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章
一群老婆们关心地问。
“他说对不起，还说了什么……没有听懂”
“我们司令员已经在党小组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刚才又当面向这位女士赔礼道歉了”，送陈丽君回来的小伙子在旁边进行了说明。
“他的道歉我明白了。可他先前为什么要生气，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蛋蛋女士依然满腹疑惑。
“嗯……你们这些上海女士……涂口红，戴耳环，衣服露胳膊露腿，而且还洒香水涂雪花膏”，那小伙子挺尴尬地解释说：“我们司令员看不惯，说那些是哇呜呱唧的鬼东西，鼻子里喷香心里头瓮臭，搞得人很头疼……”，配殿里顿时哄堂大笑起来。
（这位司令员的名字就不必说了。他后来担任了上海民航局的领导，真不知道刚进大上海和刚遇见空姐的时候，这位游击队长出身的老革命会是个什么样的表情）
大家都笑了，但谷牧的脸上却没有露出笑容。“我们过去的工作重点在农村，但从现在（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起，工作中心就要从农村转向城市。我们的党和军队必须学会管理城市、学会团结工人阶级，也必须学会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但我们的一些同志，甚至包括这位司令员同志却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就害怕麻烦，不乐于团结其他阶层的人士，这是一种不了解当前形势任务的狭隘思想，是一种束手束脚的工作作风，是必须加以克服和改进的……”
见书记说得如此严肃，在场的各位反而不好意思起来，纷纷劝解道：“其实司令已经很好、很给面子了，他帮我们扫地、烧开水、准备饭食，做了不少下人才做的事情，先前我们还以为他是个招待员呢，真是失敬失礼”
“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一贯宗旨，做招待员也没有什么失敬的。我们这些专员、司令员、警卫员、通讯员、勤务员都是人民的服务员。革命工作只有尽责与不尽责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那天晚上，天后宫里的许多人都没有睡好，蔡智诚也是如此。这时的他已经知道谷牧书记和李云鹤专员就住在自己的隔壁，也知道眼前这座破败的大庙其实不是羁押犯人的狱所，而是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官邸”。
这场景使他想起了徐州的“花园饭店”。那也是一座官邸，但在那里面来来往往的国民党官吏却和眼前的共产党人有着天壤之别，无论是奢侈的吴化文还是节俭的王耀武，无论是傲慢的邱清泉还是内敛的高吉人，官员们的嘴里除了“总裁”就是“党国”，从来就没有人提及过“为人民服务”的概念。
听谷牧书记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服务员。那“服务员”的称号与自己这个国民党考试院核准的“六级荐任公务员”相比，实在很有意思——公务员的资格来自于公权，倚仗的是权力，所以会有等级之分；而服务员的资格则来自于理想，倚仗的是信念，这样的理念原本就是最高尚的道德境界，所以没有等级之别。公务员效忠领袖、对政府负责，由法律赋予其力量，这样的力量是受制约、有限度的；而服务员效忠人民、对社会负责，在服务人民的同时从人民中间获取力量，这样的力量是源源不绝、不可抗拒的，也只有这样的力量才有可能成为改变历史的真正动力。
只是，要靠什么样的政治机制才能保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有效运转呢？蔡智诚觉得很好奇。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和其他人一起赶到新海连建国干部学校，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新民主主义讲座”。
讲座由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主持，讲授的内容主要有国际国内形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共同纲领”等等。蔡智诚很认真地做了笔记，国大代表们也听得十分专心。新海连特区社会部长苏羽（后任辽宁省委书记、安徽省委书记）在讲解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时候说到“小资产阶级不能担任领导，知识分子也要改造自己、向工农学习”，一贯自视甚高的张志韩先生顿时很不服气，当即要求上台发言……从这以后，原本是“一言堂”的政治讲座就变成了他们两个人的哲学辩论会。
陈丽君没有旁听“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大辩论”，她跑去参加义务劳动了。
