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直到十月，众文官交章极论，章下阁议，差点将八党就地处决。但刘瑾等打下北京这股势头，这次请留阁臣的声势则由南京的言官来扛大旗。
南京六科给事中几乎都站了出来，戴铣，李光翰，徐蕃，牧相，任惠，徐暹等连章奏留刘谢。南京十三道御史薄彦徽，陆昆，蒋钦等15人，刚连名上疏请屏八党，委任大臣，务学亲政，以还至治。等奏章到京，朝事已变。他们又“复上公疏”请留健、迁。刘瑾对这些反对党一律“廷杖除名”，就是逮到北京或南京的帝阙下，脱下裤子，打30军棍，然后开除公职，斥为百姓。有个别知县或上疏乞救，或抗议均被“廷杖除名”。
在这场挽留辅臣的风潮中，最顽强最悲壮的是南京御史蒋钦。他被杖废为民以后，第三天，一个人再上奏章，有点《三国演义》“段子”味:“刘瑾，小竖耳。陛下亲以腹心，倚以耳目，待以股肱，”是在用贼坏天下事，乱祖宗法，“一贼弄权，万民失望，愁叹之声动天彻地”。他揭发刘瑾遍索天下三司官贿，人千金，有的五千金，不给则贬斥，给了则提拨。“通国皆寒心”。他问“陛下尚何以自立?”他真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国家:“幸听臣言，急诛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瑾。”这比后来沈练劾魏忠贤之“汉贼不两立”更透过一层。正德如能读到这份奏章，根据阳明的心学原理，也应该受感动。他明知道“今日之国家乃祖宗之国家”，并不是天下人的天下，他还是这么义无反顾，要求用自己的死来谢“谢了天下的刘瑾”。
结果是，“疏入，再杖三十，系狱。”连平民百姓也当不成了。他入狱三天后，又上奏疏，他问皇帝“瑾忠乎?臣忠乎?”“臣骨肉都销，涕泗交作，七十二岁老父，不顾养矣。”他要用自己的死唤醒皇帝的“诛贼之明”。“疏入，复杖三十。”累计九十棍，要不是憋着一忠君之气，早也顶不住了。他终于只实现了“不愿与此贼并生”的志向，杖后三日，卒于狱，年仅49岁。
相比之下，我们的传主就“逊色”也“通敏”多了。他可没有蒋钦这股子愚忠劲头，他自然也不像阉然以媚阉的那些无骨去势的官僚，屈身事贼以求荣显。他的个性也使装不了孙子，他上了封《乞侑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用语委婉，语调平静，要求“合理”。显示出以柔克刚的王学特点。他只是为解救南京的言官，言官的命运已吓倒了很多人，像蒋钦那样的是少数。阳明在宦官高压言官大势已去的形势下还挺身而出也就越发难得了。柔中之刚更是主要的。
他说:戴铣等人想必是触犯了皇上，但他们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说错了皇上也该包涵，以开忠谠之路。现在特派锦衣卫把他们拿解赴京，群臣皆以为不当，而无人敢言，怕得相同的处罚而增加皇上的过错。但是这样下去，再有关乎国家危疑不合祖宗体统的事情，皇上还能从哪里听到谏议?他这个劝架人，总是用具体的细节来增强感动效果。他提醒皇上万一他们在押赴京城的道儿上填了沟壑，使陛下有沙谏臣之名，兴群臣纷纷之议，到那个时候，您又要责怪左右不劝戒您，且为时已晚。全文没有一句“去权奸”的话，没有再作声讨宦官的努力，这看出阳明的“巧”。但标题上的字样是后来他的学生加上去的吗?也许不是。结尾时，抽象的说到:陛下不可使耳目壅塞，手足萎病。自然保护言官就压抑了权奸，能这样做就彰明了圣德。
但正德不“正”，他偏用奸邪而镇压善类，他把自己的私人看成与自己一体化的“法人”，他认为打他的狗就是向狗的主人挑衅。此前，在一次关于盐业问题的御前会议上，他明确地反讥李东阳:“国家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文官中仅有三四好人耳，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王世贞《中官考》）对文官的基本估计竟然如此，难怪他不惜随便处置他们。这与其父的态度大不相同，京察出几百不称职官员，吏部主张斥退，皇帝以为人才难得，结果大多保了下来。正德是会“大革命”的方式来打击一大片的，如果他有此头脑的话。刘瑾现在是他的头脑，刘能成为实际的皇帝和宰相，不仅是只会领着年轻的皇帝去四处潇洒，在宫中酗酒，看角羝戏。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能给皇上办事，而他办的事是文官系统办不了的，文官只是一味“教育”他，只有些常规办法。聪明绝顶的正德早就烦了他们那套老生常谈。他总是借口他的祖母或母亲要看望他等等，而逃避经筵功课。他在东宫时的老师杨廷和，现在快轮到他入阁了，他和翰林学士刘忠在皇帝讲课时，致讽谏语，对佞幸有所指斥，像王华那样，但他俩没得到赏识，反而得到了贬斥。
正德对刘瑾说:“经筵讲书耳，何又添出许多话来!”
