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但是，战场局势变幻莫测，计划经常赶不上变化的节拍。
就在第一大队紧锣密鼓地实施准备工作的时候，1945年5月下旬，“雪峰山会战”进入了最后的“决胜阶段”。国军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与日军第二十军主力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第74军（施中诚部）、100军（李天霞部）牢固地控制了武冈、新化、安化三个战略支撑点，5月底，从第六战区调来的第十八军（胡琏部）自辰溪一线展开反攻，6月5日，从云南赶来的新六军（廖耀湘部）也陆续投入战斗，至此，国军的“五大主力”有三支聚集在湘西，完全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
这时候，美国空军的轰炸机、战斗机正在战场上空轮番出击、忙得不可开交，而运输机部队却显得十分清闲——他们把新六军从昆明送到湖南芷江以后就没有多少事可干了。
6月6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他的司令部在昆明）、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就是帮着杜聿明说情、给伞兵提供装备的那个人）离开昆明前往湖南安江的前线指挥部。这两位司令是能够支使中国伞兵和美国空军的人物，临行之前，他们要求“陆军突击总队”派遣部分兵力配合雪峰山战场的决战，但具体应该打哪里、或者怎么打，却没有做明确的指示。
由于第一伞兵队正在准备实施“袭击罗定机场”的计划，前往湘西参战的任务就只能交给第二伞兵队来承担了——于是，“中国伞兵首次空降作战”的殊荣，终于鬼使神差地落到了蔡智诚和他的战友们的头上。
前面讲过，到1945年的6月，除了第一伞兵队，陆军突击总队的其他伞兵（包括第二队）都没有进行过实战演练。但事已至此，必须立刻派遣一支部队投入战场——其实，雪峰山战役这时候已进入了尾声，从某种角度而言，伞兵参战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实际的战术价值。
第五集团军和美军顾问团并没有和第二伞兵队打招呼，当天就确定了作战方案。他们把伞兵的空降地点选定在湖南衡阳的洪罗庙。
洪罗庙位于衡阳市西北约50公里，它并不是一座“庙”，行政地名应该叫“洪市镇”（高歌“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的夏明翰烈士就是洪市人）。在当时，衡阳县城已经被日军占领，这个洪市镇就成了国民党县政府的所在地，因此，这里可以算是国军在敌后的一块抗日根据地。
之所以选择洪罗庙作为空降地点，除了由于“根据地”的环境比较安全，还因为这里靠近衡宝公路（衡阳至宝庆，宝庆就是现在的邵阳），以洪罗庙作为出击跳板，可以封锁敌后方交通线，阻挠衡阳、零陵的日军向主战场进行增援，并拦阻从雪峰山败退下来的敌人；另外，还有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洪罗庙的附近有一个简易机场，伞兵二队的4、5、6分队可以借助这块场地完成机降作业。
那个时候，国军没有装备滑翔机，所谓“机降”，其实只能是坐着运输机降落。洪罗庙机场是第10军（当时的军长是方先觉）修建的一个备用机场，44年4月份破土动工，刚修了没多久、衡阳就沦陷了，从此就再也没有人管理，因此，现在能不能起降DC-3之类的运输机，谁都不知道。
不过，凡事都应该从好的方面着想，美军顾问还是制定了实施机降的计划，并确定由赫斯少校负责指挥这次行动，伞兵二队的姜键队长担任他的副手。
有意思的是，也许因为伞兵空降这种作战方式对中美军人来说都是个新鲜课题，上级机关把这次行动搞得非常神秘——从6月6号中午起就封锁了巫家坝机场，对内对外一点口风也不露，甚至连姜键队长都是夜晚临上飞机前才知道作战方案的，其他人当然全都被蒙在鼓里了。
7号凌晨起飞，机群飞进湖南。
到达芷江机场上空的时候，地面指挥塔通知伞兵指挥官：“据侦察报告，洪罗庙机场的跑道严重受损，不具备机降条件”。赫斯少校一听这话，立刻调头返回昆明，带走了美国兵、三个机降分队和伞兵队的队部（队部的人员也是属于机降的），另外，还有一架运送伞兵的C46也稀哩糊涂跟着飞回去了，那上面装着三分队的两个组和他们的分队长。
这么一来，只有八架运输机飞到了洪罗庙的上空，其中三架空投大活人、五架空投武器装备，最后落地的战斗人员包括伞兵一二分队和三分队的一个组。
