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以他自己做例子，他说：‘一九三0年以前，我在各种学校念书，从一九三0年起，我就在厂里工作，做了工人，做了技师，现在则担任厂长（实则副厂长）。这个分工厂现在有四千工人，我有我自己的住宅，每个月领七百卢布的薪水……。”，
“预言‘蒋介石势必重蹈过去俄罗斯反革命将军柯尔甲克、德基宁乌兰格的覆辙。’他说：‘运动的规律和斗争的理论，说明统治阶级之必亡与被压迫者的必胜。’声讨蒋先生围剿苏维埃政府的滔天罪行。”
“愿意和他的母亲在‘最近的将来’在任何第三国见面。”
这封信，通过新闻界的广为传播，的确轰动一时，最感到难堪的，自然是蒋先生。三十年的中期，蒋委员长的声望，在国人心目中，达到顶峰。江西戡乱，功成名就，经济建设，稳步前进。诸事如意中，儿子弄出这么一封丢人现眼的信，且中外喧腾，领袖的尊严，置于何处？
这些年来，经国的音讯杳然。公私查询，均无下落，唯一的安慰，儿子还健在，这样至少向毛福梅有个交待，免得老和他纠缠。
儿子真的变成共产党了吗？蒋先生有点不敢置信。年青人容易中毒，徐恩曾的“中统”和戴笠的“军统”，简直抓不胜抓，谁能保证经国不和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一样，受到邪说的蛊惑？
朝好的方面想，是斯大林的恶作剧，存心给他下不了台。无论如何，要等将来见到经国才能弄个一清二楚。
在苏联的经国，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变化。一九三六年九月，他的副厂长职务给解除了，候补党员也被取消了。
失掉副厂长的职务，并不严重，只是每月少拿七百卢布，对家庭生计．有严重影响，但苏联也不会让他饿死。
停掉党权，那就非同小可，与苏联的大审判有关吗？否则一定犯了错误，那是什么错误呢？
塞翁失马，坏事变好事的法则，经国也懂一些，只是他不敢这样想。在苏联十兰年，外间的事，知道太少，非常闭塞，《消息报》、《真理报》以及一大堆的苏联出版物，甚至，他自己编过报，可是，“《消息报》上无消息，《真理报》上无真理”，说的都是事实。
听说发生了“西安事变”，塔斯社的报导，说是日本的阴谋，蒋先生的安危和莫斯科的国际统一战线，究竟有什么关系？是否会联系到他个人的去向，他无法判断，也无从判断。
十二年前的革命狂热，经不起岁月的侵蚀，早已冷却，喜欢回顾反省，作透视分析，寻找答案。
无事一身轻，在思考中，寻回失去的自已。开始想家，想吃奉化的水蜜桃，想到依闾望儿归的母亲。什么“工人无祖国”，完全是苏联共产党的鬼话，过去，他曾经信以为真，不免觉得好笑。
“还是回去吧！”中国好坏，到底是自己的国家。他已打定主意。但是斯大林会准吗？过去，他也申请过，曾遭到严词拒绝，加上王明的作梗，希望很渺茫。
踌躇再三，把心一横，用他洗练的俄文，给斯大林写一封情词恳切的信，列举他必须回去的理由。
信到不到得了斯大林的手里？后果如何？他不敢想，尝试一下再说吧！
注释：[1]郑学稼著《斯大林真传》，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一九五四年四月）。
[2]盛岳著《孙逸仙大学与中国革命》，堪萨斯大学出版，无中译本，英文原名参阅4中的注[1]。
[3]参阅4中的注[8]。
[4]同[3]。
[5]同[3]。
[6]蒋经国著《永远不要挂起日旗来》，收入曹聚仁著《蒋经国论》，一九七一年香港《联合画报》，第82---83页。
[7]同[3]。
[8]据王新衡告诉朋友。
[9]蒋经国著《给母亲的信》（Harold Denny, Son Repudiate Ghian只Kaishek. The New York Times．Feb 12，1936.）。
[1O]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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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再见，莫斯科
大英帝国办外交的座右铭，比起动辄讲道义的中国达官，就高明现实多了。
“没有永久的敌人，没有永久的朋友，”道尽办国交的不变原则。说什么“中苏友谊，万古常青”，不过是自欺和欺人之谈。
中苏关系，即循着以上的轨迹在发展着的。鲍罗廷归国前，广州的革命政府，大半靠苏联的卢布、枪枝、[1]顾问在支撑着的，后来反目成仇，持续多年，不相往还。
经国是夹缝人物，阴错阳差，偏偏碰上那样的不幸，只好用宿命论去解释了—生不逢时。
斯大林始终难忘蒋介石那一箭之仇，但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国家利益，必须放置个人恩怨之上。合纵连横，本来就是形势所决定的。
远在一九三五年八月，第三国际七次大会中，决定了今后的方向—“组织全球统一战线”。大会宣言
