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她摇摇头，摆着手，一个劲地流眼泪。我就让老余去找小焕回来，老余走了，她趴我身上说：“我要有个三长两短，小焕就托付给你了。”还要给我下跪，我拦住她，说：“大娘，你糊涂了，我是小夏。小焕的哥呀！”她才嘴唇哆嗦着说：“小夏呀，你不知道这里边的纠葛丝搅多得很啊，多得很啊！”就是这一句话。我说：“路线斗争就是复杂的，这一次两派交手，也是必然的，不打败老保的气焰，造反派咋能扬眉吐气。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看她心神不宁的样子，想她不懂我的大道理，就改了口说：“这就是咱俗话说的，这包脓早晚都得挤。”这时老余回来了，只捎回个纸条：“妈妈，安心养病，女儿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不能伺候你。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这里我拜托夏老师——我小夏哥照料你。”又附言一句：“小夏哥，再次拜托。”
这次两派摩擦，引起了连锁反应，致使尔后的一年多来，两派的这种对立，由最初的打骂，进而对抓住的对立面头头（即造反派组织所称的服务员或叫勤务员）或“黑”干将进行“修理”，而后你争我夺的“遭遇战”、“阵地战”、“进攻战”不断发生，竟把菊乡变成了派旗林立、刀光剑影的恐怖而又混沌的世界。到了1967年的七、八、九三个月，随着全国运动形势的波动和影响，武斗规模越来越大，斗争不断升级，终于形成了里外多层次包围多派系参战的集团军大决战性质的大规模的武斗。在这次两派大决战中，城市乡村，工农商学，各派群众组织都卷入了这一场殊死大搏斗。各种武器，棍棒、大刀、长矛、强力弹弓、弹丸、炸药包、消防水枪、硫酸瓶、石灰粉、大吊车、推土机、拖拉机、镰刀禾叉……各派都用尽一切手段，进攻，防卫，进攻，防卫，终于使这场武斗达到空前规模，形成震惊中原的流血事件。最后是省军区协同菊乡驻军上级领导部门，强行介入，进行军管，才结束了这场武斗。
武斗结束，双方死伤惨重，国家和集体财产也蒙受特大损失。三栋大楼被毁，菊乡府衙——这个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建筑群，多处受到破坏。陈小焕身受轻伤，缠着绷带忙东跑西操劳红造总的各种事宜。就在这时，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军管当局宣布红造总的核心组织“红一中公社”为非法组织，要对陈小焕、沙吾同等“坏”头头进行严厉制裁。陈小焕、沙吾同他们风闻后，马上领着一群人逃出菊乡，不知去向。有人说，他们跑新疆了，有人说他们上北京告状去了，莫衷一是。在菊乡，只有我们几个老师和学生以及社会上的几个工人、干部，支撑着红造总和菊乡分社这一方天空。
这一年来的多次事变，都没有让赵先娥大娘真切知道。她的情绪时好时坏，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我们只得一次又一次地把她送进医院，出了院，又一次又一次地送她回苇子坑。关于陈小焕，每次她出了事，我们就骗大娘说她太忙，或说上省或说进京参加全省、全国造反派什么什么会去了。这一年来，陈小焕被对立面抓住挨打两次，武斗受伤五次，住医院的时间就好几个月。有一次，被郑连三的人打得半死，沙吾同带人把她救了回来。这些情况大娘知道了，不被吓死，也要心疼死。我们就一次又一次的编谎话骗她，她也就信了。这一回小焕几个月没有消息，大娘就想到女儿出了大事，或是又同沙吾同勾搭出了啥丑事，不敢回家。她给我捎信，我还是老话老说。她不相信，就想到闺女一定让人家打死了，大叫一声，就病倒了。我把老人接到菊乡大医院住院，可是大娘是想小焕才病的呀，我想了想只得再编谎言，说这一回是大夺权战前学习班，在省里由省革命委员会主持会议，学习班是封闭式的不让出来，再说，又是大夺权前的关键时刻，各派争夺席位斗争激烈，她哪里会有个闲空回来。大娘就信了，说：“总算有巴头了，她忙吧！”但她还是不断地问起女儿，我怕时间一长，陪护的女学生露了嘴，想来想去，还是老办法，把她完全彻底地同学生隔离开来，免得哪个学生说漏了嘴。于是就把我的她找来伺候她，当陪护。
第二卷第六章隔墙姐弟（5 ）
