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他的影响也不只限于法国：象托马斯·杰弗逊、詹姆斯·墨迪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的美国人也熟知他的著作。
把伏尔泰和他的同时代的著名人物让·雅克·卢梭相比较是令人感兴趣的。伏尔泰的整个世界观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他比多愁善感的卢梭更多地站在启蒙运动的主流之中。在十八世纪中，伏尔泰是两者中较有影响的一位；但是卢梭是更富有创造性的一位，今天他的作品影响较大。
80.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公元1917～公元1963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于1917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城。他从1961年1月20日到1963年11月22日担任美国总统，1963年11月22日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被暗杀。我不打算对肯尼迪生平的大多其它方面的情况加以叙述，部分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广为人们所熟知，但更主要的是因为肯尼迪大部分的个人和政治活动与他列入本册没有多大关系。
从现在起到未来的一千年内，和平工作团、美洲进步同盟或猪海湾事件①都不可能深刻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肯尼迪的税务政策和人权立法看来也不会很重要。把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列入本册的原因只有一个：他是制订阿波罗计划的主要负责人。如果今后人类不会被彻底毁灭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确信，我们的月球之行从现在起甚至到今后的5000年中仍被看作是一个真正的重大事件，人类史上伟大的里程碑之一。
我将对登月计划的重要性稍加进一步讨论。难道我们不应该把主要功绩归于尼尔·阿姆斯特朗或埃德温·奥尔德林这样在月球上第一次留下足迹的人吗？假如我们以留名千古为基础给人排名次的话，这样做可能是正确的，因为我确实认为从现在起到今后的5000年中，更可能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尼尔·阿姆斯特朗而不是肯尼迪。但是从影响的角度来看，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是完全不重要的。假如这两个人在阿波罗2号发射二个月之前不幸死去，当时还有很多名训练有素、才能非凡的宇航员来取代他们。
那么我们应该把功绩归于沃纳·V·布朗或对航天科学有过重大贡献的某个其他科学家或工程师吗？当然沃纳·冯·布朗象康斯坦丁·茨欧尔考维斯基、罗伯特·H·戈达德和赫尔曼·欧伯斯这样重要的先辈一样，为探索空间做出的贡献超出了自己应尽的职责。但是执行阿波罗计划的政治决定一旦做出，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或任何一个由十个科学家组成的小组对其成功会起决定性的作用。登月旅行的决定性突破不是一个独特的科学进展，而是事先做出的给该项计划拨款240亿美元的政治决定。
那么这项政治决定是怎样做出的呢？即使没有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不是迟早也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吗？但是我坚信当然无法做出绝对的肯定──最终会有某个政府为载人到月球旅行而拨款。当然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并不是不顾公众的反对来强行实施阿波罗计划的。
但是也没有来自公众的巨大压力来支持这样的一项宏大计划。假设在1959年或196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制定阿波罗计划并为其拨款的议案，而随后又被艾森豪威尔总统否决了话，那么也许可以说肯尼迪只是顺应了公众舆论的潮流。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许多美国人希望有某种空间计划，但是公众当中支持一个真正庞大空间计划的呼声并不是很高。事实上甚至阿波罗2号成功之后，公众当中对该计划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当然自从1966年以来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预算有了猛烈的下降。
因此不难看出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领导才是使阿波罗计划开始实施的真正原因，是他在1961年5月使美国做出在“本年代结束以前”发射一架载人飞船登月的保证；是他从国会得到资金并且是在他的领导下制订出了计划。人们可能会相信登月计划迟早总会制订出来（这是不能完全肯定的），但是肯尼迪是实际上制订出了这一计划的人。