指出：我们赞同我们在中国勇敢的兄弟党发起一项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中国全境内既存的，且准备参加救国救民实际战斗的所有组织力量，从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
斯大林好象忽视国民政府在江西瑞金发生了什么事。两害之间，取其轻，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已严重的危害到苏联的国家利益。“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也许可成为我们的合作者。”
中国共产党和他的军队，正面临生死存亡的挣扎（长征途中）。唯蒋介石的声望和力量可以产生对抗日本的杠杆作用。
“西安事变”适逢其时，成中国近代历史的枢纽。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少帅张学良和西北军统帅杨虎城，联合发生兵变，在陕西临潼，[2]将蒋先生和他的随员劫持。
斯大林的想法：失去蒋先生，中国一团乱局，日本得利。所以，毛泽东奉斯大林之命，[3]派周恩来、秦邦宪，以和事佬的身的，由军安去西安，从事调停。
三国时代“义释华容道的故事”，因而重演。
兹援引张氏有关经国部分的回忆，供读者参阅。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他的陈词曾使蒋氏的心情渐平静，似也相信周的真诚。周恩来根本没有说要蒋氏在八项主张上签字的话。只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求蒋氏有所指示，并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父子团聚。”
蒋先生念子心切，一直努力查询经国的下落。周恩来的机警急智，难怪白修德(Ted White)佩服得五体投地。提到经国，蒋先生才把“板起”的面孔收着，留心静听，继而微露思子之意。[4]
周恩来能够“满口答应”帮助经国返乡，弦外之音，经国在苏联的情况，通过王明的联系，延安方面是了然的，只是担任驻苏大使的蒋廷黻，不得要领而已。[5]
国共合作的气氛，由“西安事变”作契机，顿时热络起来。一九三七年二月，周恩来、潘汉年，相偕赴南京，合作乃成具体事实。
就是这样戏剧性的事件，为经国个人的历史，带来戏剧性的发展。
斯大林双手将经国送还蒋先生，作为中苏进一步合作的献礼。莫斯科、西安、南京三地的微妙关系，经国一无所知。忽然间，接到通知，他可以自由地回去了，那分惊喜，只有汉朝的苏武有此体验。
经国正式离开莫斯科是一九三七年的三月，二十七岁生日的前几天，蒋廷黻特地举行了欢送宴会，时任使馆秘书的李能梗，记下全部过程。
“七时半，大家都衣冠整齐的赶到大使官邸，看见蒋大使满面笑容上前迎接我们，大家既经坐定后，他仍未把晚宴的理由宣告，我们也只好忍耐一些时，静候听取他要我们赶来聚餐的目的。正当我们谈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忽然间听到汽车声，大家对于开到的汽车声倒处之泰然，可是蒋大使显出格外冲动的神态，立刻站起来，邀同他的夫人跑出大门前，迎接这辆汽车带来的客人。”[6]
客人就是经国，作者的印象，这位中国青年“身体不甚健壮”，蒋方良是位“服装很朴素的俄国少妇。”
蒋廷黻自己的回忆：
“一九三七年某夜，当我和部属们闲谈时，有人报告我说有客来访，但于未见我本人前，不愿透露姓名。当我接见他时，他立即告诉我他是蒋经国。我很高兴。在我还未来得及问他计划和意图前，他说：‘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我告诉他，委员长渴望他能回国。他说他没有护照、没有钱。我请他不必担心，我会为他安排一切。接着他又说他已与一位俄国小姐结婚，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我肯定告诉他，委员长不会介意此事。接着他又问是否应该给委员长及夫人带一些礼物。最后，我帮他选了一套乌拉尔黑色大理石制的桌上小装饰品送给委员长，一件波斯羊皮外套送给夫人。”
这晚，蒋大使还特别准备了麻将、桥牌、舞会，用典型资本主义颓废派的玩意，迎接经国回到他曾咀咒过的官僚社会去。自然，以此为的水岭，昔时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从此被一脚踢到九霄云外去了。
李能梗形容，夫妇两人，当晚有“说不尽的快乐”。快乐的是，终于看见自己人，看见没有云雾的太阳了。
离开住了十二年半的莫斯科，心情复杂矛盾，往事历历，象一幅眼泪渗着欢笑的图画，蕴藏着的全是人世间的无数沧桑。
假使，他模仿瞿秋白，写下他自己的《赤都心影》，比秋白的故事动人多了，拍成电影，凭其曲折离奇的情节，赚人眼泪之外，醒世的意义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