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申报》的一篇文章揭露了这个秘密.该报1931年7月2日刊有《禁烟政策之收入估计》一文,内称:外人估计禁烟政策,五省可年收一万万.唯查缉机关,分设太多,公费至少须耗去半数.又据拒毒会调查,中国近来有烟瘾者,至少在五百万人,至山、陕、冀、察、绥、热服代用品者,其数实超过于五百万.每人年纳税二十元,即有二万万收入,足担中国全部军饷之半数.
实行"寓禁于征",每年可收入2亿元烟税,国民党军队军饷的一半就有了着落.国民党政府宁肯被千万人唾骂,也不肯轻易放弃这笔巨款.
至1931年7月9日,各地拒毒团体、民众团体及国民党各地方党部,对鸦片变相公卖函电抗议者,已不下数百次.美国拒毒领袖拉蒙德女士也于7月8日致电中华民国拒毒会,对中国禁烟政策提出意见.其意见书中译文载7月9日《申报》:闻中国政府,现正设立鸦片公卖机关,以管理及销售鸦片,并从中抽税,以裕国课,..中国在帝制统治之下,尚能积极奋斗,铲除罂粟之种植,而当今国民政府,反不能出其同样力量,以保障人民之生命与幸福,则岂非专制政府之不如?
在对"寓禁于征"政策的一片反对声中,福建省政府于7月上旬致电国民政府内政部,请求解释设立禁烟查缉处意义何在.内政部官员觉得问题棘手,便推给了行政院.行政院答道:查缉处是要取消的,对鸦片还是要继续禁种、禁运、禁售、禁吸的.国民政府所以忍痛割爱,答应将鸦片查缉处取消,据分析原因有三:一是舆论谴责国民党政府名曰禁烟,实为开放烟禁,鸦片公卖;二是各省查缉机关招商承包,搞得"秽声四布"、"腾笑中外";三是鸦片公卖以后,各级查缉机关的官员和烟贩获利最大,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得利益,远不如估计的那么大.上海原估计月可收入百万,实际不及半数.从1936年至1940年,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所谓"六年禁绝计划",似乎雷厉风行地搞了一阵,也枪毙了一批烟犯.由于国民党军政机关的腐败,使"禁政"成为"弊政",这是后文要详细叙述的.
烟毒泛滥沦陷区.
在民国时期中国鸦片市场上,在帝国主义贩毒者中,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极其凶狠的竞争者.它制造和贩卖红丸,心计之毒,手段之辣,连英、法、美帝国主义也不得不折服.随着侵华战争的爆发和日军的推进,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贩毒活动肆无忌惮,达于极点.据抗战胜利后被关押的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组织部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委员,伪国民政府实业部长梅思平在狱中写下的《处理禁烟之经过》的笔供,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贩毒内幕是这样的:贩卖鸦片是日本特工工作的一种手段.1937年以前,日本在华驻军、使领馆及特务机关即指使日本等浪人制造毒品和贩卖烟土,并责其深入各地,勾结中国的地痞、流氓甚至丧尽天良的官吏,探取种种情报,向军部、使领馆、特务机关汇报.1937年以后,日本侵略军在华占地日广,利用烟毒刺探情报自是变本加厉,除了利用日本等浪人外,日军尤其是宪兵还进而直接利用中国贩毒痞棍,使其为日本搜集情报.
不仅如此,日本政府高级官员还制订有在华贩卖鸦片的系统计划.这就是在其所侵占的年蒙,鼓励大量种植鸦片.日本贩卖鸦片所得收入先解东京,由大藏省支配,大藏省截留其中的一部分,用以解救日本自侵华战争以来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
1938年,梁鸿志为首的伪政权南京维新政府成立后,在日本最高顾问原田中将的授意下,设立了所谓戒烟总局,其下设分局,准许开烟馆.戒烟总局开办了叫做宏济善堂的鸦片公司,由日本人里见甫和中国人盛文颐（盛宣怀之侄,人称盛老三）负责.它设中央行于上海虹口,设地方行于上海、南京、苏州、无锡、镇江、芜湖、杭州、松江等地.苏、浙、皖三省鸦片贸易由其独家经营.开始时,宏济善堂贩卖的鸦片由日本三井洋行自伊朗等国运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个来源被切断,改从中国东北、内蒙等地采购.宏济善堂1940年约销鸦片500万两;1941—1943年3年共销1150万两.历年贩卖鸦片所得,宏济善堂中央行留下极少部分,其余直接解东京.日本政府每月从中拨政费20万元,余下的留作东条英机内阁的机密费.
