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前文已提及，国际经验与教训显示，国有企业是抗衡跨国垄断资本进行垄断与扩张的主力军，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微观基础，是国家经济危难时最可靠的依托。至于国有经济的治理则是另外一个话题，而其治理好坏与产权形式并不必然相关。当然，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治理直接影响社会大众的观感，甚至直接影响国有企业存在与兴盛的社会基础，因此轻视不得。
主导作用正“名存实亡” 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说明了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国有企业退守的领域已经越来越小，即便如此，新自由主义者对国有企业依旧不依不饶。而且随着国有企业数量的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触目惊心。量变会引起质变，民企、外企与国企“三分天下”的态势已经显现，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正“名存实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经济基础已经受到严重侵蚀。而且在现有改革开放的逻辑思维下，未来，为确保“三分天下”态势进行顽强抗争的，只能是国企。因此，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适逢其时！
全球化没有改变“国家利益至上”观
叁
全球化是以各国跨国公司为动力，以美国为主导，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为组织实施者，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国际政界、商界、学界精英共谋的人为过程。所谓“华盛顿共识”即是“共谋”存在的证据。
——韩德强《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大萧条》
奇异“中立”再次上演
国内媒体就杭州娃哈哈集团与法国达能集团并购纠纷自2007年4月后被媒体炒得热火朝天。多位学界骚人纷纷搁笔费评章，孰是孰非争得不可开交。就主要媒体所披露的资料来看，娃哈哈与达能的各自是非都很明显，管理者或代理人一己之私利不仅是矛盾的重要肇始，也使并购纠纷更加扑朔迷离。
2008年7月30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了法国达能集团要求撤销杭州仲裁委员会于2007年12月就“娃哈哈”商标转让协议所作出的裁决的申请。至此，围绕“娃哈哈”商标归属问题长达一年多的争议尘埃落定[奇+书+网]，最终确认“娃哈哈”商标依法归属于杭州娃哈哈集团。
学者毕竟无法代替或担当仲裁者与执法者，但是学者的道德水准、立场观点会影响相关舆论，甚至影响相关决策与仲裁。在并购纠纷过程中，中国一些学者与官员的立场与思考令人诧异，他们还不甚清楚问题的原委，劈头盖脸“就是娃哈哈的不是”，迫不及待大声疾呼要仲裁者与执法者“一视同仁，公正对待，否则影响到吸引外资”。主管相关事务的××部更为荒唐，举起“中立”大旗，不免让人想起，当年晚清政府袖手旁观日俄在中国土地上打仗的情形。晚清政府作壁上观的是外人在本土的厮杀，如今咱们横眉冷对的是自己与别人在本土的厮杀。连普通老百姓都清楚，外资在中国享有“超国民待遇”，而该部门此前却有高官抱屈“外资遭遇不公正待遇”等莫名其妙的言行。本着职业习惯，笔者不由自主地思考：一国法律政策到底为谁的利益服务，一国学者还有官员在遇到类似纷争中为什么会出现在本国大众来看“很是离谱”的观点与立场。
全球化导致“经济无国界”？
“很是离谱”的观点与立场，也都有一定的思想渊源，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经济无国界”论。为什么在一些学者那里会出现“经济无国界”的幻觉，约略推敲，主要有以下缘由。
“经济全球化”盛行，“经济无国界”雀起 二战后，世界出现一股跨越国家边界、超越民族藩篱的社会经济文化潮流，这一潮流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呈现加速趋势，理论家称之为“全球化”。由于经济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人们习惯唤之“经济全球化”。为经济全球化提供有力佐证的有：国际商品贸易不断扩大，国际资本流动迅速增加；企业全球生产营销布局，跨国公司纷纷涌现；越来越多的人员受雇于跨国公司、国际机构，从事国际业务活动，游走于国家之间，成为“国际公民”；世界领袖峰会不断，国家之间的双边与多边合作如火如荼，在西欧一向被无比珍视的国家主权被重新审视，一个超越国家的联盟在逐渐生成。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因实施外向型经济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似乎有力地证实了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便可以有效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经济无国界”实质就是为跨国垄断资本的全球资本扩张扫清障碍 “经济无国界”不仅有实践明证，而且更有理论支撑。新自由主义者就是“经济无国界”的积极鼓吹者。