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多年来，中国在一些领域实际所奉行的社会经济路线是“打左灯向右转”。在日趋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中，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群处于强势地位；原先作为国家主人的工农大众，一部分已经成为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的底层与边缘；而中产阶层远不够强大，远不足以对社会稳定起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且在两极分化的急速扩大中，他们属于“失落的一族”，多数是左翼力量的同情者。近年来，经济上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使中国社会对立日趋严重，左翼与右翼的理论、政策路线的争论日益激烈，利益基础的严重反差，决定了共识少之又少。而且在主管部门长期奉行“不争论”的指导思想下，变相助长了右翼声势。“惟大英雄能本色，极高明而到中庸”。总结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成就的深刻缘由，重要一点是高端决策多数时候是“执两端而用其中”，很好地克服了极左极右、忽左忽右。在利益集团于社会生活与国家政治日趋活跃的情形下，国家政策的公正、科学、合理依赖于相关利益集团的平衡博弈。但是，环顾当今中国的利益集团，强的超强，弱的过弱，政治博弈天平指针明显倾向强势集团。
在北京的理论圈子内，主流会议一般都有很好的礼品与可观的出场费，会议往往官盖云集，场面有时一个比一个奢华，直至令人咋舌。相比之下，那些被“贴牌”为左翼的会议不知寒酸多少倍，往往连顿饭都招呼不起，罔谈什么礼品与车马费。所谓“为穷人办事，为穷人说话”，对于当事人没有一点好处，因此是否为穷人办事、说话，是否认真为穷人办事、说话，全凭良心。正因如此，代表着长期处于弱势、未富裕的大多数的左翼，情绪化的言语日益突出，这是一个应特别给予关注的动向。在中国经济周期向下、弱势群体日子日趋窘迫、下岗不断增多、诸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情势下，中国决策者再也不能忽视左翼的声音。中国实现社会相对和谐与国家长治久安，出路首先在于左右和解。但是，无原则、无是非标准、无大义、无基本共识，左右和解何易？为此，舆论必须照顾社会大多数的情绪，决策应当向弱势群体倾斜，完善社会保障，减少失业，提高劳动就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节制资本无度与肆意扩张。
自序(3)
三
本人生在安徽省无为县昆山乡一个非常偏僻的乡村，小时候从未觉察，那里的景色很美，山围着湖，湖中有山，有野鸭、菱角、芡实和莲藕，还有血吸虫和“水鬼”（后来知道其实是一种水獭）。改革开放的春风一轮又一轮，可是那个倔强的乡村在现代化上至今也没有多大起色。我一贯认为，孤陋寡闻者莫过于我。上初中才见到手扶拖拉机，到县城中考才乘上公共汽车，到武汉上大学才真正见到并坐上了轮船，还是“东方红”号。进大学第一个星期天，与一个来自河南商丘的同学，在长江大桥上看到了真正的火车。那同学一直表现得比我有见识，当时很惊叹，“如此庞然大铁，能在水面浮起行驶，不能不说是鬼斧神工。”如今，这位仁兄早就不愿意提及那段刘姥姥进大观园式的笑话，大学毕业后不久就毅然下海，信誓以实业报国，如今在深圳置办企业，经营有道，日进斗金，世纪金融大危机也丝毫没有延缓他赚钱的步伐。
儿时的同伴众多，放牛种田，成家生子，独我上了大学，还是重点名牌。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还是值得炫耀的，“天之骄子”（当时说起一点也不脸红），没有学费一说，月有补贴，还有困难补助，虽然不算宽余，但是只要不找女孩子，也可以平静度日完成学业，关键是皇帝女儿不愁嫁，毕业后工作全包，重点大学还可以挑三拣四，如此当然神气活现。远不像今天的学子，为学费而愁眉苦脸，为恋人而挤眉弄脸，为考试而歪鼻斜脸，为工作而灰头土脸。尽管后来时事沧桑，命运多舛，尽管距离意想的成功目标还十分遥远，但是在跋涉的路途上，在有志者事竟成的努力过程中，每每提醒自己，不要忘本。
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个研究经济的学长，标准的主流精英，其讲话每每引起公愤。据好事者考究，该学长也出生乡村寒门，后来沐浴国家的阳光雨露，上大学，去海外，得洋“打狗脱”，身价倍增，凭借占得先机，终日里忙着给企业与富人打点，多年来难见经济学新造诣，却时而不时抛出莫名其妙的论点。前不久，学长又言：大学生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便宜。网友评论，此公太不厚道了，忘本啦！印度圣雄甘地教诲，要当心可令我们毁灭的“七种罪孽”：没有责任的享乐，没有劳动的财富，没有道德的生意，没有是非的知识，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奉献的崇拜，没有原则的政治。吾人当小心翼翼，引以为戒。
