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对菊联句序》）
要说他属于什么文学流派，则是“为人生”的一派。应该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一线上，只是他的“饥”是精神饥饿，他的“事”是兴国证道之事。却又与曹操，杜甫，元稹，白居易颇不相同，阳明之为人生，有终极关怀，有哲学指向，阳明成了思想家尽管是后来事，但他此时是既想成思想家，又想成政治家的。这两者，在中国、在阳明其人，则合成哲学。
据黄绾说，阳明是学古诗文累得得了吐血病。据钱德洪说:“京中旧游俱以才名相驰骋，学古诗文。先生叹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遂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道引术。”二说都有似是而非、不尽不实之处。黄虽也是王的学生，但与王年相当官相若，后来又变革师说，此处微含贬意。钱则为神化教主，高大导师，而故作伟词。其实，阳明是心急失望，中了进士，政局不可为;入了文学圈，也不过如此，最致命的失望还是找不到成圣之路。
７．未达一间
这个多管齐下的人，是绝非单纯的文学能养得住的。他内心的张力太大了，去学古诗文是朱子学已哄不住他的表现。但，只要他还想着成圣，就不可能越过朱子这座山。因为，当时朱子已成为垄断了孔孟之道的寡头，要么你承认他，要么你反对他，反正不能装糊涂不理他。为科考读朱注，还不算;要想发展圣学或推翻圣学，都必须回答朱子的问题，评价朱子的功过。后来，颜李学派提出“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是因为如此，阳明后来搞了一个《朱子晚年定论》也是因为如此。
格竹子失败“自委圣贤有分”，只是一时的沮丧话，他人还在心不死。四处出击多方探索，正因心火不灭。不能成圣，成雄也可以。不能成个上马定乾坤的武候，当个匹夫而为百世法的文雄也不枉为人一世。这样一路缓冲下来，也缓解心理挫折沮丧情绪。好了伤疤忘了疼，他27岁，中进士之前，又转到朱熹这座大山前。《年谱》载:
一日读（朱）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
朱的那番话，过去未必没读过，只是须经了一番历练后才切入“我心”，才对“我”敞开它的意义。这次循序致精的工夫肯定不止七天，这次摸索到了朱学的阿喀琉斯之踵，也临界到了心学的“发窍”处。遗憾的是，他此时功夫不够，还不足以掀翻程朱理学这面硕大无边的文化罗网。像上山探宝人就差一步未到宝地，又空手而返。只要还掐着理学不能将物理与吾心合二为一这个线头，王阳明就能爆破理学这座文化大山。只是还要等，等到天时地利人和百川汇合从一个口儿入海时，才能说出那“一句话”。
现在的阳明还得再度流浪。
青年马克思苦熬九个月，想创造前所未有的新体系，未能成功，大病一场。遂放弃思辨式的努力，转向科学范式的研究方式和表述方式。这是从德国的思辨传统转向英国的学院派大陆理性。王阳明在学术上的退路，最现成的一是走理学老路，二是汉学老路。这都不是不可能的。明代人虽以不爱学习著称，但依然有走通上述道路的名儒硕师。阳明也曾挑灯夜读以期突破。但他英敏太过又总是有"我"，注定当不了皓首穷经的章句之儒。理学将“理”与“心”分为二，也安顿不了“我”这颗心。
是他此时未曾读到陆九渊的书，还是他的门生故意掩盖来路，像此前此后的中国哲人和文人常做的那样，反正此时阳明未上心学门坎---自然他也不能过早地投入心学这条现成的隧道，过早地被陆九渊束缚与被朱熹束缚差不了多少。
凡．高得知高更他们就在不远的地方后曾怒责他弟弟故意不告诉他？他弟弟说，太早地认同他们你就会失去你的风格。
阳明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现成的“枝”夥矣，只是安顿不了“我”这颗只取一瓢饮的“心”。奈何？越是壮怀激烈的人偏须寻寻觅觅。大道难求，难于上青天。
第四回 绕树三匝
１．纸上谈兵
丙辰（1496年，弘治九年）会试失败后，他在“随世就辞章之学”的同时，再度燃起对兵学的热情。早期经验是个底子，现实刺激是契机，科举失败反弹出来的济世热情以及文武并进才能成圣成雄的儒生信念，使他沉浸于兵典武学，以透视兵学的奥秘。钱德洪说乃师在这一年，“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年谱》）恐怕亦有夸张。现存阳明“批评”的《武经》的评语不见什么精深的学问也谈不上什么了不起的顿见。但他“批评”的《武经》曾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徐光启，孙元化，胡宗宪等人并为之作序。都用了相当热情的赞赏的语调。也许因为他是明代以书生将兵而建奇勋被封侯的唯一的一个，所以其他书生想从中参悟成功之秘诀，从而他的“批评”才显得别有魅力，都想承“新建余烈”罢了。
