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重庆既失，成都无险可守。四天后，市内秩序，失去控制，街头汽车塞途，枪声四起。夹江、峨嵋一带，暴民出现，洗劫商贾。富顺之陷，更其荒谬滑稽，解放军在沪州途中，仅“用电话恐吓富顺县长”，居然一哄而散，军政解体。
那确实是一个可痛复可笑的场面，败军如山倒，中外皆同，草木皆兵，正是这个意思。
十日，成都情况，濒临绝境。卢汉摇身一变，化友为敌，给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密电，要刘会同四川将领，扣留蒋先生，俾作“人民政府第一功臣”侍卫人员发现蒋驻节的中央军校附近，“有可疑人物行踪”，幸赖军校学生护卫，安全脱险。
《蒋总统秘录》所记，在离开军官学校之际，蒋总统和蒋经国二人曾合唱“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国歌”[16]虽戏剧化一点，悲壮凄凉，感人至深。
下午二时，蒋先生自凤凰山搭机升空，台北时间六点三十的，抵松山机场。经国总结，“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信哉斯语。
此后，西昌告急，川北剑阁失陷，李弥下落不明，而沾益、曲靖失陷，余程万失去联络，不仅“西南保卫战已近尾声”，国民党从一九二七年起，二十二年的统治，或可说，一个蒋介石的时代，从此结束。
除了台澎，海南国军控制下的仅一些无足轻重的岛屿。一九四九年的最后一天，经国的日记，这样写着：
“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一年，就在今夜过去了。”
注释[1]海面十五英里，海口至海安。[2]蒋经国著《危急存亡之秋》，收入《风雨中的宁静》，第196-197页。[3]即镇海会议。[4]同[2]，第123页。[5]宋希廉将军面告，时间是一九八二年五月，于旧金山。[6]陈少校著《逐鹿陕康》，香港致诚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七年四月），第129页，该书根据《文史资料选辑》所撰，可靠性极高[7]赵鼎盛著《我所知道的龙云先生》。赵先生曾任龙云副官一九四九年，奉龙命由港回昆明，策动卢汉起义，该书未发表，作者持有原稿。[8]同[2]。[9]同[2]。[10]据龙云四子龙绳文告诉作者，但无其它见诸文字的记载。[11]沈醉著《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12]李宗仁要撤换汤恩伯的总司令职务。[13]同[6]。[14]同[2]，第264页。[15]同[2]，第265页。[16]《蒋总统秘录》中译本第十四册，第58－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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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台湾—历史的起点
当西昌失陷的电文，抵达台湾，蒋先生正隐居台中日月潭的涵碧楼。数十年来的惯例，喜欢寄情于名山巨川，冷静地思考军国大计。大陆时代，常去浙江的莫干山、江西的庐山，退处海隅，只好以高雄寿山、桃园角板山和日月潭取代。
已是黄昏时刻，潭水如镜，掩映着似血的残阳，看苍茫暮色，兴英雄末路，时不我与之叹。老人悲怀无语，百无聊赖，忽然告诉随侍的经国：“我们下山散步吧！”[1]
经国并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满怀创伤的父亲，父子俩走了一段山路，蒋先生突兴垂钓之念，经国盼咐侍卫安排一只船，老人孤舟，瞬即潭中荡漾，随波逐流。稍顷，绳线轻蠕，鱼竿低垂，老人意识到，鱼儿上钩了，使劲一拉，鱼线绷得更紧，连忙收杆，一条约五尺长的大鱼，[2]无可奈何地跃出水面。
“总统，这样大的鱼，几十年来我第一次见到。”[3]
船夫乐不可支地说。
“好！好！”蒋先生频频点首，带有水滴的双颊，微微露出欣慰的笑靥。
这一年中，丧师失地，受尽奚落，除了“金门大捷”，老人忧郁仿徨的面庞，有过颜开笑绽的机会，跟着重庆弃守，成都转进……。恶讯踵至沓来，哪来轻松的时刻呢？
蒋先生是个很迷信的人，一向听信风水先生和阴阳术士的话，凭他自己的第六感，他肯定今晚是件好的征兆。[4]否极泰来，为时已近。
第二天，一九五0年的元旦降临人间，万家伊始，一元更新，父子俩的心情，异常开朗。做完祈祷，回到现实面，筹思迎接即将来临的考验。“退此一步，别无出处”奇*書$网收集整理，那早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新华社的广播，声色凌厉，重申其渡江前“向全国进军”的立场，“‘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时评”特别强调：“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将绝对不能容忍美国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它中国领土的非法侵占。”[5]
