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6]参阅一九四一年六月《东南日报》。
[7]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一九五0年出版。
[8]蒋经国著《伟大的西北》。
[9]同[8]。
[10]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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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教育长·主任
假使我们说，蒋先生早就有意把棒子交给他的儿子，那实在是一种过分大胆的假设。但是，说他老人家从四十年代开始已蓄意培植经国，就比较接近事实了。
一九三九年，甫行就职专员，经国接“委座”指示，“克日登程赴渝”，[1]入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在国民党的官场里，通常被认为，这是一个镀金的机会。由庐山军官训练团，到台北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无数的院校团班，训练过十万的党政干部。获得遴选，象征着明日的希望，从关系学的方面看，更意义非凡。
蒋先生认为，多经过一次熏陶，干部们的思想意识，以及对领袖的向心力，会益形加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同样适应经国的情况。经国是个特殊的例子，他只是要经国和别人一样，按部就班地，在国民党的体制内，茁壮成长。
蒋先生一方面让经国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正规训练，为儿子未来获膺新命铺路，一方面，巧妙地，解决原来是共产党的国民党党籍问题。
由重庆回到江西，任命发表，派经国为三青团江西支团临时干事会干事兼筹备主任，儿乎是火箭的速度。
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成立于武昌，[2]集复兴社cc系组织的大成。党内有党，派外有派，对国民党内部的团结，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是，蒋先生偏偏有他独到的奥秘。
经国的政府官职，以江西起步，抓党组团，同是发物于江西。经国自苏联归来，深切体会，没有组织做后盾的行政官，比沙滩上的大厦还要脆弱。
做行政专员，他有旧官僚、土豪劣绅等敌人；领导江西的三青团，和他作对的对手，对付起来，也不大容易呢！
名义上，蒋先生任团长，康泽组织处长，涉及权力，即使是团长的儿子，一亦寸步不让。
经国一跃为团中央的高层领导人之一，江西支团筹备主任，实质上是江西团的首脑“第一把手”，康泽怕这位太子，将来抢了他的地位，先使个杀手钢。在江西支团的干部安排上，大动手脚。
康泽安置不少“复兴社”的亲信，目的架空经国。书记彭朝钰以下，清一色的康派。而彭“每天跑专员公署，表面上尊重蒋主任，实际是玩弄手段，不让蒋主任亲自来支团部办公，蒋主任那张办公桌形同虚设。青年招待所保送学生受训或就业，彭朝钰都一个个召见谈话，彭朝钰亲口告诉青年招待所学生说，蒋主任是兼职，忙不过来，他是中央派来的，一切由他负责。”[3]
经国到赣南的第一场遭遇战，就遇到自称“中央派”的康泽系，几番较量，这批人有眼不识泰山，才知道经国在莫斯科顶礼膜拜来的斗争经验，关老爷面前的大刀是舞不得的。
太子的策略，表面按兵不动，却积极培训干部，巩固阵地。
设在赤朱岭的“三青团江西支团部干部训练班”，每期招收一百二十人，经国从制订计划，到招生训练，概一手包办。自任“精神讲话”课程，标榜“三青团不是少爷小姐俱乐部，不是官僚政客摔交场”，倡“赤朱岭精神”。
成立“江西青干班毕业学生通讯处”加强组织联系。
时机成熟，经国反攻，一九四一年四月，举行支团第三次会议，康系人马，弃甲曳兵，全被排除。“清干班”的基础，不断扩大，经国且办了江西青年夏令营和虎岗青年夏令营，更多青年子弟，受其罗致。
一九四三年，江西支团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代表已全是“青干班”为核心的太子嫡系。其中一些干部如胡轨、詹纯鉴、王升、许素玉[4]等，始终追随经国，由江西而台湾。
只四年工夫，经国在江西党政方面的成就，连主席熊式辉的光辉，都相形失色。十二月，太子辞赣县县长，授任江西省府委员，虽无实权，却有更上层楼的意义。
信仰共产主义的时候，他是无神论者，为了迎合蒋先生和宋美龄的心意，接受洗礼，成为美以美教会的基督徒。教徒这个事实，外间知道的人，寥寥无几。他不仅很少参加礼拜活动，甚至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禁止国军官兵信教，[5]其虔诚可知。
