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你好！你要那个狐狸精，要和我离婚！好！好！我先杀掉你两个儿子！再杀我自己！我们娘儿仨都死在你面前……”这可怖凌厉的场面把胡适镇住了，既不敢开口提半个“离”字，也不敢同曹家妹子公开来往，安安心心地与冬秀琴瑟相调过日子下去。即使有时江冬秀发脾气，嗓门响了，要面子的胡适躲进卫生间，借漱口，故意把牙刷搁口杯，将声音弄得很响，以作“掩耳”。
其实胡适的脾气是最好不过的，除了从母亲那继承来的“忍耐”之外，还大肚量地为他人着想，何况是自己的太太，“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结婚前1917年元旦，他还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时，写《病中得冬秀书》一诗中就付出这样的诺言，所以婚后即使太太或发虎威、或作狮吼，他都忍受得了，而且衍生他的家庭哲学“三从四德（得）”。
——“三从”者，一谓“太太出门要跟从”；二谓“太太命令要服从”；三谓“太太说错了要盲从”。
——“四得”者，一曰“太太化妆要等得”；二曰“太太生日要记得”；三曰“太太打骂要忍得”；四曰“太太花钱要舍得”。
这都是他亲口讲的“笑谈”。所以胡适的怕老婆并非猥琐、可怜，而是富有情味、颇有乐趣的。不仅如此，他还积极付诸行动——在世界范围内收集“怕老婆的故事”。胡适自己说过，在他赴美做大使任上，有位记者来采写了他，说他是个“收藏家”，一是收藏“洋火盒”（火花），二是收藏荣誉学位（名誉博士），云云，其实“我真正的收藏，是全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这个没有人知道。这个很有用，的确可以说是我极丰富的收藏”。在收藏中，胡适还悟出了一点道理，准确与否？且听——
人类中间这一种怕老婆的低级种子，只能在民主国家繁殖，不会产生在极权国家的土壤上，或者还不会错吧？（《胡适之谈笑风生》）
在这个（怕老婆的故事）收集，我有一个发现，在全世界国家里，只有三个国家是没有怕老婆的故事，一是德国，一是日本，一是俄国……现在我们从这个收藏里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者极权的国家。（《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胡适收藏“怕老婆的故事”同时，还收藏“PTT”（“怕太太”）铜币。此举缘起一位朋友从巴黎寄给他十几枚法国钱币，币面铭有“PTT”字样，胡适一下联想起它的谐音“怕太太”，于是就发起成立“PTT”协会，会员证章就是这枚“PTT”钱币。胡适晚年还在热衷此事。1961年他的朋友李先生在巴黎收集到了十几枚“PTT”币，托叶先生带给在台北的胡适。胡适同时买了6、7本意大利怕老婆的故事《belphogor》，连同“PTT”币交董显光转给华盛顿“PTT”俱乐部会长。他给他的秘书胡颂平还讲了抗倭名将戚继光怕老婆的故事。
江冬秀真是那么个“悍妇”吗？否，否，否也。笔者朋友程法德先生是留在大陆亲近胡适夫妇的唯一上庄胡家人，他眼中的“冬秀外婆”是，（抗战之初）“还不到五十岁年纪，五短身材，体型发福，讲话一口京腔”，“穿着朴素，日常多是穿一袭合体的阳丹士林布旗袍，逢过年和喜庆的日子才换上素色的绸缎长袍，再是发髻上多戴一枝大红的绸花。她看上去总是很整洁，脸上常常带慈祥的笑容，又很讲究礼貌，雍容大方，有点贵妇人的气派”。旁人都爱议论的，是江冬秀那双小脚。她很听胡适的话，订婚后，胡适从美国来信，要她“放成天足”，胡适之妇，不当畏旁人之言也”。冬秀的确按未婚夫的要求放足了，但没有“复天”，程先生眼中，“她的小脚只是肥了一点”，“当我搀扶她上下电车时，我很纳闷为何她的小脚上总是著一双有后跟底的很小号的皮鞋——穿那种皮鞋，鞋头要塞一些棉花才合脚。在那（20世纪）30年代，缠小脚的老太太还很普遍，流行的是穿平底绣花鞋。我有一次劝她去买绣花的小鞋子——
“我穿惯了皮鞋”。她微笑地说。我想，只有穿皮鞋才是她衣著上仅有的一点时髦。这是江冬秀这位大教授夫人的从头到脚的加饰。
手上呢？程先生回忆说，“冬秀外婆除了常年手上戴一只赤金的桶箍戒指外，别无珠宝首饰，这在当年上流社会夫人中很少见的。”
对于江冬秀的节俭，程先生顺带向笔者讲了一件事：上海“孤岛”时期，他的胞兄法善结婚，要向女家下金饰聘礼。冬秀外婆知道后，欲为程家节省点钱，就巍颤颤地到古拔路竹垚生（胡适好友、银行家）家里，打开代存的一只老式木质“百宝箱”，取出一付沉甸甸宽厚的刻花金镯，足有4、5两重——“这是婆婆留给我的，现在就送给法善充作聘礼吧。”那知这付金镯子是银质包金的，样式又太老旧，被女家退了回来。