当然有些人仍会感到阿波罗计划只不过是一项耗资巨大、收效甚微的工程，实为无足轻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会把1969年7月20日（实际在月球着陆的日子）的周年纪念日作为全国的节日。但是我们也许记得虽然在十六世纪并没有庆祝哥伦布的节日，但是在一个新时代开始的今天它却成了人们庆祝的节日。
即使阿波罗计划后继无人，它也将永远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创举之一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但是我认为阿波罗事业终究会继往开来，遨游太空在将来所起的作用比过去要大得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感到阿波罗2号之行会象哥伦布穿越大西洋一样，在人类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①猪海湾事件（Bahia de los Cochinos）：1961年4月17日由1200名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分子从古巴西南海岸发动的一次未遂入侵事件。因为这次入侵是由美国政府资助和指挥的，所以使已经敌对的美古关系进一步恶化，使国际冷战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81.格雷戈里·平卡斯
公元1903～公元1967
格雷戈里·平卡斯是美国生物学家，他在研制口服避孕药中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他从来不特别出名，但是他对世界的实际影响远远大于许多闻名全球的人物。
这种避孕药具有双重作用。在一个人们越来越担心人口过剩之危的世界里，它作为控制人口的药剂，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对改变人们对性生活的道德观所起的作用也许不很明显，但是却同样具有革命性。人们普遍认为在过去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人对性生活的态度发生了一场革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无疑会影响着这场革命，但是唯一最重要的因素显然是避孕药的出现。从前担心怀孕的恐惧心理是禁止许多妇女在婚前甚至婚后过性生活的一个主要因素，突然间为妇女提供了既可以过性生活又不必担心怀孕的机会，环境的变化往往会使人们的态度和行为都发生变化。
人们可能认为异炔诺酮（首次发明的避孕药）的发明并非完全那样重要，因为在那以前就已有安全合理的避孕方法。这种观点忽视了一种避孕方法在技术上有效和在心理上可以接受之间的区别。在异炔诺酮发明以前，“专家们”最经常推荐的避孕具是子宫帽。子宫帽确实是即安全又合理，但是实践表明绝大多数妇女在过去甚至现在仍不喜欢使用它们。值得注意的是，当对这种避孕药进行首次测验时，成千上万名妇女情愿冒风险来使用这种未曾试用过的（而且也许是危险的）避孕方法，也不情愿使用那既安全又经过时间考验的方法。
人们可能还会认为异炔诺酮的发明并不真正值得如此大力赞颂，因为使用它会对健康带来一些危害，而且可能最终──甚至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被更新、更安全的药物或用具所取代。但是从事物的本质来看，未来的避孕方法也只能代表比较微小的进步，因异炔诺酮已被广泛接受而且基本上令人满意（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在一个千千万万的美国妇女开始常规地使用这种避孕药的时期里──美国妇女的估计寿命却大大地延长了，仅这一事实就不难看出，异炔诺酮不是一种危害健康的主要因素）。历史将会或至少认为五十年代异炔诺酮的发明是节育方法中的决定性突破。
许多人对于这种口服避孕药发明都做出了贡献，事实上人们长期讨论过这种课题，但是无人知道这样的一种药究竟应包含什么化学成分。说来奇怪，早在 1937年就已做出过关键性的发现。这一年A·w·梅克皮斯、G·L·温斯坦和M·H·弗里德曼就已证明黄体酮（一种雌性激素）注射会抑制实验动物排卵。但是或许是由于皮下注射听起来不是一种有吸引力的节育方法，或许是由于当时黄体酮是一种极其昂贵的化学物质──这项发明没有引起节育倡导者的兴趣。
这种药的主要研制工作大约到1950年才开始起步，当时美国生物学家格雷戈里·平卡斯开始着手研究这个课题。显然是计划生育的长期倡导者玛格丽特·桑格说服了他从事这项研究工作，她几乎找不出比这更佳的人选，因为平卡斯是甾醇类代谢和动物生殖方面的专家，也是马萨诸塞什鲁斯伯里武斯特实验生物学基金会实验中心主任。
显然皮卡斯由于把技术知识和科学直觉完美地溶为一体，因而几乎是一下就找到了答案的基本性质。他立即让武斯特基金会的一位研究人员张民楚博士用实验动物做黄体酮试验，探明这种口服避孕激素是否也有抑制排卵的作用。张的实验获得了成功。这肯定是一个有希望的开端，特别是一位名叫拉寒尔·马克的化学家发明了一种合成黄体酮的经济方法后就更证实了这一点。
另一位重要的贡献者是妇科专家约翰·罗克博士。他根据平卡斯的建议做了可以证明口服黄体酮能抑制妇女排卵的试验。罗克的研究还揭露出把黄体酮作为口服避孕药使用所存在的两个严重问题。第一，它大约仅在百分之八十五的时间内抑制排精排卵。第二，即使做到这样也需要不适度的大量药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