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比如蔡智诚只跳过一次伞，连伞兵证章都没有得到，也算是合格的军士了。
根据美国人的规矩，无论官兵，必须连续跳伞八次（每次的考核内容都不一样），全部合格，才能颁发伞兵证章。如果中间有一次不过关、或者两次之间的间隔时间超过一个月，都必须从头再来。按照这个标准，别说伞兵二队，就连全突击总队也没有多少人能拿到伞兵证章。
当然，这事也不能怪当兵的。伞兵证章是个椭圆型的胸牌，上面画着个带翅膀的降落伞，蔡智诚做梦都想得到那个东西，一有空，他就抱着伞兵装具、揣着跳伞成绩表跑到机场上，等着带队官喊：“还有座位！谁来参加？”，可等来等去也没等到机会。
1945年6月6日下午，蔡智诚和几个同伴挤在一辆摩托车上，准备去机场当“替补”。车子刚到路口就被拦下来了，一群带白箍的哨兵摆着手说：“回去回去，机场戒严了”
伞兵二队的几个士兵只好往回走，一路上还议论着：“机场戒严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什么大人物要来视察了？”
回到军营，看见传令兵潘崇德正跑来跑去地通知大家：“今天下午开澡堂，要洗澡的赶快去”。那时候，连队澡堂的锅炉是烧柴油的，通常只在晚饭后开放一两个小时，现在居然让大家下午去洗澡，肯定是遇到什么事了。
晚饭后，兵营里忽然来了一伙美国军官。蔡智诚还在想：“今天又戒严又洗澡的，难道就是为了迎接这几个美国佬？”，可就在这时，分队长周之江传达命令：“各组进入战斗准备，即刻领取战备物资”。
伞兵分队下设三个战斗组（班），组长都是些中尉少尉。他们跑到库房里来领弹药，一边议论着：“要打仗了，打什么地方呀？”
“嗨！谁在乎那个，当伞兵的，坐上飞机直奔战场，到哪里打仗？跳下去就知道了”
夜里十点，蔡智诚和他的战友们乘车前往昆明巫家坝机场。
——看过《兄弟连》的朋友应该知道，101空降师506团2营E连的官兵是在佐治亚州训练了一年多以后才奔赴欧洲的，并且又在英国经过了多次演习才踏上战场。而国军第五集团军陆军突击总队第二伞兵队，组建时间不到三个月、接触伞兵装备只有两个月，大部分战士的跳伞经历不超过四次、没有进行过任何演习，可他们同样登上飞机、义无返顾地投身抗日战场了。
伞兵们陆续走进机舱的时候，美军顾问赫斯少校对中国小伙子说：“年青人，我为你们而自豪。今天以前，只有同伴知道你们的名字，明天以后，你们的名字将会是中国军队的骄傲！”
1945年6月6日夜间，“陆军突击总队”第二伞兵队进入“红色战勤（登机）准备”，各分队根据作战条例的规定领取军需物资。这一下，可把蔡智诚忙坏了。
蔡智诚是分队的技术上士，主要职责是保证武器装备的正常使用——这并不难做到，因为伞兵的武器、弹药、给养、装具……从枪炮到子弹、从头盔到鞋带，样样都是美国货，而且全是崭新的。
说起来，“技术上士”其实并不需要多高的技术水平——美国人的装备，只要是用箱子装的，里面都有本说明书——手雷箱子里的说明书告诉你“保险插销”安装在什么地方，罐头箱子里的说明书不仅提示你如何正确地打开铁皮盖子、还叮嘱你注意牛肉的保质期。所以，只要能看得懂英文、再具备一点基本常识，谁都能当这个“技术上士”。
技术含量虽然不高，可杂七杂八的事情却有不少，临战之前更是手忙脚乱。
按照美军的规矩，士兵的日常装具是训练时用的，宣布“红色战勤”之后要另发一套新装备。这其中包括：
一个伞兵头盔（防震盔，里面配一顶船形帽），一双跳伞鞋（短腰皮靴），一双作战鞋（帆布胶鞋），一个作战行囊（里面装有一条军毯、一套新衣服、一件尼龙雨衣、一包香烟、一包巧克力、两个肉罐头、两包饼干），一个急救包（里面装着消炎药、消毒药、止血药、止痛剂、止腹泻药片……），一把伞兵刀，一把折叠铁锹，一只手电筒、一个军用水壶（带饭盒），还有一个基数的弹药（四枚手雷、50发手枪子弹、200发步枪子弹）。除此之外，伞兵们还需要携带其他弹药，比如地雷、炸药、机枪子弹或者火箭筒弹……
这些东西（包括香烟饼干）全都是美国货，需要“技术上士”把各种说明书统统念一遍。而且，上述的这些内容只是最低携带量的装备，如果有谁的力气大、愿意多背多扛，无论是弹药还是食物药品，都可以随便拿——因为伞兵与普通步兵不同，一旦投入战场，后勤供应就难以保证，最可靠的办法是把必要的东西都随身带着。所以，有些人就拼命领东西，再把降落伞包和武器背在肩上，几乎都站不起来了。
分发装具的时候，“技术上士”还要给每个人一个防水袋，那里面装着一张照片和一张军人登记卡——美国兵的脖子上有“军牌”，咱们国军没那玩意，只好用这小袋子代替。