1939年冬，江冬秀在上海过她的50岁生日。胡适早些日子从美国寄来慰问信、捎来了礼物——一只圆形的金质挂件，里面嵌了蝴蝶标本。睹物生情，“没料到冬秀外婆对着我母亲抽泣起来。我母亲也陪着垂泪哩。”程法德先生说：“冬秀外婆就是这样一位不尚奢华，通情达理，又会自我消遣（主要是叉麻将），有时说话风趣而内心富有感情的女人。”
“外界对冬秀有这样那样的评论，主要是胡适这对夫妻文化差距太大，同时又不了解她。我们胡适的近亲、后人都一致认为，江冬秀实在是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妇女，为人和蔼可亲。我们中没有人认为胡适的家庭是不美满的。”程法德先生补充说。
首先是对丈夫刻意但有时超过额度的爱护。她对胡适的休息管得很牢。“病中得她书，不满八行纸，∕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尚未同衾，胡适还在美国留学时，已经这样表示了。结婚后第三年，1920年12月17日，这一天恰逢阴历十一月初八日，巧合胡适生日（阳历）与江冬秀生日（阴历）相重。多难逢的“双生日”！于是胡适写诗《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
她干涉我病里看书，
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她干涉我，
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
她喊道，“哼，又做什么诗了！”
要不我抢得快，
这首诗早被她撕了。
双生日——写诗祝贺——喊哼——抢的快——免遭殃：带着麻辣的恩爱，虽然有些啼笑皆非，但胡适确是“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男人嘛。
这一思想可真贯穿了胡适家庭生活的始终。1961年10月，江冬秀自纽约返台北（1958年4月胡适是独行返台的），与胡适团聚。南港“中研院”全体同人举行“欢迎胡太太茶话会”。胡适即席说：“我是奉太太之命说话的。太太来了之后，我的家确实温暖了，不像过去那样的孤寂了。太太来了之后，我的生活好像有了拘束，但有了一分拘束，就少了一分自由。我的太太每个星期要到城里住一二天，“我又完全自由了。”接着他充满美好回忆地谈了当年美国留学归国返乡，走了一天路去江村相亲，“还是看不到她”的那段趣事。最后说：“我有两句诗：‘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这就是说有了拘束。‘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可以在今天PTT俱乐部里对全体同人说的话。以后欢迎同人到我家里来玩。”
“情願不自由，便是自由了”的具体诠释，就是胡适手指上那枚“戒酉”戒，那是在他四十岁生日时，他的太太专门定制，给他戴上去的。那一回，也恰逢北大校庆32周年，就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搬到米粮库4号新宅，设宴招待同人、朋友，正好觥筹交错，不料江冬秀给他戴上了“止酉”的戒指，不免煞了风景。因为胡适患有心脏病，江冬秀苦心孤诣想出了这一招。此事见报后，在上海的忘年交张元济先生撰写一联赠胡适云：“我劝先生长看蓄贤闾，戒指从今小喝些老酒”（上联）；“你做阿哥将带了小弟，北大享个无限的遐龄”（下联）。胡适晚年住台大医院时，对他的护士徐秋皎小姐也曾说起这件事，“那时我在北平，酒吃得太厉害了。我写了‘止酒’两个字。‘止’就是停止的‘止’字，‘酒’字的水旁不写，看起来是‘止酉’两字，戴在手指上。朋友们劝我吃酒时，我把手指一抬，说：‘太太的命令！’朋友们就不劝我再吃了。”胡适此言不虚，有1931年春赴青岛，辞酒山东大学“酒八仙”（杨金甫。赵太并、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儒、闻一多、梁实秋）为证。他扬起戴着“止酉”戒指的右手，要求免战，并说“得意尚呈金戒指，自羞感谢吾夫人”。
不过胡适是个极爱体面的人，当众如是说，会不会有言不由衷之处？1960年12月17日，胡适的老同事、挚友钱思亮（原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台湾大学校长）在台北福州路自己家为胡适设寿堂开寿筵，庆祝他七十华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