罂粟种植.
种植罂粟,尤以云、贵、四川及热河等地最为普遍.种烟有自愿种的,有被迫种的.自愿种是因为种烟比种粮有利可图;被迫种是因为不种烟要罚交"懒捐".新老军阀及日本侵略者都曾强制农民种烟.
徐霞客始料不及鸦片是由烟桃（罂粟果实）中的白色乳汁焙干而成.罂粟亦称罂子粟,二年生草本植物.秋种春收或春种秋收.花瓣四片,红、紫或白色.
在明代以前,我国就有人栽种罂粟,作为观赏植物.1638年阴历四月十五日,徐霞客在贵州贵定县白云山看到罂粟花,曾大为欣赏.他在《徐霞客游记》中说,"北京老僧""庐前艺地种蔬,有蓬蒿菜,黄花满畦;驾粟花（即罂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牡丹）药（芍药）也".
贵州人为贩毒、吸毒而种罂粟,是在清朝中期.道光时,两广商人到贵州经商,除带去檀香、薄荷、肉桂油等成药外,还带去了一些烟土（即鸦片,又叫大烟、官膏等等.两广出产的烟土叫广土）.见到两广商人经营烟土,赚钱颇易,牟利甚厚,一些贵州人也开始为着营利目的而扩大种植罂粟.贵州山多,土质、气候适于罂粟生长,所产烟土质量不下于广土,而且价钱比广土便宜,因而受到烟民欢迎.贵州烟土产量剧烈上升.咸丰、同治年间,因长达20年之久的农民起义的影响,两广烟土运不进贵州,黔土没有了竞争对象,遂全部占领了贵州市场.
光绪初年,农民起义已经被镇压下去,两广、贵州间的交通、贸易重又恢复.这时,两广商人来贵州,不再是兜售广土,而是来采购质优价廉的黔土.因为他们用广土在贵州市场跟黔土竞争,无利可图;而用黔土在两广市场跟广土竞争,则可牟取暴利.
贵州的烟土,还引来了湖南的商人.这些湖南商人运载黔土回去时,贵州的小本经营的商人也携带烟土随同前往.于是,贵州省不仅从进口广土发展到烟土自种自锻,而且还进展到外运外销.贵州的烟商在湖南烟土最大集散地洪江还设立子贵州会馆,作为其活动据点.贵州成为中国烟土主要产地之1929年至1932年,毛光翔入主黔政时,贵阳跟湖南洪江之间,大小烟商往来穿梭.一帮一帮的烟商采购黔土后,由陆路集中,于麻江下司下船.沿清水江经剑河、锦屏出瓮硐,直达洪江.每帮运烟数量少则二三千担,多则五六千担,最多时能达到1.4万担.运往湖南的黔土,每年约有3万担以上;运往两广的黔土,每年在七八千担以上.两路合计,约在4万担左右.这是贵州烟土生产和外销鼎盛时期.
1935年,薛岳任贵州绥靖主任,吴忠信任贵州省主席时,贵州全省101县,县县都种烟.
自清末至民初,在贵州的商业经济中,鸦片贩卖占主要地位,粮食生产不被重视,出现了田土荒芜、农业萧条、百业凋零、经济畸形的严重局面.当年赞赏贵州罂粟的徐霞客,再也没有想到,罂粟会成为贵州人民的祸害,会成为中国人民的祸害.
罂粟花开遍四川.