一九四四年元月，蒋先生改派爱子出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前往重庆。赣南时代，因而结束。自然，他热心推行的“新赣南建设计划”，亦人去政息。辛苦造就的忠贞干部，跟着去了重庆的新天地，另树旗帜。
“中央干校”的筹备工作，由李维果主持。原兼任“中央青干班”主任的康泽，雄心勃勃，改班为校，自兼教育长一职，理所当然。但李看透蒋先生的心思，提议经国担任，“照准”的批示，马上发下。
蒋先生的构想，经国到赣南，终究是个过场。调回中央，从训练干部着手，等于做生意积累资金。他个人的崛起，不就是黄埔打下的基础吗？
客观地说，经国具备的条件，毋论组织技巧，训练方法，刻苦精神，黄埔学生，难望其项背。
国民党的表现，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早趋祚微，蒋先生和他的高级幕僚们，已有觉察，三青团的成立，即含有补救的意思，经国这时候才三十三岁，年龄、形象、声誉，都是担任教育长的适当人选。
一九四四年五月，干校开学，但只有研究部，[6]经国的意思，先培训“干部的干部”，第二期培养专业人才，设地方自治科、师范科、管理科、生产管理科，后来场面开始扩大，增办“东北青年训练班”、“青年政工人员训练班”。
干校的性质，类似苏联的“孙大”，不能用一般高等院校的标准去衡量，诚如曾任该校区团部书记的蔡希曾（省三）所说：“蒋经国所考虑的迫切课题，是借着主办‘中央干校，的大好机会，如何用最短的时间，采取有效的措施，培训一批高层的‘嫡系的嫡系’。”
兼校长蒋先生说的更明白，“干校是革命的学校”，“干校应该实施革命的教育，培养革命的干部。”
“革命”一词，在中国官员嘴里，从来缺乏严谨的定义，几乎任何事，都可套上一顶革命的桂冠，加以演绎，革命即是追随领袖的同义词。
经国根据父亲的训示，提出下列口号：
“中央干校是革命的学校，培养革命的干部。”
“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校长的意志为意志，以校长的行动为行动。”
“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团作家，以校作家。”
总而言之，经国的任务，是培养一批新的门徒。当时抗战接近尾声，战争的目的是保家卫国，反对日本侵略，和革命发生什么关系呢？
为了把学校办好，自招生、入学、新生训练、生活管理、政治组训、课程等等，他无不躬亲参与，别出心裁。规定的教学重点，计有：
（1）高深的政治素养。
（2）高层的领导才能，要识大局、担大任、办大事。
（3）训练三能，即“能文”、“能武”、“能开汽车”。
简称为“两高三能三大”。构想很好，其奈客观条件不具备，也做不到。平白给人一个印象，他喜欢说空话，然而我们也不能抹杀他办教育的一些灵活做法和许多独特的设计。
最具民主色彩的活动，首推“全校师生大会”，主张“师生团结，共商教学大计”，比美国大学的“学生政府”（student government)还要前进。但是，所办的大聚餐、大联欢、访问贫苦人民、劳动竞赛、实验治校等，[7]可是典型的苏联式群众运动。
如果经国能心无旁鹜地把中央干校的事业坚持下去，“二十年的远景规划”，不能算是空中阁楼，他的成就，将非常可观。环境却强迫他，不停地改变计划。主要，战时的中国，情势瞬息万变，任何长远的规划，随时可化为泡影。
一九四四年六月，长沙沦陷，八月衡阳失守，日军的秋季攻势，锐不可当，独山失守，直趋贵阳，陪都重庆，面临威胁。政府打算必要时，迁都西康。九月，经国奉命，曾至西康部署。十月“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由蒋委员长亲自提出。配合这个史无前例的青年从军运动，蒋先生重想到他的儿子，下令成立“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委派经国为该班中将主任。
过去，经国的经历，集中于党政方面，现在开始尝试跨到军中，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抓枪杆子”。政工班第一期学生甫毕业，中央宣布，成立“青年军总政治部”，经国是主任，总部且设在中央干校内。军政部依国军序列，编为八个师，[8]各师设政治部，政治部第一科（管组织、训练），科长和团教导员悉由干校研究部第一期学生担任。师政治部主任，不用说，是经国遴选，上级任命的自己人，包括现在台湾的报业巨子余纪忠（二0三师），司法部次长范魁书（二0八师）在内。
苏联的党的表制度，北伐时期一度在国军中移植。
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名存实亡。相隔十五年，经国把它重建起来。一则，他驾轻就熟；二则，他对这个制度的功子，深信不疑。推行开来，党指挥枪，那末，就是他自己的武装力量。所以，认真地实施政治训练，规定上政治课二至四小时，各师聘专任政治教官，强化思想训练。
公开的口号如：
“青年军是青年的革命武装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