即使不当军事家，单为当哲学家，也该学习中国的兵学。其中的智慧最见中国人的学中之“术”。兵，农，医学是中国古代人文博雅型教育体系中的“工程技术”层面的实学了。而且“乱世喜谈兵
”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
打仗不能靠《论语》，《论语》讲的是正道。战争是须用诡道的。
阳明读了哪些秘籍不得而知，他评的却不是什么罕见的秘籍，只是宋代编辑的<<武经七书》，所收均是大路货，自然也是公认的兵学精华:《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唐李问对》。南宋高宗时，曾指定《武经七书》为选拔将领考试的必读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称不上秘籍。阳明一旦染指就全力以赴，这是性格使然之事，说得上“沉浸”其间。
他的批评可分两类:一是验证圣学之不误，属于理论性的总结。一是实践性的技术性的领会，即徐光启所谓"实用固彰彰不诬"的“术”。但无论是学还是术，都有“心学”味，都是寻找切合我心读后感。有感即发，无感不书，不管原文本是否重要，所以从学术上说没什么价值。只是对了解王本人有价值。
《司马法》对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这有他后来真领兵打仗时讲究行伍管理，军礼建置为证。但他此时（评点时）只对《司马法》体现了他认同的儒学要点处感兴趣。只对第二篇《天子之义》作了撮要式的发挥性的议论:
先之以教民，至誓师用兵之时，犹必以礼与法相表里，文与武相左右，即“赏罚且设而不用”，直归之"克让克和"，此真天子之义，能取法天地而观乎先圣者也。
这种评法有心学的王者气概。不是“教授”体，更无讲章气，也不是曹操，杜牧式的虽有才气但尚盘旋于原著下作发挥。而是毛泽东式的居高临下，例如说曹操这个人很懂得粮食的重要，这种类型的评论。这是一种政治家军事家既吸收前人营养又后出转精层楼更上形态的理论总结。公平地说他见识高超，用“儒”释“兵”，恰到好处，倘将兵者都如此行事，则生灵有幸。司马骧苴在本篇中讲了许多切合实用的规定，比《孙子》具体，但阳明只抓住这个“纲”，既不违背原意，又切合己意。这种“实用”的艺术就看水平了。就像毛泽东用精神胜利打败了蒋介石，阿Q用精神胜利挨赵太爷的打。
“今本《司马法》”包括五篇:<仁本第一><定爵第三><严位第四><用众第五>，王阳明只对第二篇作了评论，这只说明他评时兴奋点，不表明他一生的注意力仅仅限于此。他后来在用众术上就发展了《司马法》。估计他既没有看到155篇的《军礼司马法》，也没有看到被隋人删落的《司马法》逸文，那需要读大量的古书中的传注和类书，明人无此习惯，阳明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清人做过专门收集，如钱熙祚《司马法逸文》，黄以周《司马法考证》，张澍《司马法逸文》等，姚际恒，龚自珍说佚文才是真的（姚《读司马法六韬》，龚《最录<司马法》>）。这就是做学问了，而王不是来做学问的。王是"拿来"为我所用的。“行”重于“知”，“知”为了“行”，是王的一以贯之特征。
他对《李卫公问答》（即《唐李问对》）不以为意，只对下卷作了一句评论:“李靖一书，总之祖孙、吴而未尽其妙，然以当孙、吴注脚亦可。”对《尉缭子》的评价是“通卷论形势而已”。总共没有200字，只就“将理”重审囚略表感慨，就“治本”说了一句“文武二者不可缺一”。对“战术”什么的均未作评论，就“兵教”发挥了几句:“巧者不过习者之门。兵之用奇，全从教习中来。若平居教习不素，一旦有急，驱之赴敌，有闻金鼓而目眩者矣，安望出死力而决胜乎?”这是典型的操作型官员的着眼点了，都对，也实用，但充其量只是戚继光水平。
他谈的最多的是《孙子》。对孙子“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很有感触，“此中校量计画，有多少神明妙用在，所谓‘因利制权’，‘不可先传’者也。”既要深入掌握其“几”又要充分临场发挥。这是心学总术!也是他解读《孙子》的根本角度，如《攻谋第三》的评语，在作了贯穿性理解后，归到“‘全’之一字，争胜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