民国年间,四川是我国产烟的主要省份之一.四川历年所产鸦片共有多少,没有人说得清楚.我们只知禁种鸦片的最后一年,即1938年,四川烟土产量为22万担,单是存在大竹公库的,就有12万担.仅涪州、丰都、垫江、宣汉四个县1937年就生产烟土3.84万担.其中涪州一县就生产2万担.这还是国民党政府实行所谓"六年禁烟计划"的第三年哩.在开禁的年份,在种烟的极盛时期,四川烟土的产量,就更是大得惊人四川军阀刘湘以三字起家,一曰"烟",二曰"盐",三曰"统",即烟土税、盐税、统税.其他军阀无不如此.军阀们刮民有方,生财有道.为增加烟税收入,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两种捐:"窝捐"和"懒捐".种植罂粟的,要按窝数交"窝捐";不种罂粟的,则要罚交"懒捐".在军阀的逼迫之下,农民只得种植罂粟.这就是四川全省遍种罂粟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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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IMAGE,MVIMAGE,!09800420＿0237＿1.bmp｝我们就来看看四川众多的县中的一个县:金阳县.该县在1910年以前无人种烟.尽管队云南流入少量鸦片,但仅作为治疗伤风咳嗽等病症的药物.1910年,云南永善县大井坝有一汉人名魏四斯,把鸦片种子带到金阳县点仲.次年,因汉族居住地区禁烟,云南昭通、永善一带有些汉族烟贩便只身来到彝族聚居的金阳县,在金沙江畔灯厂、刘坪等地,租地种烟.可播一升包谷种的土地,租给烟贩,租金100两银子.罂粟种植面积逐渐扩大,不仅外来汉族烟贩种植,而且本地彝族也种植.1930年以后,汉族居住地区禁烟较前严格,汉族烟商前往金阳采购烟土人数陡增.金阳烟土销路大开,价格猛涨.1930年前后,1两鸦片卖0.016锭白银;1940年前后卖0.63锭白银;1943年前后,鸦片的价格暴涨至1两1锭白银.种烟要比种粮食划算得多.那段时间,金阳是无烟不富,种粮必穷.于是彝族农民纷纷将粮田用来种烟.如派来乡有个富裕农民叫阿熟比斯,原有可播50斤包谷种的土地,没有娃子（农奴）.改种罂粟以后,每年可收鸦片200两.他将所收鸦片向汉族居住区出售,并放高利贷（借1两还5两）,很快成为暴发户.后来他买了4个娃子和可播150斤包谷种的土地.
1940年至1950年的10年间,金阳全县40％的耕地都种上了罂粟.安科区、对坪区鸦片种植面积甚至占耕地面积的50％.灯厂区派来乡在1945年户户种罂粟.该乡仅50户的孟克补匹营盘,每年竟产烟1000两以上.灯厂区的芦稿乡,估计每年向汉族居住区运去鸦片7万两.
金阳生产的鸦片,有洋烟、大烟、热烟、水泡烟四种.洋烟适于低山地区种植,每年9至10月播种.汉人挖窝点播,彝人撒播.腊月须除草一次.耕作较种粮食作物精细.次年二三月收割.可播一斗包谷种的土地,一般年景可收烟土50—60两,最多能收二三百两.洋烟单位面积产量虽高,但金阳多为二半山区和高山区,适于种洋烟的低山地不多.种植面积最大的是大烟,种于平坝区和二半山区的上等地,生长期较洋烟稍长.每年9至10月播种,第二年三四月间收获.一般年成,可播一斗包谷种的土地能收鸦片二三十两,多的收到100两.热烟种在高山区,三四月播种,七八月收获.通常情况下,可播一斗包谷种的土地收鸦片20两,多的收四五十两.水泡烟种植较晚,1940年左右鸦片奇贵时才开始生产,多种于五谷不生的河谷地.每年10月播种,第二年三四月间收割,耕种粗放,广种薄收.