刘瑾乘机说:“可令二人南京去。”
于是，杨之就要到手的内阁大学士，像煮熟的鹅一样飞了。两人都到南京去了。有意思的是，刘忠在南京“正直有风采”，大计京官时，罢黜的人比以往多，还提议随时纠劾，以示劝惩，不必等六年大考核再罢免，他本人也纠劾过重。有人认为他是在配合形势，暗中附和刘瑾，因“瑾方以严苛择辱士大夫”。其实，他只是正直的不是时候。他是一生正直的。
４．朝政鱼烂
刘瑾能够哄住皇帝的手段是敛财。正德挥霍无度，又不肯花他的小金库，户部尚书韩文又坚持“原则”，不痛快地让皇帝花户部的库银。事实上国库也的确严重空虚。皇帝不耐烦听那些烦人的数字，他就是要钱。朝廷的官员们除了主张"节约"外，没有拿出有效的增加收入的具体办法。而刘瑾有一套常规之外的增加财政的方案。皇帝自然倒向刘瑾，不顾文官们的反对。这些方案的根本精神就是加大税收力度。增加新的税，附加税，提高税额等。刘瑾的财政改革用老话说就是“横征暴敛”，闹得朝野嚣然。文官反对“改革”，刘瑾乘机让宦官全面夺权。全国各地早就有的宦官“特派员”，现在在理论也“合法”的高于正规的地方官了。至此，明朝的宦官像清朝的临驾于汉族之上的满族官僚和国民党的“军统”了。弘治一度真使他们单局限于“统计调查”的工作，但现在他们成了皇帝向文官夺权的阶级性的社会力量。
但是，钱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原因是“硕鼠”太多，不算那些不可计算的权力剥削（腐败的基本含义就是不同于资本剥削的权力剥削），单单是坐吃皇粮的就大大超过税收。明人郑晓的《今言》统计：“正德年间，亲王30位，郡王215位，将军，中尉2700位，文官20400，武官十万。卫所772，旗军八十九万六千。廪膳生员35800，吏55000。其禄俸粮约数千万。天下夏秋税粮，大约2668万4千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禄米，卫所久缺月粮，各边缺军晌，各省缺俸廪。”郑晓是嘉靖二年的进士，历任国家要职，所言可信。
刘瑾一箭双雕，他跟皇帝说，收入不足是文官们管理不善和贪污造成的，他的高招儿是随时向任何官吏处以“罚款”，既打击了文官又增加了银米。翻看这一时期的《明史》列传，自大学士李东阳以下没有被“罚款”（夺俸，停薪）者几稀，这股冲击波也扫荡了入不了“列传”的大批官员，这有大量的笔记和私乘为证。还有一招是“赔偿”。或是真失误，或是找茬儿，让许多官员赔得倾家荡产。
对各大“军区”的军屯地，各省则大事摊派，有的项目几乎是加倍地增加附加税，地方官反对，则由住守的太监强行执行，有的地方官为讨好则不顾实际，谄上压下，激起了几乎是到处都有的“骚乱”，西北，东北的边防军，有几支造反的。民变也发生了。最后，安化王起事，刘瑾的末日也到了。
各地的镇守太监比刘瑾还不顾后果，关于他们穷凶极恶的记录，遍布公私史籍，是标准的“小鬼当家”。刘瑾还有一套用太监监督太监的“统中之统”，叫什么“内行厂”，由他亲自掌管，在阉党中再建“党中之党”，酷似纳粹之“盖世太保”。这正是狐狸，黄鼠狼与蛇之间的联环套，一物降一物，转圈追逐。这种超常的特务统治，的确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也极大地提高了祸国殃民的能力。这有点像“文化大革命”中的“踢开党委闹革命”。1507年3月，刘瑾发布了一道命令，让天下镇守太监实际上的级别和职权与各省最高文官相当，并有权监督文官，审查任何行政和司法事务，关键是当地的工作由太监总结向中央即刘瑾汇报，所有的重要公文都只对刘，经刘签发给各部门。原先的通政司已失去“喉舌司”的作用。群臣的奏章也是先具红揭投刘瑾，号“红本”，然后，再上“通政司”，号“白本”。天下只知有刘太监而不知有皇帝矣。
刘瑾公开卖官鬻爵，招权纳贿，他还没赖到后来之纳贿不办事的程度，基本上是“朝发夕至”，受贿之后几天内即“超拜”---越轨提拨。这样他事实上很快在文官内部也拉出来基本骨干。
对于那些不与皇帝及其“军统”合作的文官，皇帝便越发只用“军统”并默成“军统”干掉文官的系统工程。要细说他这方面的战绩，得拉一个很长的名单。阁臣除了李东阳，全换了，六部的长官按他的意志作了调整。举一个小例子。
浙江省应诏举荐怀才抱德的乡贤，举的都是余姚人，都是谢迁的老乡，当初起草诏书的是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