中苏谈判，仍在莫斯科秘密进行，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气势固盛，仍不脱延安时代的革命本色，不仅缺外交知识手腕，更缺外交情报，起码对美国的政情，
一无所知。杜鲁门政府，公开或私下地表示，“不予蒋庇护”，“任任其自生自灭”。
国府迁都广州，司徒雷登大使滞留南京，持观望等待态度，意图明显不过，试探外交承认之可能。即使毛宣布“一边倒”后，华府的首脑，仍怀希望，幻想中共成为东方的南斯拉夫。
一九四九年的十二月，华府内部，数度集会，反复探讨美国的态度，和国民党政权能否得救的可行性研究。美国这样做，有其内因：亲蒋派和军方的压力为其一；杜鲁门政府逃避“失掉台湾”的责任为其二。
十二月初，有当时高华德之称的史密斯和诺兰参议员，联袂飞东京，会晤驻扎日本的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上将，要求他用军事行动，挽救即将陷落的台湾。联．合参谋本部的意见，建议杜鲁门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蒋防守台澎，但不同意派遣三军，直接占领。(6)
国务院的中国专家们，另持异议，他们认为“台湾之陷落，人所预期，援助也是枉然。”[7]易言之，采袖手政策（oft hands policy）。艾奇逊发表“白皮书”于前，送备忘录于后（致驻外使领馆），他早看透杜鲁门的心思，等着看蒋的笑话，所以不闻不问。
二十九日，杜鲁门在白宫内召开国家安全会议，作最后的集思广益。会议为两派，联合参谋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强烈主张派遣军事顾问驻台，代表美国鹰派的典型意见，认为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是美国西
太平洋的屏障，失去台湾，菲律宾、日本将受威胁。国务卿艾奇逊予以驳斥，他说，即使美国介入，亦无济于事，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有没有台湾，无足轻重。杜鲁门作最后的裁决，支持艾奇逊的见解，于是尘埃落定。[8]
如果近一步了解蒋、杜鲁门关系，杜鲁门作此决定，纯属意想之中。杜鲁门一反他前任罗斯福对蒋的偏爱，来自各方面的报告，指责国民党政权贪污腐化，已深恶痛绝，派马歇尔赴华，使命失败铩羽而归，杜的颓丧可知。两党竞选，蒋派陈立夫来美，以现金支援杜威。不幸，杜威落选，杜鲁门蝉联，这位密苏里的老农，向以脾气倔强著名，轮到他泄愤的机会，他能放过吗？
第二天，美国的决定，国务院正式通知驻美大使顾维钧。五天后，杜鲁门举行记者招待会，赤裸裸地将美国的意见诉之于众，他说：
“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它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地，奇 -書∧ 網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9]
美国公开抛弃台湾的宣言，传及世界每一个角落，而受到严密控制的台湾报纸杂志，奉命只字不提，仅
少数人，了解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政府的用意，怕进一步削弱民心士气。
美国同时宣布，自台撤侨，更使蒋先生感到不安的消息，就是华府的苏联问题专家们，再度推动美国承认北京的新浪潮。他们的有力说词，认为延迟建交，只有利于苏联，使毛更靠近斯大林，而危害到美国的远东利益。[10]
一九五O年新正，顾维钧大使循例到白宫贺年，新闻界揶揄，说“这可能是最后的一次”(This may bethe laSt) 。《新闻周刊》评论中国的局势时，使用最悲观低沉的语调说：“所有传达给美国公众的消息，宛似行动迟缓的珍珠港事件。”“我们接受一次严重的惨败”。[11]
当一切希望趋于破碎之际，宋美龄乃于一月十三日黯然归国。蒋夫人曾在美受大学教育，和美国朝野保持良好关系，抗战期间，出席参政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过动人演说，受到罗斯福总统非凡的礼遇，获“出色的国民外交家美誉”。可惜，物换星移，人事全非。杜鲁门的接待，冷漠鄙夷，打心底里，认为蒋、宋是一群“偷盗之徒”。[12]天时、人和两方面，注定使命失败，虽逗留经年，却知音乏人。
蒋夫人于危难中赋归，有助于民心的激励。为有心开溜的高官富贾，树一反面榜样。经国自告奋勇，专程马尼拉接驾，更含有高度的政治技巧。
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简称“妇联会”，在夫人的推动下，迅速成立，缝征衣、慰征属等故事，台北各报，纷纷以特写专栏方式出笼。蒋氏一家，实行总动员，力挽狂澜。除经国辅佐蒋先生，军队政工、特务一把抓，蒋纬国任装甲兵旅长，蒋方良、石静宜（纬国的首任夫人）纳入“妇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