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人把它们当老工人或劳动模范一样尊敬和爱戴，从千万头牛中选出些代表，免费乘车到城里旅游一趟，让它们因这仅有的一次荣耀而忘记一辈子的困苦与屈辱，对熬煎了自己一生的社会和生活再没有意见，无怨无悔。
牛会不会在屠刀搭在脖子上时还做着这样的美梦呢？
我是从装满牛的车厢跳出来的那一个。是冲断缰绳跑掉的那一个。
是挣脱屠刀昂着鲜红的血脖子远走他乡的那一个。
多少次我看着比人高大有力的牛，被人轻轻松松地宰掉，它们不挣扎，不逃跑，甚至不叫一声，似乎那一刀捅进去很舒服。我在心里一次次替它们逃跑，用我的两只脚，用我远不如牛的那点力气，替千千万万头牛在逃啊逃，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最终逃到城市，躲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让他们再认不出来。我尽量装得跟人似的，跟一个城里人似的说话、做事和走路。但我知道我和他们是两种动物。我沉默无语，偶尔在城市的喧嚣中发出一两声沉沉牛哞，惊动周围的人。他们惊异地注视着我，说我发出了天才的声音。我默默地接受着这种赞誉，只有我知道这种声音曾经遍布大地，太普通、太平凡了。只是发出这种声音的喉管被人们一个个割断了。多少伟大生命被人们当食物吞噬。人们用太多太珍贵的东西喂了肚子。浑厚无比的牛哞在他们的肠胃里翻个滚，变作一个咯或一个屁被排掉--工业城市对所有珍贵事物的处理方式无不类似于此。
那一天，拥拥挤挤的城里人来来往往，汉人注意到坐在街心花园的一堆牛粪上一根接一根抽烟的我，他们顶多把我当成给花园施肥的工人或花匠。我已经把自己伪装得不像农民。几个月前我扔掉铁锨和锄头跑到城市，在一家文化单位打工。我遇到许多才华横溢的文人，他们家里摆着成架成架的书，读过古今中外的所有名著。被书籍养育的他们，个个满腹经纶。我感到惭愧，感到十分窘迫。我的家里除了成堆的苞谷棒子，便是房前屋后的一堆堆牛粪，我唯一的养分便是这些牛粪。小时候在牛粪堆上玩耍，长大后又担着牛粪施肥。长年累月地熏陶我的正是弥漫在空气中的牛粪味儿。我不敢告诉他们，我就是在这种熏陶中长大、并混到文人作家的行列中。
这个城市正一天天长高，但我感到它是脆弱的、苍白的，我会在适当的时候给城市上点牛粪，我是个农民，只能用农民的方式做我能做到的，尽管无济于事。我也会在适当时候邀请我的朋友们到一堆牛粪上采坐坐，他们饱食了现代激素，而人类最本原的底肥是万不可少的。没这种底肥的人如同无本之木，是结不出硕大果实的。
好在城市人已经认识到牛粪的价值。他们把雪白雪白的化肥卖给农民，又廉价从农民手中换来珍贵无比的牛粪养育花草树木。这些本该养育伟大事物的贵重养料，如今也只能育肥城市人的闲情逸致了。
扛着铁锨进城
对一个农民来说，城市就像一块未曾开垦的荒地一样充满诱惑力。
几年前，我正是怀着开垦一片新生活的美好愿望来到城市。我在一家报社打工。有一段时间，我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我一向只会使锨抡锄的手，猛然间变得笨拙无比，找不到一件可干的事。但我又不能表现出我什么都不会干。我保持着农民式的木讷和处惊不变--我不吭声。报社每月给我250元工钱，说是先试用3个月，看我行不行。财务室每月从我的工钱中扣50元作押金。他们大概怕我拿走办公桌上的曲别针和墨水瓶。原以为这个措施是专为防范我这个农民而制定的。后来才知道，另几位聘用的同事也都一样扣了押金。
我想，这大概就是城市人的谨慎和聪明，他们很放心地把一个整版报纸交给我去编，却对我的品性持怀疑态度。
好在我很快便熟练地掌握了编辑业务，我发现编报跟种地没啥区别。似乎我几十年的种地生涯就是为以后编报而做的练习。我不像有些新编辑，拿着报社的版样纸做练习，画坏一张又一张。我早在土地上练过了。我把报纸当成一块土地去经营时很快便有一种重操老本行的熟练和顺手顺心。而且，感到自己又成了一个农民。面对报纸就像面对一块耕种多年的土地，首先想好要种些啥，尔后在版面上打几道埂子。根据"行情"和不同读者的口味插花地，一小块一小块种上不同的东西。像锄草一样除掉错别字，像防病虫害一样防止文章中的不良因素，像看天色一样看清当前的时态政治。如此这般，一块丰收在望的"精神食粮"便送到了千千万万的读者面前。
就这样，3个月后，我结束了试用期，开始正式打工。我编辑的文学、文化版也受到读者的喜欢和认可。
这次小小的成功极大地鼓励和启发了我，它使我意识到我的肩上始终扛着一把无形的铁锨，在我茫然无措，流浪汉一样沿街漂泊的那段日子，我竟忘了使用它。
