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这样，蒋不仅可连任，且可做终身总统。
国民党这一荒谬的举措，岛内当然没有人反对。所有的舆论工具，悉由政府把持操纵。反对就是“破坏领导中心”，“共匪同路人”，有带红帽子坐牢的机会，什么人敢冒此不匙！
二十世纪的台湾，倒车开到纪元前三七七年卫颓的时代。
假使从本质上去透视国民党的本质，那就不奇怪了。殷海光说：
“国民党是怎样能统治台湾呢？因为一伙比较大胆的狡猾的人集拢起来，用自命合法的方式，掌握着社会资源，为私利而统治着台湾。而且，实际上是打着‘国策’的幌子，以‘伟大领袖’的意志，把人民当作自己胡作非为的工具，理由是：‘领袖是人民意志的旗手。’”[1]用一句话作总结：“国民党是打着自由民主幌子的次级极权主义政权（a substratal totalitarian regime)”。
文的方面，有人把台湾比喻为文化沙漠，沙漠里偶然也有绿洲，清泉甘冽，棕搁婆娑，那就是先打着胡适招牌后改由雷震任发行人的《自由中国》半月刊。
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一种畸形的发展。缘《自由中国》创刊于五十年代初期，台湾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任何救亡图存的努力，在所欢迎。时移势易，国民党人变了质，反过来，认为杂志变了质，可是《自由中国》的后台硬，已成养虎贻患的尴尬局面。
对蒋先生是否该连任的问题，发出铿锵有力的反对声音。该刊从政治观点和法律观点方面，邀集学者专家，著文诤谏。如曹德宣的《拥护蒋总统继续领导而不赞同连任》、傅正的《护宪乎？毁宪乎？》、杨金虎的《岂容御用大法官滥用解释权！》、雷震的《敬向国大代表同仁说儿句话》和左舜生的《我们对毁宪策动者的警告》。
蒋先生的颜面，已觉得大失光彩，而该刊于蒋先生当选后，再撰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一文，穷追不舍，余音缭绕，当局的震怒，可想而知。蒋先生当年为一句话，能将《申报》的史量才，[2]加以毒手，未立即逮捕雷震，已极尽宽容之能事。
雷震如果有自知之明，急流勇退，可能免却他后来的灾难。但胜利往往使人失去理智，头脑发热。另有一个可能，高估了美国官员对台湾的影响力，而低估了蒋先生的决心。雷震竟和一些热心新党运动的分
歧派，插手地方选举，揭发国民党违法选举的黑幕等等，如兑票换票；埋伏票；代领投票；故意制作废票；故意唱错票；威胁投票等。
这下，冲突升级，由理论方面跨到行动方面，国民党感到严重不安。使国民党当局感到更不安的是，雷震结合国民党内的自由主义分子，民青两党精英，以及大批台湾籍的非国民党人士组织的“地方自治研究会”，扩大为“在野党及无党派人士本届地方选举检讨会”，检讨选举、批评时政，进一步将组织新党，向执政的国民党公开挑战。[3]
组党以外，《自由中国》撰写社论《台湾人与大陆人》，触到国民党人的要害，由“二二八”事变引起的省籍鸿沟伤痕，一向是敏感到谈不得的问题，雷震却说：“人与人不会成为仇敌，除非由于政治上的错误，”又说：一些迷误于政治权力的人们发现大陆人和台湾人在政治改革运动上携手合作，起了恐惧心。故意危言耸听，说台湾人的势力抬头，内地人将受歧视等等。[4]
国民党一面发动自己控制的舆论工具进行反击，一面制造谣言，硬说中共驻港的工作人员暗中支持台湾的新党活动等等。同时通过美国驻华大使庄莱德，向国务院缓颊，俾一旦采取行动时，减少美国官方的压力和冲击，奉命执行此项任务的，即经国指挥下的情治系统－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大前提上，父子俩为维护自己的权力统治，利害相同，观点一致。纵使，蒋先生不下命令，经国亦必去之为快。白雅灿的案子，[5]就是最好的说明。雷震的情况，比白要严重千百倍，他焉能视若无睹！从个人恩怨出发，吴国祯、孙立人是他夺权的障碍，雷的《自由中国》是他愚民政策的绊脚石。允许这个杂志的存在，很多神话、谎言，就有被拆穿的危险。
雷、蒋冲突，据雷自己说，肇始于五十年代初期，且完全来自误会。试看下面一个故事：
“我于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O年）十月第一次去香港时，这些党派人士并未提到国民党要‘党化军队’一事，大概国民党改造委员会此时尚未定案也。追民国四十年（一九五一年）元月二十八日我和洪兰友同去香港慰问各党派及民主人士时，青年党左舜生和李璜等一见我们，就大骂国民党首领蒋中正和蒋经国（此时陈立夫已被逐至海外了）不该违反现行宪法的规定，在所有军队里，以及持有枪杆子的宪兵和警察里设立国民党支部之事，和过去的军阀与大陆时代国民党一样，采用苏俄的‘以党治国’，不想依照现行宪法，实行民主政治，建设民主国家。这完全是家天下的政治，终有一天要失败的。我和洪兰友无法撒谎来解释此事，只有任其任意咒骂，因为池们骂的是事实，他们都是青年党领袖，参加过制宪国民大会这一幕。