趁这个时候，大家还要把平时积攒下来的军饷交到“技术上士”的手上，逐一登记家庭地址，这样，“如果有谁回不来了”，部队也知道应该把钱和书信寄到什么地方去。至于作战期间的开销就用不着士兵们操心了，军官那里不仅有敌占区的钞票，而且还准备了现大洋——那可是硬通货。
忙完这些事，已是夜里十二点，伞兵们乘车前往机场。
巫家坝机场上停着十多架美军运输机，有C46、也有C47。蔡智诚他们在飞机翅膀底下坐着，过了一会，机场外呼啦啦开过来好多辆卡车和吉普车，从车下跳下几十个美国兵，七手八脚地往飞机上装运箱子。
突击总队的司令官李汉萍少将（黄埔六期生，湖南长沙人。49年被俘，66年获特赦）也来了，和他一起的还有几个美国军官，其中就有赫斯少校。
在当时，突击总队的美军顾问来自两个方面，一部分是第11空降师的，为首的是顾问团团长考克斯中校；另一部分来自第十四航空队，赫斯少校就是他们的头。第十四航空队的这批人其实并不是正规的伞兵，但他们在中国呆的时间长、对国军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担负了机降部队的训练任务。赫斯少校原先是在“美国志愿航空队”搞后勤维护工作的，现在当了考克斯中校的副手，这个人四十岁左右，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过，因为他平日里不大接触伞降训练，所以伞兵分队的官兵们对他并不十分熟悉。
在这一天的夜里，上级长官对士兵们格外客气。李汉萍司令挨着个与大家握手，司令部的军官还把战士们逐一扶上舷梯（伞兵的装备太重，爬梯子必须有人协助）。赫斯少校拍着中国伞兵的肩膀，大声说道：“年青人，我为你们自豪。今天以前，只有同伴知道你们的名字，明天以后，你们的名字将会是中国军队的骄傲！”
蔡智诚和伙伴们登机的时间大约是在凌晨四点左右。
队长的安排是让大家在机舱里抽空睡一觉，可战士们哪里睡得着。于是就唱起歌来——握紧手中枪，擦亮手中刀，报仇雪恨的时候到，舍身杀敌在今朝……
一架C47只能运送三十名伞兵，因此，三个伞兵分队的士兵就占用了四架运输机。
机舱门没有关上，战士们不断地向外张望，一会儿说：“看呐，机降分队登机了”，一会儿又喊：“看啊，看啊，美国兵也上飞机了”
大家都在猜测空降作战的地点。有人开玩笑说：“美国人一起去，弄不好是要攻打东京哟！”
其他人都乐了：“这个主意不错，让咱们降落在日本皇宫、把昭和天皇抓起来，战争立马就可以宣告胜利了！”
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十分开心，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天色蒙蒙亮的时候，飞机滑出跑道，在巨大的轰鸣声中飞上了天空。从巫家坝机场起飞的十五架飞机，伞兵二队队部乘坐了一架，另外有四架运载伞兵分队、五架运送机降分队和美国人，其余五架满载着军需物资。
运输机在天上转了一圈，又等来了二十四架护航战斗机。接着，庞大的机群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浩浩荡荡地向东飞去。
飞机升空以后，机舱里立刻安静下来。大家闭着眼睛养精蓄锐，其实都在默默地想心事。
蔡智诚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跳伞程序的各个环节，毕竟，这之前他只跳过一次伞，业务生疏，倘若还没见到敌人的影子先就把自己给摔死了，那可实在是太冤枉。
太阳出来了，阳光透过驾驶室照射到机舱里，照到人们的脸上。伞兵们睁开眼睛，好奇地打量着驾驶舱里的飞行员，晴空里的晨晖在驾驶员的身上涂抹了一层灿烂的光晕，使他们看上去就象仙灵一般，神秘而庄严。
机舱里的每个人都在猜测，那驾驶员手里的方向盘将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可是，却没有人敢开口问一声。周之江分队长一个劲地看手表，他走到驾驶舱门口对飞行员说：“请你们比规定程序再提前十分钟亮黄灯，我们的动作还不太熟练，早一点做准备比较好”
飞行员答应了。飞机的导航员是个中国小伙，他站起来对机舱里说：“没问题，一定让你们准备充分。空降地域的天气状况良好，很适合跳伞的条件，请大家放心吧！”
伞兵们一面欣慰地点着头，一面在心里暗骂：“小兔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