记得有一个晚上，我梦见自己扛一把锨背着半袋种子走在寂静的街道上，我在找一块地。人群像草一样在街上连片地荒芜着，巨石般林立的楼房挤压在土地上，我从城市的一头流浪到另一头，找不到一块可耕种的土地。最后我跑到广场，掀开厚厚的水泥板块，翻出一小块土地来，胡乱地撒了些种子，便贼一样地溜了回去。
醒来后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肩膀，我知道扛了多年的那把铁锨还在肩上。我庆幸自己没有彻底扔掉它。
经过几个月浮躁不安的城市生活，我发现生活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原以为自己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静下来仔细看一看，想一想，城市不过是另一个村庄，城里发生的一切在乡下也一样地发生着，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
我握过的那些粗壮黑硬的手，如今换成了细皮白嫩甚至油腻的手。
我在土墙根在田间地头与一伙农人的吹牛聊天，现在换成了在铺着地毯的会议室，一盘水果，几瓶饮料和一群文人商客的闲谝。
我时常踩入低矮土屋、牛圈、马棚的这双脚，如今踏入了豪华酒店、歌舞厅--我并没有换鞋。我鞋底的某个缝隙中，还深藏着一块干净的乡下泥土，我不会轻易抠出它，这是我的财富。
每个人都用一件无形的工具在对付着生活和世界。人们从各自的角角落落涌进城市。每个人都不自觉地携带着他使唤顺手的一件工具在干着完全不同的活儿。只是他自己不察觉。
我的一位同乡--以前是放羊的，现在一家私营公司当老板。在跟他几次接触之后我发现，这个"放羊娃"虽然脱掉了那身时常粘满羊粪蛋的衣服，改掉了一嘴土话方言，甚至换上了一身的细皮肥肉，但他始终没扔掉那根羊鞭。他在用一根羊鞭管理着几十号人的公司--这是他唯一会使的一样家什。当他对员工下达指令，派活遣物时一扬手的姿势，活灵活现地重复着他当年挥鞭赶羊的动作。几十年前那个放羊娃一直在背后操纵着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但他不自觉。他忌讳别人谈及他的放羊历史，他把一群羊换成了一个公司，用权力代替了羊鞭。甚至一辆车一幢楼与一头牛两亩地也没啥区别，只是形式上的变化而已，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他后，他便再不跟我来往了。
我原先单位有个小部门主任，爱说闲话，不是在你面前捣鼓他，便是在他面前捣鼓你。搞得在单位上人缘不合。但又看不出他有多大坏心，有时他还乐意帮助别人。我对此人颇厌恶和不解。后来，我了解到他调进单位之前，曾当过多年的铁路道班工时，我对他的行为便一下子理解了。当他再出现在我面前，唠叨这人好那人坏时，我便觉得他手中依旧拿着那根道班工具--铁棍，时不时地东捣捣、西戳戳。以前，他是把那些歪斜的道轨揪直、捣正。如今，他把这项工具延伸到人事关系中，凡他看不惯，不顺眼的人和事，他就要捣，就要戳。他习惯这样了，没法不这样。
而我呢，是扛着铁锨--这件简单实用的农具在从事我的非农业的工作和业务。我的同事常说我能干。他们不知道我有一件好使的工具--铁锨。铁锨是劳动人民的专用工具，它可以铲，可以挖，可以剁，万不得已时还可当武器抡、砍，但是使唤惯铁锨的人，无论身居何处，他们共同热爱的东西是：劳动。
在这个城市，我看到许许多多像我一样扛着铁锨的人们，他们是近几年或几十年来进入城市的农民。他们用那把无形的铁锨适应并建设了城市。在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都留下锨刃和锄头的深深印痕。一群农民，像种庄稼一样种植了高楼林立的城市。他们在自我感觉中已变成城市人，其实他们还是农民--另一种形态的农民。他们没有从骨子里扔掉铁锨，我为他们感到庆幸。
我也会扛着我的铁锨在城市生活下去，对一个农民来说，城市的确是一片荒地，你可以开着车，拿着大哥大招摇过市，我同样能扛着铁锨走在人群里--这像走在自己的玉米地里一样，种点自己想种的东西。前不久，我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我还会把我的妻子女儿接进城市，她们不会在城市中看到秋天的丰收景象，但会从我的劳动中感受到那片饱满的金黄色。
上月回家，父亲问我在城里行不行，不行就回来种地，地给你留着呢。走时还一再嘱咐我：到城里千万小心谨慎，不能像在乡下一样随意，更不要招惹城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