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套用今天时髦的术语，二十年代正出现了“一片革命的大好形势”。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重心虽然放在文学革命上，提倡“文学的革命，革命的文学”，由“五四”引发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其光芒却更胜于文学运动。陈独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先在上海出现。一九二一年的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并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年便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策动香港海员大罢工，策动京汉铁路罢工亦即惯称的“二七”惨案，以提高工人待遇和民族主义作号召，掀起工人运动。同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积极扩充中，团员人数膨胀到四千人以上。
历遭挫折的国民党，逼于孤立无援的形势，兼受苏联十月革命的诱惑，通过陈独秀的介绍，自一九二0年，苏联代表沃亭斯基到上海，和孙中山会晤，双方搭上线后，从此一拍即合，不绝如缕。一九二二年，越飞答应以协助国民党建军为饵，共同携手，奠定了以孙越联合宣言为背景的国共合作的基础。
宣言发表不久，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纪元，共产党员以个人身的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当选为中委和候补的共产党员占了总名额的三的之一（当选中委的有谭平山、张国焘、林祖涵、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于方舟、韩麟符、于树德），而最重要的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及农民部（部长林伯渠），却都在共产党员的掌握中。
苏联的军事顾问鲍罗廷、加仑将军等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广州，实际上是一切以鲍顾问马首是瞻的苏联势力范围。
广州和上海，虽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交通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两者却都是行动的中心，甚至，上海在思想战线上的巨大功能，借租界势力的荫庇，远超过发号施令的军政重心广州，作为东西文化汇集的重镇，颇陈百花齐放的景象。
宣传共产主义的有《向导》、《新青年》，鼓吹新文学的有《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民国日报》为国民党发言，《时事新报》反映研究系的心声。作家马彬，在其《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书中，作了如下的陈述。
“……西洋学说，于此时介绍到中国来为最多，‘无政府主义，也于此时出现，共产主义自然成了最热门的东西，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文学理论，先后输入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知识青年，读者的兴趣被启发了！学术界空前地呈现辉煌……。”
接着，他提到当时的上海：
“总之，在北伐前的上海，颇有我国百家杂陈的局面，在政治上各样的理论都公开地推陈出来，在文学上，也五花八门，这是激烈进步的现象。”[10]
这四年的时间，经国躬逢其盛地，正生活在这激烈进步的上海，除非他是政治冷血动物，随着那诱人的环境，往昔“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旧境界，还能满足他吗？假使我们无法推翻社会学家“人是环境的产物”的理论，面对这样波斓壮阔的时代，国内外发生的大事，毫无疑义的，会在他洁白的心灵上，起着强烈的感染作用。自然，这些变化，是负责监护的王、竺两位所无法理解的。
足资查考的记录，经国在上海求学的过程中，一九二二年“仍在万竹学校”，这年且在学校运动会里，得了亚军，第二年进入浦东中学，一九二五年“赴黄埔省亲”。
事实上值得一书的两件大事，相反地，受到了掩盖。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他思想行动起了重大变化的明证，更是他人生旅途的转折点。
依据马彬的分类，那时期知识的子的思想，除掉保守派外，大致可以归入渐进与急进两种，经国是后者，这从他勇敢的投到“五卅”爱国运动的行列里，可以得到结论。
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爆发了惊天动地的反英、反日大罢工。起因是这月的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枪杀了一位工人顾正红，于是五月三十日，上海工人和学生联合在上海租界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游行时部分工人、学生因遭到英租界巡捕的杀害，爱国志士的血触发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上海的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学生举行了总罢课，商人举行了总罢市，酿成历史上的“五卅”惨案。经国和其它很多爱国青年一样，坚决地站到反帝国主义这一边，是游行示威的成员之一。
经国的行为，固得到同学师长的赞许，但却支付了很大的代价。学校当局的保守派片面地，武断地认为，这个年轻人有造反的趋向，给予他一项意想不到的惩处—开除。罪名“该生行为不轨”。在当时开除是
