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当然这种世俗生活与阳明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个市民社会是当时的空气和土壤，也是后来官府压制王学，但王学照样在社会上流传的基础——明代有了社会，不是国家即社会那个大薄饼了。就思想领域的大气候而言是“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述朱期。但是林下的岩穴之士在传递着心学的火把，陈献章、吴康斋、娄一斋，独自克己省察，默默地为成圣而刻苦自修着。他们这个谱系倒是直接与阳明相关——因为人们势必首先从思想家的角度来打量王阳明，尽管这已经是倒果为因了。最后一道主光是政治，明代的政治以流氓成性著称久矣。皇帝翻脸不认人，朝廷江湖化的厉害，干绝户活儿的宦官，争斗不已的文官……
王阳明之所以成为王阳明就因为他是主旋律的边缘人。市民生活以商业发达地区为典型。而他出身在古越蛮地的阳明,受不到这种风气的污染。换句话说,若他生活在吴中,也可能以一名士了之。自然吴中也不全是名士,个人秉性有来自遗传、家教的因素。而且他一生的基业都在蛮荒之地创立，贵州、江西、两广、古越。他在北京、南京的日子极短，也没非打入中心的意必。他也是述朱的经院哲学、学院学术这个主旋律的边缘人。他不仅更是流氓政治的边缘人，还是其受害者。用夸张的语言说，他是正因痛恨世间正在流氓化而创立他的良知学的。
不管怎么说,他没有走向市井生活、没有走入名士队伍，也没成了阁臣台辅。他虽演出一套军政大戏，却只是个标准的诗人哲学家。成熟的官僚队伍嫌他名士气太重，真名士又笑他可怜无补费精神。他自有他的一套活法和追求。
有明三百年之活剧,像任何戏文一样有它的堂皇的开端,略为沉闷的发展,好戏连台的高潮和引人深长思之的结尾。整个大故事都有“夜”“光”之两面性。朝纲整肃时,社会萧条;政治糜烂时,社会又有新芽。直到明亡,都充满着这种两面性:土崩之中有砥柱,瓦解之际有坚心,鱼烂之内有珍珠。从正德朝开始明王朝开始衰败也“好看”起来。漫漫长夜,人们渴望光。于是,阳明应运而生了“心学”之光。这是在开端发展时期不太可能的。结尾时只能出现顾,黄,王那样的反思大师,他们要缔造新的思想之光。
现在要说的是,夜光乃并体联生的统一体，不可作两事看。同理,宦官有忠奸,文官有邪正。每一个体和一切事理都有“二象性”。包括我们要为之“树碑立传”的心学也是正邪两赋的，既是“光”也含着“夜”。天下没有不包含互反性的东西，阳明想解决这个问题却制造了更大的问题。洪武爷也是如此,他想打掉宦官和文官,却反弹这两样都空前的活跃。洪武,永乐两度开国,基本上奠定了明制的轮廓,但每朝都有新变，每一种变化在当时都是至关重要的。洪武爷这个最穷苦的孩子终于开拓了汉人复兴的重要时代。这个牧童、乞儿、和尚与传统的文官精英政治及他们那套文化传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他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联合农民斗地主,打散那个给过像他一样穷苦的百姓诸多压迫的官僚层。如果说废除宰相是怕篡权的话,那大杀贪官则是为国为民除害。他杀贪官的幅面和力度,持久性都是旷古未有的。但以小过杀大臣成了他的家常便饭时，他就象江湖的“老大”了。从小吃苦太多必养成反社会反政府的性格,长期的军事杀伐也助长了他残酷的品性。他活着时文官的“故事”已充满戏剧性,他死后就更别提多热闹了。他从农村的社戏中就知道了宦官祸政的教训,他当了皇帝后严禁宦官,规定宫中宦官的数量不得超过百人,不准他们读书受教育,想砍断他们干政典兵的道路。结果却造成文盲收拾文化人的怪异国情。他认为宦官中好的“百无其一”,他自信他定的规矩会永世长存，绝没想到事实上却是及身而绝。自从永乐用郑和下西洋找建文后,宦官渐起。也还因为洪武造成的内官外官的空隙,经靖难之变后,越发空虚。因不与永乐合作,被永乐满门抄斩的数十家,避官而逃的400多人。永乐便大用燕王府的旧人,这又形成明政的又一个惯性:新登基的皇帝必用东宫旧人或藩邸旧人。几个掌握全国大权的宦官都是这么发达起来的。
