，不愿画蛇添足。考官爱才，破格录取，这便是唐人风范。及至宋代，印刷术的流行带来书籍的普及，寒门士子也能买到，于是以诗赋取士变为以经义而取士，考试制度更加严密，这也是一种公平。然而科考成为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径，皓首穷经取代了昔日的浪漫吟哦，及至明清八股取士，以朱子一家之言为准，《儒林外史》中描绘范进中举竟然喜极发疯，正是对当时科举制度的辛辣讽刺。而唐代，那个诗意栖居的时代，那个人性骄傲而尊贵的时代，已经不再。
兴亡千载事悠悠。今日令我们目眩神迷如牡丹怒放的唐诗乃至唐文学的繁荣，不能不说与武皇开创的以文取士的制度有关。让我们怀想至今的盛唐气象，其实不在于那幅员广阔的疆域，不在于“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天朝风范（虽则这些的确很能满足人的虚荣心^_^），而在于李白的诗，王维的画，在于王翰醉卧沙场的潇洒狂放，在于李义山那不可救药的浪漫与深情，在于安史之乱遭受胡骑践踏仍能怜惜街头卖艺的胡腾儿有家不能归的悲悯与宽容，在于数万民间女子郊外踏歌放舞那健康而明媚的笑靥……洛阳的牡丹、扬州的明月、琵琶、古剑、烟柳、和白鸟，这些意象组成了我所深爱的唐朝，诗的王朝。翻阅唐人留下的诗篇，或清冷，或豪放，或幽雅，或恬淡，那是令我们不知不觉会用眼泪去应合的歌声，穿越千载的时空悠悠传来，至今仍慰藉着我们寂寞的心灵。
然而在沉醉于唐诗所营造的灵性世界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诗赋取士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即儒学的低迷。唐初虽然三教并尊，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儒家思想，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公认。太宗以儒治国，诏令颜师古、孔颖达考订《五经正义》，标志着传统儒学即两汉经学的统一，儒学盛极一时，但其后却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直到中唐大儒韩愈异军突起，“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高举“道统”的旗帜，为宋学开辟了先河。而中间盛唐一段，儒学却处于马鞍形的低谷地带，这对于一个文化繁盛的大一统帝国来说，是很不同寻常的。不能不说这跟武皇执政时有意识淡化地儒学有关，除了抬高进士压低明经科之外，也可以从学校的兴废略窥一二。
（本节未完待续）
注：
[11]钱穆《国史新论》
[12] 《贞观政要*崇儒学》
唐代的学校制度非常完备，中央官学有二馆六学，州县有小学和私学。六学是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隶属国子监，二馆指隶属门下省的弘文馆和隶属东宫的崇文馆，，不仅招收贵族子弟，也招收一定数目的庶族平民，甚至外国留学生。七八品官以下的子弟可以学习各科专门知识，五品以上的高官子弟则专攻儒家经典。太宗时尊孔崇儒，学校发展极快，“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史称“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12]高宗继位，薄于儒术，颇重文吏，对于士子入学研究儒家典籍缺乏奖励和提倡，但学校仍在继续开办，士子对学校仍有浓厚兴趣，如宰相裴炎前后总共在弘文馆攻读十年，精通《左氏春秋》、《汉书》等经典文献。
及至高宗末年武后执政，情况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仍然要提到永隆二年著名的《条流明经进士诏》，规定进士科加试“杂文”，明经则加试“贴经”，即从经文中摘选成句，用纸糊住几个字，让考生填空。此后帖经渐渐成为明经科录取的主要标准，经义降到了次要地位，考核士子对经文的理解能力让位于单纯的死记硬背经文词句。明经和进士科的难易程度逐步拉开，以致明经出身者为世所轻。而学校主要讲解儒家经义，既不适合进士科，明经科也用不上，与科举考试脱钩，社会需求便大大减少。而武后临朝，祠明堂，拜洛水，封嵩岳，搞了一系列庆典，每次都从国子监选取学生充当斋郎随行，入选者只要充当一次斋郎便可以马上获得出身即做官的资格，甚至立刻授与官职，免去读经和考试之劳。[13] 既然不必熟读经文就可以得官，学生自然无心向学，不再以经学为意了。除了有意煽动学生厌学情绪，武后还在教学师资上做手脚。原本在中央官学执教的祭酒博士都是鸿儒名家，为世所重，武皇称帝之后专派武氏诸王及各位驸马担任国子监祭酒，这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谈风花雪月还行，给学生讲解儒家经典没得给人笑死，“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 一来没动机学习，二来也学不到东西，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也就不足为怪了。二十年间，学校堕废，儒学低迷，武周末期大臣韦嗣立上书指出情况的严重性要求改善：“国家自永淳（公元682年）已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侥倖升班；寒族常流，复因凌替弛业。考试之际，秀茂罕登，驱之临人，何以从政 ？”[14]武皇微笑，顺手就把奏章放一边去，这正是她要达到的目的。
开科举而废学校，文学繁盛而儒学沉寂，该如何来评论武皇给唐朝造成的影响呢？这真是让后人挠头的问题，但武皇也许根本不会介意，只会对着不知所措的书生们放声大笑，这一生，她只会为自己而活。史载她广施禄位收买人心，一面扩充科举入仕人数，“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干；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14]，一面新增一系列官制，大量破格用人，甚至允许人自荐试官。这既收揽了不少名臣良将，也造就了大量冗官。武皇用严格考课，赏罚分明来加以弥补，求才贵广，考课贵精，才华横溢者快速升迁，尸位素餐者难以久居，流水般的官位总会找到胜任的人。她提拔的人才之多是历史罕见的，救时宰相姚崇，阳春宰相宋璟，开元名相张嘉贞、以及文武双全出将入相的张说、郭元振、张仁愿……为子孙复兴唐朝储备名臣良将无数。当然，她杀掉的人才也绝对不少，提拔的庸才那也是相当的多^_^ 时有民谣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把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大意就是现在的官儿可真多，随便飞一块板砖来就得砸死三个科长。才子沈金交觉得好玩，补上四句：“平事不读律，博土不寻章。面糊存抚使，眯目圣神皇。”这下就犯政治错误了，前四句不过是一般的嘲讽诗，后面这四句可是直指皇帝老糊涂，即刻被捉来见驾，要治他一个讪谤朝政之罪。谁知武皇听了只是放声大笑，倒是调侃了急于邀功请赏的御史一通：“只要你们不滥施禄位，还怕天下人说么？不用治罪了，把人放了吧。”倒是与她赞赏骆宾王文采的行事风格一脉相同。闹了个没趣的御史讪讪然退下，轻狂的才子继续吟咏他的歌谣，而武皇么，继续我行我素地做她的女皇^_^
武皇对于科举制的改革还有一桩，她开创了武举，以示文武并重。不少学者对此嗤之以鼻，认为她的选拔标准太过荒诞，因为考试只考射箭举重等武艺和膂力，而不论运筹帷幄的韬略智谋。特别还要求身高六尺以上（大致相当于今天的1.8米），还要言语漂亮魁梧挺拔“神采堪统领者”；这看起来不像在选拔军事人才，倒像是评选健美先生。名将里面武举出身的比例少之又少，学者们说这正反映出武举制度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