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文件签字，即《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协议书》，斯大林称《雅尔塔协定》。
[3]由罗斯福负责取得中国同意，至于何时通知蒋委员长，“依斯大林元帅之意见行事”。
[4]郭荣赵著《美国 <雅尔塔协定>与中国》，台北水牛出版社出版
[5]同[4]
[6]卜道明著《我们的敌国》，台北《中央日报》社出版。
[7]蒋经国著《一位平凡的伟人》，后收入《风雨中的宁静》，台北黎明文化手业公司出版。
[8]同[7]。
[9]签订日期，一说是于日，一说是十五日，何以日期相差一天，费解。
[10]宋子文辞外交部长，王世杰继任。
[11]同[7]。
[12]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一九五0年）。
[13]《蒋总统秘录》全译本第11册，日本产经新闻出版，《中央日报》译印，第44页。
[14]同[13]。
[15]中共当时不便打出八路军的招牌，用“民主联军”的名义，混淆视听，中共中央政治局，派高岗、彭真、罗荣恒等潜入东北，发展实力。
[16]董彦平著《苏俄据东北》，台北反攻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五年十月）
[17]同[16]。
[18]同[13]。
[19]同[13]。
[20]同[13]。
[21]蒋经国著《五百零四小时》，一九五四年六月出版，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五年五月第113期转载。
[22]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U. S．Department of State 1949（即白皮书）
[23]《东北严重怎样促成的》，《观察》第4卷第5期（上海）。
[24]同[12]。
[25]据当时任亚州司副司长盛岳说，经国某次到外交部找道明和他，要到夫子庙去找一个最拆烂污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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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戡建大队
我们先将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的一些重要镜头，剪接起来。
一月十日，国共双方，在和事佬马歇尔的调停下，签订了停战协定。
其实，除非是白痴，才相信重庆和延安间，能借谈判而化干戈为玉帛。
毛泽东说：“一系列因素，包括国际局势在内，对重新发动内战不利。”[1]要通过谈判，使共党取得法律地位，向世界表明，要打内战的是国民党而非共产党。
蒋先生明白，没有美国大量的军经援助，内战打不赢。抗战胜利来得太快，国军的兵力，集中在川滇边陲地区，时间上来不及运往华中、东南、华北、东北等地区，填补日军留下的真空。谈判可以时间争取空间。
政治协商会议，煞有介事地，通过各项议案，准备为未来的联合政府催生，国共双方是主角，“民盟”以及一些无党派人士担任龙套。
裁军协议，讲价还价，好象双方从此立地成佛，“还军于国”。
以巴大维为首的美国军事援华顾问团成立，《军事援华法案》经美国国会通过。
国军五十四万，在美国海空军的协助下，接收日军的防地。
到这年的六月为止，国军尚占优势，盱衡全局，基本上是乐观的。但是，向后的日子，就很黯淡了。
杜鲁门禁运的命令，于七月颁布，且持续八个月之久，因此，国军的优势，大为削弱。
次年一月，马歇尔铩羽而归，旋即接任国务卿，南京和华府间的关系，江河日下。
经国在东北，打不出局面，干部南移，连他搬到长春的《正气日报》，[2]都跟着迁到上海，想在那里建立起宣传的据点。
一时没有新的开展，本建军先建校的原则，重操旧业。
一九四六年夏，三青团举办青年夏令营，人数近千，一就是他回到中原后的杰作。九月一日到十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假庐山大礼堂举行，他的干部们，酝酿着独树一帜的意愿。
经国自己，也很有兴趣，主要，他不甘CC派的压制和打击。那本《我们对团的建议》的小册子，企图
摆脱党的牵制，呼之欲出。但是，一身兼总裁、团长两职的蒋先生不点头，办得到吗？
蒋先生对爱子的想法，频频心动，用红笔御批后、嘱经国研究具体办法。太子庐山河西路的别墅，顿时群贤毕集，包括蔡省三、陈元、王升、赖钟声等，开会集议，分工起草组织纲领，忙得一天星斗。
三青团组党的消息，传到南京，陈立夫兼程上山，直言诤谏，同时拉出戴季陶[3]分头夹击，蒋先生于是改变主意，组党一说，付之东流。
