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布拉萨酒店正门，有八级有红色地毯的台阶。蒋经国车抵门前，即由国务院自华盛顿派遣随同前来纽约的两名安全官左右护从，以及纽约市警察局的两名便衣警探殿后，步上台阶。正当副院长走完台阶将要进入正门之际，突有两名“台独分子”自正门两侧的大理石石柱后迅速闪出，分由两旁冲过警卫，图谋不轨，随在副院长后面的便衣警探之一亨刊·苏尼兹（Henry Suare）一把将自左边窜至的黄文雄抓住，但一眼又瞥见黄文雄手中握有手枪，遂立刻向另一便衣警探詹姆士·沙德叫道：‘注意，吉美，这小子手上有枪。’说时迟，那时快，蓄意行凶的暴徒黄文雄已举起手枪，瞄向蒋副院长身后，而蒋副院长此时正由守卫推动扇形转动门向内走去，该暴徒几乎是前脚跟后脚的向内跟进，正在千钧一发之际，两名警探也已迅速扑到，詹姆士·沙德首先自腋下以擒拿手法擒向暴徒黄文雄引机待发的右腕，使枪声起处，子弹遂偏高射出，由于暴徒正在转动门的两扇玻璃折门之间，子弹乃穿门而入，嵌入旅社内楼大餐馆的墙上木壁中，副院长化险为夷，未遭暴徒所逞。待该暴徒挣扎着还想冲进旅社发射第二枪时，另一警探苏尼兹已用脚将转动门顶死，使暴徒夹在门折缝里动弹不得，另两名警卫遂会同沙德将凶徒缴械制服。
另一个涉嫌伙同行凶的暴徒蔡成竹（郑自才之误）在此同时，亦被两名警卫人员以擒拿法压倒在地。该凶手曾向警卫挥拳拒捕，记者见警卫毫不容情地以警棍向其头部猛击，致该凶徒血流如注，一副眼镜被打碎落地，警卫将其制服后，更将其头部压在路旁的石板上，直至警车将其载走。”[5]
经国访美的过程，在美国新闻记者眼中，算不到一件大事，倒是尼克松、蒋会谈当天，拉菲亚公园内“台湾独立联盟”发动的抗议示威，稍受注意。遇刺不遂，反而变成全美电视、报纸，最热门的新闻。
消息传到台北，当地时间是午夜零点三十分，蒋先生早已就寝，他的反应，报刊略而不登。老人闻讯惊喜交集，应是合理的推测。
两名凶手，（台独联盟称为义士）均来自台湾。三十二岁的黄文雄，就读纽约康奈尔大学，和他同年的亲戚郑自才，业建筑师。
他们的动机，非常明确，借暴力手段，杀害蒋经国。没有小蒋的台湾．立即面临继承人的危机，国民党政权即使能幸存一时，动乱不安，势所难免。因为，蒋先生是年八十四岁，失去爱子，将无法承受那样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培养新接班人，时不我与。
“台独”把这天称为“四二四事件”。经国虽有惊无险，大难不死，事后追忆，余悸犹存，如不幸成为安藤利吉第二，将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蒋氏家族的悲剧，可能是国民党的悲剧。
经国是基督徒，也许他归结为主的保佑，佛家则为因果之说。不管是哪种情况，险则险矣，何在，黄郑二位，稍为沉着冷静一点，他能逃此大劫吗？
出事当时，经国临危不乱，事后，表示“不足介意”，希望地主国从宽发落，是否出于他的内心？其从容不迫的气度，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领袖气质，至少甚获各方赞许。
尼克松变脸，经国已闷闷不乐，东部自由派的报纸，发言倨傲，外加盛气凌人，《明星报》的一篇社论，就非常挪揄地，奚落这位远东的盟友。它说：
“但是国民党的统治，假使是有效的话，依旧是外来的，几乎和日本人五十八年的占领，同出一辙。以国民代表大会为例，一千四百四十六名代表中，台湾人只占三十二席，尽管政府努力把省籍人士引进地方政府，内地官员仍有效控制上层结构。所有提高台湾民族主义的尝试，悉遭无情的扑灭，主其事者，即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那个加过冕的前秘密警察头子。所以，蒋经国成为可能与‘台湾独立联盟’有关的暗杀对象，毫不足奇，这个机构，很多台籍旅美人士，暗中予以支持。
尼克松政府所能做的，已经做了：包括道歉，增加安全措施，和不停地检讨美国的对华政策。”[6]
表面上，美国政府不支持“台独”，可是彭明敏在调查局严密监视下，神秘失踪，到瑞典斯德哥尔摩打个转，即前来密歇根。报章杂志，因不受政府的控制，有时候，又巧合地一鼻孔出气。这类文章，相信经国看不到，否则，比尼克松的告别式，更为难堪。
跑完全程，途经东京，经国于五月一日，重归故土。
抵达台北的时间，上午十一时，国际机场，出现万人以上的欢迎场面，新闻报导，说是“数年来全国各界欢迎出国归来之政府首长最热烈的一次”，诚非虚言。［7]
“热烈”的原因，与他遇刺有关，举岛上下，感到经国安危，和他们切身利益的紧密联系。正如蒋先生一九三六年，由西安回到南京那次一样受人爱戴。政府当局为了表示内部团结，促进民众的爱戴。正好利用此一时机，向劫后荣归的未来领袖，转达拥护之忱。《联合报》说：“这是历史上一种新力量的勃兴，一位新政治家的崛起。”至少，部分反映出，台北当时的人心。
纽约枪声，如果说有什么正面意义，则莫过于，把经国的时代向前大力地猛跨一步。