生我者父母，养我者国家。对父母尽孝，对国家尽忠，天经地义。笔者的母亲是个非常普通的母亲，普通的即便用大段语句、甚至整篇文章也很难把她与众多的中国乡村女性区别开来。母亲一生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识，平日里总是围着柴米油盐打转转，专长就是洗衣做饭、养鸡喂猪。2002年我博士毕业，最后敲定选择北上北京工作，她非常高兴，直接向我提出要求，说等我安顿下来后，要接她来北京，去看天安门。然而，等我刚刚从异地初任培训回北京，还未正式上班，她就辞世了，非常突然。她辛苦一辈子，辛苦到最后一刻。我发表文章诸多，编写书籍不少，但是能拿出手的尚无。本书一开始我就认真打磨，就是要献给这个平凡的、默默无闻一生的母亲大人，今年是她的本命年，祝福她在另一个世界平安、健康、快乐！今年又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本书若能在“十一”前出版，也算为这个多灾多难又多姿多彩的祖国母亲尽一份忠心。
江涌于紫竹院
2009年5月
导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英国评论家登宁的话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马克思所处的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他所集中阐述的只是一般资本。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时代，金融寡头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的主宰者。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引述利西斯《论反对法国金融寡头》的话，“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 。日本前首相池田勇人直言不讳：“在日本，政府是船长，财界是罗盘，船长始终按罗盘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如今，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普遍国际化。跨国公司对国外市场的渗透，对于母国来说意味着其影响范围的扩大，这就延伸了国家权力的地域界线。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形成对东道国的某些行业、领域或部门的控制，为母国增加了新的权力手段。一些发达国家利用本国的跨国公司收集情报早已成为公开秘密，这已不仅是实现一般的经济扩张力，而且是谋取一种战略控制力，便于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改革开放后，我们通过“坐，请坐，请上座；茶，敬茶，敬香茶”的方式引进了外资，有一段时期，外资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理念与氛围，尤其是给我们带来了靓丽的GDP。但是，在今日中国，外资早就告别散兵游勇的状态，告别“先将予之”的阶段，呈现利益集团化（集中体现在组成一个个协会、商会）、组织代理化（跨国垄断资本普遍通过代理人、代言人在中国各行各业频繁活动）、诉求政策与法律化（通过游说，将跨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写入中国法律、政策），而且其行为与我国国内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及相关集团利益交织在一起，逐渐显露出其垄断、寄生与贪婪的本性。在世界，跨国垄断资本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挖掉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在中国，跨国垄断资本不仅要挖掉中资企业的民族基础，要挖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主要的是要挖掉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公有制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公有制与国有企业构成中国经济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因此，消除国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进行釜底抽薪，是国际垄断资本处心积虑的目标。如此，长期以来，跨国垄断资本不仅自己直接行动，而且通过他们精心培育的代理人、代言人，始终不渝地向中国灌输经济自由主义，宣扬经济无国界，用“在中国合法注册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来模糊决策者与大众视线，以“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市场换技术”等似是而非的理论，来诱导决策者，放弃自主研发。如此，中国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被折腾得支离破碎，强大制造的基础被严重侵蚀，陷入“越引进，越落后”的困境。尤其严重的是，在“产权明晰”的招牌下，肢解公有制，瓦解国企，消除与跨国垄断资本相抗衡的市场力量；使一大批一大批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国家的主人下岗失业，成为弱势群体，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力量；将一时不能瓦解的国企改造成为中国老百姓日趋厌恶唾弃的垄断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