种植鸦片使土质变硬,地力大减.收割罂粟后,大春作物无法栽种,或虽然种下但产量很低.安科乡迪窝村,解放前的1950年,在可播133.55斤包谷种的土地上种植了鸦片.这一年,该村大春作物减产10—20％.派来乡每年种一季大烟,农作物便什么也不能种.解放前,金阳好些地方,居民的口粮,年年仰给于外省、外县.
省府兜售鸦片种.
1917年中英会勘贵州禁烟的前后,贵州省当局曾通令各县清铲烟苗,并派各县驻防军协助办理.没有驻防军的县份,调动巡防军前往协助铲烟.如省当局曾调巡防军统带和继圣率军开赴炉山、黄平等县.和继圣至黄平旧州,见到粮田中有稀稀落落的烟苗,跟农作物夹杂一起（烟苗锄掉后,隔年还能成活）,不经调查,便断定是农民有意扩种和复种罂粟.
和继圣手握"尚方剑",操有杀生权.他在所过之处,大开杀戒,动不动把人拉出毙了,很多人无缘无故送了命.和继圣因此获得了"和屠户"的称号.
贵州省当局在禁烟问题上做了很多文章,在一些县份也着实砍了几斧头.那知时隔不久,省当局态度陡然改变:从半心半意、假心假意的禁烟变为公然主张开放烟禁.原来刘显世虽是贵州的督军、省长,名义上军权、政权集于一身,但在实际上,军权为刘显世的外甥王文华所操持.他要扩充军事实力,就要千方百计筹措军饷.他打主意一下打到了鸦片上来.这本来不足为怪,其他军阀也都是这么干的.鸦片是军阀部队军饷的主要来源.
当时贵州虽然禁烟,但吸食鸦片者仍然很多,烟瘾也不见减低.本省鸦片生产受禁烟影响,产量降低,不能满足境内烟民需要,要从云南运进鸦片.烟价自然飞涨,每两售票银5至10两.如抽收鸦片税,可得巨额款项.于是王文华提出将军队偷偷摸摸保护烟商偷运鸦片,改为公开征收鸦片捐税.王文华的这个提议,很快由省长刘显世提交省行政会议及省议会讨论,不费周折,就均获得通过.刘显世火速派人到邻省采购烟种,提供给省议会.省议会收到省府拨下的烟种,立即选定议员多人,交给他们的使命有四:一是将烟种分别运往各县;二是向各县知事传达省府关于鸦片开禁密令;三是亲自向农民兜售烟种,价钱为每元一调羹;四是向农民口头宣传省府关于鸦片弛禁决定.贵州省当局为免国人谴责,及逃避历史罪责,采取了圆滑的做法,想不落把柄.关于鸦片开禁,省府不敢公开行文各县,仅给派往各县的议员每人露封密令一件.一议员负责三四个县.每到一县,便将密令给县知事细阅,看毕即收回带走.省议员传达密令、兜售烟种、宣传种烟,造成了严重恶果.鸦片开禁的消息很快传遍贵州全省,贵州省重又出现了种烟的高潮.
烟霸武装护罂粟.
四川西部松潘、茂县、理番、汶川、懋功、靖化等六县,解放前属第十六专区.是四川两大产烟区之一.这里的汉民和彝民,原来并不会种烟,外地迁来种烟的,也不多见.1938年以后,四川内地各县哥老会分子及投机冒险之徒,蜂拥而来,到十六专区从事鸦片种植.从那以后,十六专区就以盛产鸦片闻名全川.
十六专区种烟大发展的时候,正是国民党政府实行"六年禁烟计划"期间.蒋介石的重庆行营设立了军法执行总监部,在重要产烟区附近如灌县、雅安、西昌等地设立了分监部,普遍任命专员、县长兼任行营军法官,负责办理禁烟案件.四川省政府也从1937年起取消了烟土公卖,关闭了官膏店、烟土行等官营烟土机关.四川各地,都在查封烟馆,大抓烟民,拘捕走私烟犯,对烟犯的惩处相当严厉.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却对十六专区的禁烟抓而不力,实际放任自流,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