我们回台后，国民党在改造委员会曾邀我们吃便饭，改造委员出席者有胡健中、张其昀、崔书琴、萧自诚等，工作同志有唐纵等。饭后他们详询香港各方人士之意见，我们尽情报告，谓其中党派人士最不满意者，为国民党违反宪法在所有军队中设立国民党分部，民主人士最讨厌者为不思建设民主政治，还是个人独裁，真是自取灭亡。各位改造委员要我用书面将今天所讲的向改造委员会报告，我因去港月余，个人和《自由中国》半月刊积压之事太多，这种报告必须亲手撰写，实在没有工夫，故我一再说：‘现有党部的速记，可供参考。’不料改造委员坚持要我写，尤其是胡健中，我只有勉为其难，亲笔写了六条，包括反对党化军队在内，亲自送改造委员会。不料是年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前，我去参加台北市大直圆山忠烈祠祭祀的时候，改造委员蒋大少爷经国一见我就气势汹汹，板着脸对我说：‘你们为什么反对在军队中设立党部之事，这是反动分子，是共产党同路人之所为。’说毕不待我解释，蒋经国就走进忠烈祠去了，里面已吹号，我也跟着进去行礼如仪。蒋经国这一种少年气盛的态度，简直目中无人，和当年袁世凯大儿子袁克定的骄傲，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据说当年袁克定去某地阅兵时，阅兵典礼处只派一名军官来迎接，袁克定以为大不恭，即掉头而返，连阅兵典礼也不参加了。
蒋经国这一天气得我发昏至第十三章，回家后倒床即睡，连午饭也未吃。我们报告书上，明明说是香港各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我为使者应照实报告，总不能‘报喜不报忧’吧？”[6]
大陆之败，蒋先生认为政治工作不如“中共”，恢复政工在军队中的地位，被认为是对抗敌人的一道灵符，所以，谁反对党进入军队，谁就是“反动的子”、“中共同路人”，这原是最简单的两分法，是国民党人的思想原型（Prototype)。
雷震反对军队党化，反对青年救国团，反对特务统治，严格地说，基于良知信念的成分，远超过个人的好恶，《自由中国》的宗旨第一条，就说得明明白白：“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第四条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7]
不过国民党内的保守派，他们虽同意《自由中国》这些宗旨，作为橱饰，作为光耀夺目的霓虹灯，而不愿意表里一致。因为“台湾现政权的本质，只是中国大陆旧政权的延续。”[8]舵手的人格和国民党的性格，受环境改变的驱策，有所修改调整，其态度和政治倾向，依然故我。
过完短暂的蜜月期，《自由中国》变成当权派的眼中钉，为了《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文（第四卷十一期，一九五一年六月），彭孟缉向蒋先生哭诉，指责该文“破坏了台湾的金融管制。”遭彭的特务报复不算，险些捉进宫里。
在《祝寿专号》以前，经国按兵不动。合理的研判，雷震虽然讨厌，不合当局的口味，揭发李基光等敲诈勒索，毕竟无伤大雅，箭头射到蒋先生头上，近乎胆大包天。于是，以周国光名义（台湾的梁效），发出特字第九十九号的“特种指示”，实施反击行动。
《祝寿专号》，本响应蒋的号召，“婉谢祝寿，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舆情，集纳众议。”《自由中国》在歌颂之余，说几句真话，并无损于蒋的威望和权力。胡适那篇《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奉劝他老人家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更谈不上对蒋先生有何不敬。
然而，经国慌了，蒋先生既是神，神怎么会能受凡人批评呢？
盖着极机密印记的特种指示，共列九条，大意是：
（1）《自由中国》企图不良，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有不当的政治野心。
（2）明确它是思想上的敌人。
（3）《自由中国》的言论，与吴国祯的“滥调”，如出一辙，是中共的“统战阴谋”。
（4）记住大陆失败的历史教训，对于“敌人的思想，思想的敌人”，势不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