——解释一下：有文章描述伞兵在洪罗庙的“跳伞高度是100米”，这话显得有点儿外行了。
国军伞兵全装（带武器装备）伞降高度是600米，半装（不带武器）高度是400米。强制开伞的低空极限是150米，如果从100米处跳下来，还没等降落伞打开、人就掉地了——据西西河晨枫兄的指教，现在的美国伞兵，用特殊方法可以实现100米高度的紧急空降——不过，在60年前，蔡智诚他们肯定做不到这一点。
刚刚降落到洪罗庙的时候，蔡智诚根本不知道以上这些情况。所以，听见周之江队长说“队部的人好象飞回去了”，他不禁吓了一跳。
这期间，不断有军官和士兵前来报到，有二分队、三分队的，还有一分队的，大家都说不但没有遇见姜键队长，就连两个分队长也找不到了。在场的人不免有些惊慌，纷纷嘀咕着：“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周之江连忙安慰部下：“不要慌，先把武器装备收拢过来。只要有枪有弹药，走到哪里都不怕”
说不怕是假话。不过事到如今，即便是害怕也没有办法了。
分队长指派机枪手担任警戒，让其他战士都到稻田里、山坡上寻找散落的装备。蔡智诚卸下行囊、身上只挂着把手枪，跑来跑去的又搬东西又做记录，忙得不可开交。
快到中午的时候，蔡智诚一抬头，看见姜键少校和一分队队长刘盛亨上尉沿着田埂走过来了，在他俩的身边还跟着一群挑着饭桶、端着菜盆的当地汉子，笑嘻嘻地冲着大家挥手，嘴里还嚷着：“弟兄们辛苦了，先掐饭（吃饭）、先掐饭吧！”
伞兵们不由得喜出望外。
原来，在昆明登机的时候，姜键并没有和他的队部在一起，而是上了一分队的飞机。机降分队返航后，姜队长按计划率领伞兵分队空降到洪罗庙。可刚一落地，他就拉着刘盛亨去联络当地官员了，弄得手下人都不知道他俩在什么地方。
湖南这地方有个现象，叫做“十里不同音”，各地区、各县的方言差别很大，有时候甚至连湖南人都听不懂湖南话。姜键是东北吉林人，对这些复杂的南方语调当然就更没有办法，只好让刘盛亨来当翻译，刘盛亨是中央军校十七期毕业生、湖南零陵人，自称“精通各种湘音”，有他在旁边，沟通起来就容易多了。
刘翻译确实有本事，没花多大功夫就打听到地方官的下落。衡阳县县长王伟能听说国军伞兵从天而降，连忙吩咐手下准备饭菜，又带着一帮随从把鸡鸭鱼肉送到现场“慰劳弟兄们”。
在蔡智诚的印象中，这位王县长，三十多岁的年纪，能说会道、办事挺热情。
（王伟能是本地人，黄埔六期生，他和戴笠是睡上下铺的关系。38年，王伟能正担任长沙警备二团的副团长，因此也是“文夕大火”的主犯之一，火灾发生之后，团长徐昆被枪毙，王副团长也就无法再在军队里混下去，只好跑回家乡、在老同学戴笠的帮助下拉起了一支“别动队”，七搞八搞一番、又当上了衡阳县长。45年的这时候，王县长还兼任着“衡阳县保安司令”，手上掌握着一股军统性质的游击武装，名称叫做“铲共义勇军”——顺便再说一句：解放战争期间，王伟能出任“北平青年训导大队”的少将总队长，49年随傅作义将军起义，全国解放后回长沙定居，刚进家门就被抓起来、接着就被枪决了……不过，现在又给他平反了。）
蔡智诚记得，在洪罗庙的田埂上“掐”的这顿饭，味道真不错——主食是米粉，荤菜是腊鸡、腊鱼和腊肉。
王伟能县长在边上一个劲地客气：“本县准备匆忙，委屈弟兄们了。先将就一下，晚上再请各位掐酒，我派游击队站岗放哨，让大家放心睡大觉！”
一席话哄得伞兵们十分开心。
姜键队长比较关心空投物资的回收情况，一边吃饭、一边让蔡智诚给他报告统计数据。
“60迫击炮弹十箱（100发）……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迫击炮”
“嗯，先挖个坑，埋起来”
“12.7毫米子弹十箱（40条弹链）……可是我们没有重机枪”
“嗯，先埋起来”
“帆布胶鞋四袋、军用毛毯……”
“嗯？……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也不知道美国人是怎么考虑的，空投物资里面除了弹药，还包括两百多双作战靴，甚至还有许多毛巾和毛毯——不过，这些东西用不着考虑如何处理，因为它们刚落地不久就被当地老百姓拿光了。
伞兵们搜寻空降物资的时候，田间地头聚集了许多围观的群众。
刚开始，老百姓只是远远地看热闹，后来就有几个大胆的人拿起镰刀、偷偷地把伞绳割了下来，那尼龙绳既结实又轻巧，确实深受农民朋友的喜爱。接着，发觉伞兵们并不怎么干涉，老百姓的兴致就越来越高，不仅明目张胆地割绳子，就连降落伞都被他们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