如果说宦官祸政是“夜”的话,那文官活跃确实确实是“光”。没有文官活跃这个大背景,就没有阳明用武的大舞台。心学也不会成为影响朝野的全国性大思潮。文官活跃文化上的原因是由于宋代理学的教化;历史原因是经辽,金,元异族统治后,读书人都有股子主人翁的责任感;现实原因是洪武朝广开仕路,开科取士的规模空前的大。另外,朱元璋允许任何官员直接上书言事。翻《明史》列传,时见有人因一奏疏而骤贵或倒霉到底。文官队伍驳杂,良莠不齐是毫无疑问的。但总体上是明政府运转下来的基本力量。正德以后,皇帝不上班的多多,但全国的政事照常运转,靠的就是文官。与祸国宦官经行殊死斗争的也是文官。
王阳明与这个文官系统的关系也是"夜光"关系:他既是这个背景中人,又要超越他们。从他们中来,却不想回到他们中去;想教化他们,他们却排斥他;他们视阳明为妖怪,阳明视他们为“心中贼”，尤难破除的冥顽钝汉。就最基本上情况而言,他们是“夜”,他是“光”。他生活在他们当中,如处“昏夜”。他在他们当中如“荒原狼”,他们则是家兔子。阳明的最大的愿望是把他们从黑暗的隧道中引渡到光明大道上来。他之所以顶风犯忌地开门授徒,就是为了普度众生,先度同类。阁臣们因此而打击他,信服他的学生官员而不避毁誉地保护他,也是一首饶有趣味的“夜光曲”。他一生之戏剧的沉浮变化,一半是文官集团导演的;一半是宦官们导演的。当然总根源是他不肯和光同尘,不想与世低昂,不愿意混吃等死白活这一场。——古代中国什么都能容忍,就是不能容忍不平庸。阳明什么都能容忍,就是不能容忍自己平庸的生,平庸的死。
他既生活在这里，又生活在别处。他因此而历尽颠蹶，也因此而光芒九千丈长。他想给黑夜带来光明,黑夜想把他吞噬了。他终于冲破了黑暗,创建了给几代人带来光明的心学。然而到了鲁迅还在说：“夜正长，路也正长。”
这首夜光曲不那么诗情画意,却有足够的晦莫如深的夜色,刀光剑影的光景。而阳明以心学大侠独有的身手如入无人之境。这正是这首夜光曲的主题。
３．不阴不阳
刘瑾杀人打人就不手和拳，用的是眼神和舌头，他连字都不会写几个。要问刘瑾明用国家正典，暗用厂卫杀过多少国家大臣，又廷杖，贬谪，流戍过多少国家大臣，又当廷侮辱、用各种方式辱弄过多少国家大臣，他本人绝对数不清，也没想着要数，因为对他来说这些均如吐痰放屁一般。《明史》上记载的只能是其中一部分。这位实际上的皇帝又并不是真正的皇帝，既没有真皇帝的家产观念，责任感，还是个及身而绝的绝户。越有权势越有欲望，而他偏已去势，欲望不得满足，遂以天下为仇。其心理之阴暗，焦虑也是常人所不及的。他手中那把扇子中藏着凌利的匕首，就说明他活得极不安泰，尽管他尊荣至极，但还是时刻防范着——所有的人都可能是敌人。这是以人为敌者的必然逻辑。这种心理阴暗如“昏夜”的秉国者必然把国家搞得昏天黑地。因为这是人世间最最集权的国家，谁握着皇权的手柄，谁就能按着他的意志把这个国家抡起来。
这个古老的帝国几乎没有社会，只有国家，而“朕就是国家”。这个“朕”又往往是不知从哪儿掉下来的杂种。像吕不韦那种伎俩汉代陈平用过，唐，宋，明均有过得手者。群臣百姓只见皇权，以皇权为国家，不敢问津“国统”的由来和根本。皇城其实是个“空筐结构”，谁能填充进去谁就是“主公”。“空筐”就是不阴不阳。这也是皇城内必用不阴不阳的宦官的原因。因为它们同构。
天下不阴不阳之物均可阴可阳。中国历史上，皇后，皇太后掌权时有之。明代还出现过奶妈子掌权的时候。宦官掌权，明代是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了。残酷地讽刺了开国皇帝朱元璋。有明一代，明君良相极难找，昏君毒竖却成对地出现次起彼伏。英宗与王振不及正德和刘瑾“厉害”，正德和刘瑾又不如天启与魏忠贤要命。刘比不过魏，但正德是来历不明的大痞子，古今无双的大玩主。游戏也许是人的本质，但绝不是皇帝这个岗位、皇权这种职能的本质。
刘瑾偏要在正德玩在兴头上是奏事，正德厌烦地挥挥手:“我用你干甚么?偏来烦我。”这正是刘的“设计效果”，他从此连形式也不用走了，成了“执行皇帝”。他的话就是圣旨。反正外廷群臣也见不到皇帝，圣旨均从大内传出，谁敢动问真假?“空筐”宰制了天下“大有”，刘瑾握住了皇权的手柄，他的意图成了大明帝国的方向。朱元璋要是能看到这一切，会再举义旗大造其反么?极可能的。但自有王阳明这样的能员去镇压他，没有反蒙古族的民族情绪作支持，明帝国又空前的成熟，“朱元璋”不会得手的。他老老实实地放牛去吧。在不阴不阳的时代，是条龙也得盘起来。
能够大显身手的只能是不阴不阳的东西。文官们则须去其思想之势，阉然以媚老板。否则，要么回家，要么接收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