件很不名誉的事，带着满腔愤怒不平，大概在这年的六、七月，告别上海，去了北京，进了吴稚晖的外语学系。这多半是他父亲的意思，希望吴敬恒好好管教一下，免得再闹出上海那样的笑话来。不过，经国已非池中之物，“吴妖怪”也没有办法约束这位世侄，政治觉悟越高，对革命的胆识越大，不久即加入当地学生发动的反政府示威游行，代表学校当局的吴伯伯，自然不会给他开除的惩罚，军阀当局却冷峻地执法如山，把他判处了两个星期的监禁。
恢复自由后的经国，仿徨苦闷，最后选择了，还是去广州吧！是北方的初秋，他跳上从天津开往南方的一艘轮船，结束短暂的故都之旅。
注释：[1]《蒋经国先生一言论著述汇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这本书共十二大册, 经过篡改等手脚，很多重要的文献，均未收入。
[2]蒋经国著《风雨中的宁静》、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3]同[2]。
[4]汪日章、唐瑞福合著《蒋介石的故乡》，发表于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公报》。
[5]毛思诚著《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一九三六年一月初版
[6]参阅丁依著《蒋介石婚姻生活考》，香港《南北极》月刊、陈忠人著《纪念外婆—陈洁如》，香港《百姓》第49期。
[7]蒋经国著《我在苏联的生活》。密歇根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
[8]同[6]。
[9]同[2]。
[10]马彬著《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马彬另一笔名南宫博，专写历史小说著名，他的论著，其实远胜过他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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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逸仙大学
中国一向以“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傲视环宇，因而产生出天朝文化中心论的骄傲和优越感。最明显的一个事实，我们祖先把国名定为中国，自许为宇宙的中心，它的周围则是蛮夷之邦，化外之民，即使到今天，称洋人仍是洋鬼子，而非平等待之。
不错，数中国儿千年的历史，它有过辉煌期，也有过衰落期。唐代万邦来朝，我们的东邻日本，甚至派遣大量留学生，乘风破浪，到长安拜师入学。丝绸之路，首启外贸之端。
历史是一面镜子，同样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自视甚高的结果，适应性就比较差，对任何外来文化，悉采鄙夷峻拒的态度。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的假面具拆穿了。后代子孙，为祖先们的骄傲和偏见，付出巨大的代价。继外侮日甚，有识之士觉醒到，非坚甲利兵，不足以保中华于不坠。接着倡“自强运动”，以张之洞为首的士大夫喊
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且在这个指导原则下，派青年士子，出洋留学，大搞洋务运动。
留学的目的地，始则欧美。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咸认日本的“明治维新”，值得我们效法，改去东洋。一时留日的风气，取代留英、留美的热潮。蒋介石、阎锡山、张群等选择日本，正说明当时的风向。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马克思主义如洪水般倾泻，开青年人向往苏联的滥觞。最初只有瞿秋白等俄文专修馆的学生，首途赤都，稍后，刘少奇、李立三、秦邦宪等革命青年，个别或集体的，奔向红朝。待苏联在华的势力，扶摇直上，留学苏联的吸引和一号召，顿成时尚。
解释留苏何以狂热一时的背景，我们势必对当时的政治情势，略作回顾。
从民族感情上，对于这位北方的近邻，从无好感。北极熊的侵略性，比起大英帝国，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由依凡到尼古拉斯，中国所丧失的土地面积，超过欧洲许多小国的总和。其次，俄罗斯民族的科技文化，无法和英美放在相同的天平上，鲜少值得效法的地方。
形势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就历史的意义，二十年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出现了一个不寻常的逆转。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渊源于美国的民主政治，
期以取代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他的三民主义宏伟主张，虽抄自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想，追溯更远一点，原是位瑞士医生的创见。其思想立论，哲学基础和那位长一脸大胡子的德国犹太，马克思的学说，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不幸的，孙先生奔走呼号的革命运动，没有乔治·华盛顿那么顺利，更不如列宁那么走运，他给中国开的药，中国病人吞服不一下。
国民党从来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枪杆子的政党，单靠向军阀依附，注定大业难成。特别是一九二二年，广东的军阀陈炯明公开叛变，孙受此沉重打击，离穗赴沪，开始国民党的重组与改造。痛定思痛，大彻大悟，始认定用西方式似有似无，组织，松散的政党组织，不适宜中国的国情。那就是党要类似黑社会的紧密结构，党员要纳入组织系统，绝对地服从纪律，接受精英领导。精神方法上，修正为独裁的组织领导，一党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