我的她，叫王记香。赵先娥大娘第一次住院，也是她来伺候的。那一回，她见了赵先娥就叫大娘，叫得大娘心里一热就流了泪。她说：“小焕要是有个姐妹，也是个伴儿。”我想起赵先娥曾托我打听她丢弃在我们大王山一带的大闺女一事，就对我的她说：“大娘其实有个女儿，逃难丢在咱们老家那一带，我让你打听，你没有找出一点线索，要找出来个闺女，大娘就高兴坏了。”大娘拉住我那个她的手说：“多好的人啊，在咱们这一方，出挑儿了。”她羞涩一笑说：“听德祥说，大娘养的小焕才如花似玉哩！”大娘就骂她的小焕，说：“要不是她小夏哥，我坟上草早就长一人高了。”她说：“应当的。‘四清’那会儿，你对他就像亲儿子照顾吃照顾喝。乡里多苦，鸡下个蛋也要攒着换盐吃哩！可你天天给他打鸡蛋茶喝。不知道‘四清’给人搞清了没有，倒惹得贫下中农这么样亲他。”说了一会儿话，我那对象忽然说：“俺们后营三队有个女孩儿，早头时候，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搞忆苦思甜，她说她都不知道亲爹亲娘是谁，爹娘养活不了她，就把她送了人，她说她多么想念亲爹娘啊！哭天叫地的，可令人心疼。莫不是她？”大娘就问她那女孩多大，听她说说就说不像，年龄小。又说：“我那闺女送人时，都会笑了，她身上有个黑痣，长在稀罕处。”这一说我吃了一惊，我的“她”身上就有个痣。我凑趣地说：“还真叫大娘说着了，这就是你闺女，她身上就有个记号。”把她拉到大娘身边，赵先娥笑了。她说：“真要是，大娘这辈子就享福了。”我那对象收拾了几件衣服塞到盆里，要去河里洗，临走又过来给大娘被子掖了掖，才端上盆子走了。她很懂事的样子，让大娘好生感动。“你在哪儿找了这么个好女子，真是人们说的，打着灯笼难找哇。”
我和她相恋是在高中歌舞团。
那是高三上学期，学校重建歌舞团，我负责歌咏队。当第一次集合点名时，一声“有”，一个姑娘头一扬，同我的眼光碰了个正着，她的名字叫王记香，刚入高中一年级。
在歌舞团里她算出挑儿地漂亮了，可也出挑儿地傲气。有一个表演唱《绿叶才能配红花》，是男女对唱。我把她排在第一排，这边我是第一排，男女两列呈“八”字形面向观众。彩排时她就别别扭扭，好像不愿同我脸对脸，像是两人之间有啥深仇大恨。到了演出时，她硬是立到后排不上来，好在后排那个女同学很大方，她麻利顶了上来，才使这场危机得以消除。演出结束后，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不为什么。你为什么要问为什么？”我气坏了，说：“为什么不为什么？难道不为什么就可以不服从分配？”她说：“我为什么该站前排？”我说：“站前排又咋啦？脸上抹黑了？还是抹白了？让你不光彩了？不漂亮了？小资产阶级思想。”那年月，小资产阶级可不是个好阶级，谁也不想粘上这个字眼。她哭了。
真叫不打不相识，她后来对我说：“算我服了你。”我说：“那就是说，并不是完整无缺地服。”她用手把我一戳：“就是不服。”不服就不服吧，反正我们俩好上了。尔后我考上了大学。两年后，她没有考上大学，她回老家当了社员。她说：“分手吧，咱们中间有了城乡差别。”我说分手就分手。但是，怎能分得开呢？这一年夏天我回家看她，她赌气不来油房庄，我托一个姑娘去接她，她一见我就哭了，说：“不是说分手了吗？”我说：“走走再分手。”她就跟着我走。这是一个闷热的夏夜，玉米已经八大叶了，渠沟里有水在潺潺流着，有社员拎着马灯在浇玉米。走了很远，到了南河湾，才算清静些。我问她：“你怕不怕？”她说：“怕啥？”我说：“怕妖魔鬼怪。”她说：“我怕你行凶！”这一说我就把她一抱，说：“我可真要行凶了。”她挣脱开来，说：“你行了凶不打紧，你就要受我拖累了。我是个社员，做庄稼的。”我说：“做庄稼有啥不好，只要咱俩好，吃糠咽菜，走遍天涯也是幸福的。我就是怕你这样想，时间长了会憋出病，才回来看你。”一听这话，她激动得大哭，说：“有你这句话，我知足了。你还是找个有工作的吧，我不能太自私，明知不般配，就是不让位。”抽泣着伸出指头，故意把手指头弯到我手里要拉勾，说：“勾勾搭，三年不说话。”忽然哪里一声怪叫：“咕咕，咕咕……”吓了我们一跳。她吓得扑在我的怀里，气都不敢出。我仔细听听又没有声了，说：“黄鹌叫春哩！”她打了我一下，说：“夏天还叫个啥春？你真坏。”我把她一抱，就平放到一片草地上，她说：“你可别要我呀！不敢呀！”可我哪里忍受得了她这么些年的诱惑，就把她的衣服脱了。她的这两个奶子，以前摸过，今天才见了模样。她用手护着说：“可别这样，别这样。”后来就把手一丢，说：“你想看，就看吧，你看个够。”我就摸了又摸，看了又看，说：“在歌舞团时，我看你胸前鼓囊囊的，就想里边是个啥，到现在，才算全知道。以前只是摸摸，就是摸不出个庐山真面目。”她说：“我知道你想，我知道你想它想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