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此后，《每周评论》由李大钊、胡适编辑。胡适在这本刊物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著文，批评胡适。胡适接续“二论”、“三论”、“四论”反批评，因此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五四新文化阵线分野就此产生。用现今学者的话来说，胡适“以倡导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但“由于他挑起“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公开反共，声誉一落千丈”（王子野）。
世纪老翁、国学大师梁漱溟比胡适小一岁，相差两个月时间到北大任教，是同时代的学人。梁氏在1987年（95岁）时谈话说，“胡适先生功劳很大，提倡语文体，促进新文化运动，这是他的功劳。”“他最早开始用白话文写文章，提出《文学改良刍议》八项主张，提倡用语文体，这是开放性的。从前一讲学问，写文章，都用文言文，他打破了这一点，这是他的功劳。当时很多人表示反对，其中有两个知名人物，一个是林琴南，再一个是章士钊。但不久，使用白话文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了。”梁氏同时也指出，“胡适为人有个弱点，就是怕共产党”。
胡适在北京挥舞新文化运动“德先生”、“赛先生”两大纛的同时在钟鼓寺胡同也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家。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第一个儿子呱呱坠地，给胡适夫妇的无爱婚姻带来了天然的纽带，他们兴奋喜悦的同时，立刻联想到了已故老太太盼望抱孙子未遂（只差了4个月）之深情，于是胡适给这个儿子取名祖望，又名思祖（后行名祖望）。胡适给儿辈取名，与他三位胞兄、诸宗兄弟截然不同，彻底舍弃宗族辈次排名传统，再一次体现他的反封建精神。胡适犹硝烟中钻出来的勇士，斗情未酣，把反封建礼教的精神甚至渗透到他的家庭细胞中去了——看，他在长子祖望身上做文章了：“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这首题名为《我的儿子》的白话诗，发表在1919年8月3日出刊的《每周评论》第33号，曾一度收入《尝试集》（四版时删除）。胡适是名人，如此“非孝”的诗公诸于世，自然引来了非议。一个叫汪长禄的人致信胡适，责问他为何“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胡适把这封信，连同自己的回信《再论〈我的儿子〉》一起发表在越二期的《每周评论》（第35期）上。答复目的，借此廓清“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是非，抨击这种腐朽不堪的封建伦理观念。
我的意思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致于做打爹骂娘的事，决不致于对他父母毫无感情。
但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假如我染着花柳病，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主义，做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