当时，刚解放不久的新海连地区百废待兴，其中最亟待恢复的就是电厂和铁路。新浦镇早在1925年就通了铁路，但自从1946年以后，陇海路东段受到国共双方军队的反复破坏，被弄得支离破碎、几乎荡然无存，整个新海连也因此变成了陆路交通的“孤岛”。解放以后，共产党号召修复铁路、发展经济、支援革命战争，解放区的军民立刻积极响应起来。由于工程浩大、缺钱少物、困难很多，新海连的群众就主动捐献工具、器材和木料，并自带家什参加义务劳动。一时间，建设工地上人声鼎沸、歌声嘹亮，修路大军挥锄扬镐，男女老少川流不息，其浩大的声势使国大家眷们也受到了感染，情不自禁地参与其中。
（PS：陇海铁路的连云港至徐州段于49年5月恢复通车）。
蛋蛋女士一大早就去了工地，到傍晚时候才收工回来。她没有穿旗袍，原本日常必备的耳环项链和口红香水雪花膏也全都没有了踪影。忙碌了一天，女人的脸上却丝毫不显得疲倦，满嘴里唱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手舞足蹈、蹦蹦跳跳，眼神中焕发出喜悦兴奋的光芒。
“今天去抬铁轨了？”蔡智诚好奇地问。
“没有，我当了宣传员！”
原来，蛋蛋先是在工地上砸了个把小时的石子，这任务对她而言显然是过于艰巨了，于是很快，她就又找到了另一项工作——帮宣传队写标语。
陈丽君是谷正楷的女弟子，也就是说，为慈僖太后题写“颐和圆”匾额的严寅亮就是她的师爷，因此她的楷书水平至少在修路工地上是首屈一指的。“陈书法家”自出生以来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参加过社会工作，也从没有机会展现过自己的才能，这下可好了，眼瞧着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耳听着激扬豪迈的口号歌声，她运笔如飞，在纸上写完了在布上写、在布上写完了在墙上写，革命的热情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内心里充满了为人民服务的成就感。
“告诉你，连谷书记都表扬我的字好呢（谷牧的字写得也很不错），行署的人还邀请我参加革命宣传队”
“哈哈”
“参加宣传队就算参加革命了，今后我来养活你”
“哈哈哈”
……
晚饭后，新海连特区工商部的许国祥部长来到天后宫，跟大家一起核对存放在“中字102号”上的私人财物、并商量相应的处理办法。
船上的货物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从古董到药品什么都有。属于蔡智诚的东西主要是一百二十匹细布和一百八十捆棉纱，这是他在中纺公司当特派员时搜刮到的不义之财，这类东西当然无法再转运到别处，唯一的方法是就地变卖、把体积庞大的棉布换成别的东西。
许部长提供了当地交易所的物价表。从行情上看，一匹细布在新浦相当于300斤小麦、一捆棉纱价值180斤麦子，蔡智诚可以选择把手里的布匹换成人民币，也可以兑换成粮食、油料或者其他货物，在交易所里做买卖。
“我的天，好几万斤小麦，这可怎么办？”当初在上海滩搜刮这些物资的时候，蔡智诚曾经打算把它们换成美钞或者黄金，可没曾想搞到最后居然会变成了一大堆粮食。
“修路工地上的人，吃的都是黑豆窝头呢”，妻子在旁边幽幽地说。
“你的意思是……把这些粮食都捐献给他们？”
陈丽君认真地点点头。蔡智诚不禁乐了：这共产党还真是厉害，才一天的工夫就培养出了一个公而忘私的积极分子。
自从在工地上写了几幅标语，蛋蛋女士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她从行署的那帮小青年那里借来一本《宣传员手册》，趴在油灯下认真揣摩着其中振奋人心的口号，好象真的很希望把这项革命事业进行下去似的。
只可惜，尽管陈丽君愿意留下来继续革命，但革命队伍却对她另有安排。
4月18日上午，新海连特区的领导再次会见国大代表及家眷。谷牧书记这一次没有再讲“愿去愿留”的方针，而是直截了当地表示：人民政府将在近期内安排大家返回国统区——这突如其来的决定让在场的人们都感觉十分意外。
事情是这样的：1949年的4月中旬，正是国共和谈即将水落石出的关键时刻。4月16日，国民党代表黄绍竑和顾问屈武携带着草拟完成的《国内和平协定》由北平飞往南京，国民政府签约的最后期限是4月20日。而就在这时候，七位国大代表却因为坐上了伞兵起义的轮船，被稀哩糊涂地弄到了解放区，这极有可能让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莫须有的借口，从而给谈判的结局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其实，国共双方早已对谈判破裂的结果有所准备，并且都做了下一步的打算。当时，国民党方面参加和谈的主要是同意“无条件投降”的张治中派以及主张“有条件投降”的李宗仁派，而在没有参加谈判的派别中，蒋介石和阎锡山等死硬派的态度是既不投降也不合作，可何应钦派则表示愿意建立联合政府、主张“有条件的合作”，这样的立场虽然与共产党的要求还相距甚远，但毕竟可以作为分化瓦解的重要目标，因此，何应钦也就成了当时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