不容否认，新自由主义本是一类平常的经济理论，有其科学与合理的一面，但在被政治化、范式化以及其功用被近似无限放大化后，逐渐成为美国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美国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在国际上大肆兜售新自由主义，并强调这是发展中国家通过改革而获得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低要求”、最低限度的“共识”。为兜售新自由主义，美国充分利用其占据的理论高地与国际话语权，大肆宣扬新自由主义，持续地为他国培育了一大批信奉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高级人才，并千方百计利用国际组织施压、诱导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与国际化。在美国的长期努力下，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逐渐成为主流思想，经济自由化由此在全球蔚然成风。正因如此，有多个国际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美国化。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旨在推平中国的国界 中国在推行改革开放后，经济获得巨大成功。这一方面提高了中国人坚持走改革开放道路的意志力，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由此生成了相关利益集团，强化了相关部门利益。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获得巨大好处的同时，也付出资源、环境、劳动者生命健康、社会矛盾加剧以及民族产业受到空前挤压、民族文化遭到严重侵蚀等诸多代价。但是，在一些学者与官员眼中，只看到获得巨大好处的光环，而不见付出重大代价的阴影。在利益集团、部门利益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持续影响下，出现了更危险的倾向，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日渐模糊淡薄，代之以消费者权益至上、股东权益至上。近年来，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大力扩张，涉外利益集团的积极游说，一些学者也不断呼应国际思潮，认定“国籍现在只有一种形式上的参照意义”；“跨国公司增加了中国的GDP，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民族企业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全球化下，只有民族文化，没有民族企业。企业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中，是没有民族认同、民族归属问题的，只有利润认同、利润归属” 。
民族国家依旧是当今世界的基础
公民有国籍 笔者有过多次经历，当进入另一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国境时，东道国的关检人员对他国人员的检查要比本国人员细致得多、严格得多。不用出国，同样可以感知，美国驻华使馆签证处长年累月都有长长的、等候签证的队伍。这些都在暗示：世界不仅国家界限分明，而且国家大小、强弱、富穷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相关公民、企业在国际场合也享受着不同的待遇与体会到不同的尊严。游走于国家间的所谓“国际公民”，从国际组织或不同国家领取薪水，其地域与国家观最为淡薄，但在发展中国家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且一般非富即贵。即使这样的人一旦出现重要麻烦时，还是要向自己的母国寻求保护的。对于绝大多数公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公民，他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国籍，无法游走于国家之间，无法在海外开设账户，无法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就学就业。他们只能固守本土，全身心地建设自己的家园，把自身的全部希望与民族命运捆绑在一起，敏感地捍卫着自己民族的利益与国家的尊严。
企业有国别 逐利是资本的本性，哪里有利可图，企业的身影就活跃在那里。即便如此，企业仍然有着明确的国界。且不论企业有法人注册地与出资人国籍的差异，跨国公司赚取的利润都有比较稳定的流向，那就是母国。跨国公司对母国的认同远远超过对东道国的认同，尽管为其发展需要通常也能部分反映与满足东道国的利益，但是一旦东道国的利益与跨国公司及其母国的国家利益发生大的冲突时，跨国公司会毫不犹豫地站到母国一边。“跨国公司对国外市场的渗透，对于母国来说意味着其影响范围的扩大，这就延伸了国家权力的地域界线。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形成对东道国的某些行业、领域或部门的控制，为母国增加了新的权力手段” 。母国利用本国的跨国公司收集各类情报早已成为公开秘密或国际惯例，这已不仅是实现一般的经济扩张力，而且是谋取一种战略控制力，便于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如制造或加剧东道国经济与金融动荡，以便火中取栗，东亚金融危机时美国信用评级机构与对冲基金就曾扮演过这类角色；或在两国交恶时扩大诸如贸易禁运、技术封锁等经济制裁，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里根政府就曾利用美国公司在法国的分公司阻止向苏联出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