蒋先生碍难采纳，并非没有理由。他自己是国民党的总裁，且“余自束发以来，无时不以基督耶稣和总理信徒”自居，何能允许青天白日的旗帜以外，再飘出别的什么旗来，让左手和右手相互对立。
设立青年团的原意，已经变质，失掉原来团结号召的初衷。由团改党，扩大派系分裂，将置党魁于何地？
事后检讨，经国也觉得很孟浪。他的干部们，有政治狂热，缺少政治经验；注重集团利益，忽视整体利益；倾向于用主观信念的力量，去和客观的事实相抗争。
紧接夏令营的举办，选举第二届中央干事和中央监察等高阶层人事，由庐山而南京，轰轰烈烈，好戏连台。太子系的人马．许季玉、刘安琪和覃异之当选干事，罗泽恺、罗友伦、胡素当选监察。
中央团部改组，陈诚蝉联书记长，袁守谦、郑彦棻为副书记长，经国当选为常务干事兼第二处处长（原秘书处改第一处，宣传处改第三处，服务处和工作管理处改第四处，视导、调查、研究为第五处）主管组织训练。陈、袁挂名，实权全在太子手里。
掌握到青年团的神经中枢，尽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是国民党的事，永远和我们的想象背逆。省市支团，仍由康泽系的人马控制。于是，命令的贯彻上，七折八扣，有时候，甚至地方和中央，互唱对台。
一九四七年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和一九四八年的副总统选举，即是测验三青团功能的温度计。
蒋介石的原意，副总统一职，内定孙科，他对桂系的实力，始终存着戒心；但当时担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德邻（宗仁），并不怎么唯命是听，一场攻坚战，在首都展开。
三青团名义上并入国民党，而各县市党部的主委，由CC担任；副主委则由三青团分子出马。CC和三青团，势不两立，而三青团内部，尚有复兴社、太子系的激烈对抗。大部分国大代表，出身各地三青团，党中央下令支持孙科，孙科应稳操胜券，轻易击败对手李宗仁。
结果，李宗仁得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孙科仅一千二百九十五票．[4]李胜孙负。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如白瑜[5]、周天贤．刘先云、许伯超等，宁置贺衷寒、袁守谦的劝阻于不顾，也要支持李德邻顺利当选。
李、孙一役，经国歉疚，蒋先生伤心，国民党的腐朽，差不多已无药可救。
青年团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经国转为党的中央委员[6] 兼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为张厉生。官衔又长又大，职权无足轻重，经国对这张冷板凳，当然就兴趣索然。
好在，党的职务并不重要，他尚担任预干局的中将局长，为国防部的一级单位。
预干局的全名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一九四六年成立，和它平行的是“‘国防部监察局”，局长彭位仁，经国推荐。彭投桃报李，用的全是太子嫡系，所以“外界把监察局视为预干局的盘支。”[7]
抗战末期，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大前提抗战建国，还我河山，所以一呼百应．志士来归。“剿匪”是内战，性质、内容、时机和抗日战争，好比地球到月亮的距离。也许内战方殷，蒋公出乎情势需要，顾不了那么多，旧梦重温，炒第一次青年从军运动的冷饭。
预干局成立的首件大事，召集青年军干部会议，黄维[8]、刘安琪、钟彬、覃异之等将领，纷纷赴会。会议通过征集第二批青年从军，报请国防部批准。
蔡省三先生，偏偏另持异议，他说：
“问题是抗战刚刚结束，国军正在裁减整编，第一期青年军的复员安置，尚未竣事，许多地方都被‘青年从，扰攘不宁。现在忽然又来搞个‘青年从军运动’，实在是‘师出无名’，不切时宜。要象第一期那样，拼凑一个‘征集委员会’，势不可能。‘运动’眼看是搞不起来，于是只得作为国防部改制后的一项措施，通过行政命令来办理。由预干局会同兵役局，在全国各地‘招兵’，名义仍然叫‘征集知识青年从军’，并公开宣告，入伍后系接受‘军士’的预备干邵训练，成绩优异者，可保送升学‘军官学校’，或直接晋升军士，将来可按役龄再晋级军官。这就是以升官’为诱饵。尽管如此，但是知识青年应征者扔旧为数寥寥，随后是来者不拒，文盲也收，流氓地痞，一并收罗。勉强凑数，虽然兵不足额，仍然恢复了二0一师到二0八师的八个师的建制。好歹总算让这支嫡系武装延续了下来。”[9]
第二期的青年军，没有第一期幸运，战局吃紧，先后被调到前线参战。结局，或残或俘，到上海失陷为止，兵员建制，荡然无存。
马歇尔使命（Marshal Mission）宣告中止，国共双方再没有借和谈假惺惺作态的必要。诚如陈立夫所说：“国民党的天下是打得来的，谈是谈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