新时代看不到光明。无风无雨的好景，终成历史的追忆。代之而起的政治口号，为“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虽被很多人引为笑柄，但“变”字是未来十年的历史重流，蒋先生“以不变应万变”的办法，再无法适应了。
一九七O年十月，加拿大承认北京，和台北断交。跟着联大席位，发生动摇。美国过去曾连续十年，使用延期战术，即当此问题提出时，使其不能在大会中认真地讨论，获得成功。后来，改为“重要问题”，再维持十年。可是，随着北京外交成就的进展，这一设计，已不复有效。
一九七一年九月，美国以“双重代表权”的新战略，期保持台湾在联大的代表权，同时又宣布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十一月，僵持了二十二年之久的中国代表权问题，顺利解决。合北的困窘、惶恐、 仿徨，以及愤怒，可想而知。但也同时给国民党高层的乐观派、保守派，当头棒喝，让他们从梦幻中醒过来，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放弃幻想，面对现实”。
就在被逐出联大的几星期内，除了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会籍以外，台湾实际上已从联合国所有有关或附属机构退出。数月间，二十几个国家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中华民国的驻外大使，纷纷下旗归国，外交部被讽刺为“绝交部”。[8]
再一步使台北更难堪，更寝食难安的大事，是尼克松翌年二月的中国之行，那个“改变世界”的一周。美国再三保证，华府与台北间的关系，没有任何情况会因尼克松访问北京而改变，美国也不寻求台北与北京“和平解决”的方案。但尼克松、周恩来发表的《上海公报》，台北却认为“是一件极不寻常的文件”。特别是提及四次的“关系正常化”这个名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外交官文书用语。
九月，北京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在远东区最重要的对象据点，再度失落。
外交上的颓势，和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大陆沦陷前的军事形势，几乎完全相类似。唯一的区别，非战之罪。老实说，蒋先生的外交成就，当年败而不
乱败中求存，能维持二十年之久，已是空前奇迹。
好在，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外腐并不足以致命，只要没有内溃，仍可“我自巍然不动”。
转眼，第四届总统任期届满，台北势必把六年前的旧剧本，搬出来重演一次，老演员，旧剧情，自然没有什么新奇的感官上的刺激。勉强算得上新场景，一是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订案；一是提名经国出任行政院院长。送立法院的咨文说：
“行政院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蒋员坚忍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院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爱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
总统蒋中正”
六天后，立法院以三百八十一票的最高票，行使同意权。平常出席院会的委员，维持半数（二百人左右），这天到了四百零八，“几位身体不太好以及年事太高的委员”，都“一早到了立法院”。旅港四位委员，特地从香港飞到台北。
各方对经国期望之殷由陶百川先生的一段话，略窥端倪：
“蒋经国先生在此时此地出任行政院长，可说是受命于‘危急存亡之秋’（仍引《出师表》），不仅要安内攘外，简直须旋乾转坤。任务的艰巨，恐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但如果真能加强廉能之治，恢弘志士之气，则国基永固，四海归心，他日以仁击暴，得道多助，国事固大可为也。”[9]
说得具体一点，是经过突来的“大地震”后，台湾上下普遍的觉醒，寄望于经国，新人新政，救亡图存。
新阁不仅阵容新，气象新，活力也新，平均年龄六十一点八岁。人事调整，亦非过去那种打麻将扳庄的作法，彼此轮流，而是彻底换班。非但改中央，亦改基层。五月三日《联合报》的一篇社论，作了详尽的说明：
“第一是如我们所期望的，这次的人事调整，幅度较大，而同时及于台湾省政府及台北市政府，有力的象征了我们所说的‘新阶段的行政院’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