1920——1921年，是胡适身心过度浸沉于“整理国故”的年度：在他支持、协助下，汪原放现代标点《水浒传》、《儒林外史》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面世了；附有胡适作序《红楼梦考证》（1921年3月初稿，11月改定稿）的《红楼梦》也由“亚东”出版了，是此，升起了“新红学”的一轮红日。中国传统白话文学登入中国古典文学大堂，应了胡适“盖白话之可为小说之利器，已经施、曹诸人实地证明”之预言，因此这三部古典小说名著经现代白话文手段整理出版，也就是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里程碑的树立。就在这一红火年头，胡太太继续喜气洋洋地“弄璋弄瓦”。1920年8月16日生下个女儿；1921年挺着肚子随丈夫到火车站送别杜威先生后，年底又生下个儿子（12月7日）。如此，胡适身为“五口之家”的主儿了。他婉约地给女儿取名“素斐”，寄托他对知己女友莎菲（陈衡哲）之不忘情。他给次子取名思杜，顾名思义，是怀念他的恩师杜威。胡适是教授，是演说家，是智慧学者，是“德先生”、“赛先生”的旗手，胡适也是性情中人。
恰在这时，胡适在红火的新文化运动轰隆中抽身南下，来到水漾温润的缠绵之乡，在桃红柳绿的西湖之滨，演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婚外恋活剧。
主角之一，曹诚英，一位小胡适11岁的“五四”新女性。而舞台，则起自1916年岁末上庄村，胡适与江冬秀拜堂的胡家大厅。
曹诚英（1902——1973）是与上庄村仅一水之隔的七都旺川村一位徽商富家的小姐，字珮声，小名丽娟、单娟。祖辈几代都在武汉经营茶叶、字画、文房四宝生意，十分富有。父亲曹云斋有她的时候已经70岁，在她两岁时过世。她婴幼时在外婆家乡奶娘家里生活，备受外婆、奶娘两家宠爱，养成她一副叛逆的追求自我的性格。5岁时回到曹家，虽然给她送进私塾进学，但她发现“在家里绝无爱抚、温暖、同情，而是经常受威严申斥、冷淡、讽刺”。因为她是一个“犯冲”的女孩，从此她便与家庭格格不入，且我行我素。只有当7里外余村的汪静之来到时，她与汪（同岁）、侄女儿（汪的未婚妻），一起嬉戏，青梅竹马，才给童年带来一丝阳光。幸好她在外读书的二哥曹诚克十分理解她，特别呵护她，每次回家，就带给她“片刻温暖”。及至她13岁时，被带去武昌大哥家，与嫂、侄一起在家庭教师指导下读书，涉猎经史典籍及小说诗词，在国学上打了点基础，陶冶了情性。但不幸的是尚在母亲怀她的时候，曾与邻村（宅坦）胡家指腹为婚，及她长到16岁，便与该家公子胡冠英完婚。这在皖南这个封闭社会里是极为普遍的。但曹诚英就是曹诚英，婚前一年（1916年），在胡适与江冬秀的婚礼上，做伴娘的曹诚英已默默爱上了这位风度翩翩、才气横溢的新郎哥。
曹诚英是位感情丰富的女子，成熟早，很懂得分寸，坚定己见。据20世纪90年代初，硕果仅存的“湖畔诗社”九旬诗翁汪静之说，“曹珮声是我的第一个恋人。我和她是从小在一块长大的”。他的“指腹为婚”的未婚妻是曹诚英大哥大嫂的女儿，后来这个姑娘在12岁时死去了，而汪还是常到曹家去玩，“到15岁时我就懂事了，很喜欢她，就写了一诗给她，表示爱她的意思。她看了我的诗，说：‘你发疯了！我是你长辈呢，是你的姑姑。这样的诗我不要，还给你！’后来我还写了两首诗给她，她都还给我了。但她同我两人一直都是很好的，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就在这年，她被胡适母亲冯氏选中，作为4个少女之一，做她儿子、媳妇婚礼的伴娘。说来胡曹两家还沾亲带故，胡适的三嫂恰好是曹诚英的胞姐。因此他俩是姻亲表兄妹。婚仪堂上，新郎表哥一表堂堂，他的气度，他的学问，他的举手投足，都一一摄入娟表妹眸中，潜入心房。从此曹诚英对胡适的爱似潜流一样隐伏了下来。然而胡适归国不久，从世界大都会纽约到古都北京，又从十里洋场上海滩，到封闭寂寞的古山村上庄，芸芸众生，他并没注意到那个小姑娘，那一束束脉脉含情的眼波。
翌年，1917年，16岁的曹诚英与胡冠英结婚了。这当然是包办婚姻。曹诚英婚后，心境悲怆，郁结在胸，酿成当时极为可怕的肺结核。她的二哥曹诚克时留学美国，无法劝阻这门亲事，但理解处于困境的妹妹，托了南洋路矿学校同学帮助，于1920年使她到了杭州，就读浙江女子师范学校。翌年，她丈夫胡冠英与汪静之等绩溪人也来到杭州，就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
曹诚英在杭州读书，天地宽了，得以发挥她爱自由爱文学的天性。她继续大大方方地与汪静之来往，一个又一个地给汪介绍女友，一起游西湖，从湖滨到三潭印月，再到刘庄，再到西泠印社、孤山，一共介绍了8个！汪由此产生了著名的诗集《蕙的风》。为此，汪静之对胡适外孙程法德先生和绩溪县政协原副主席颜振吾先生——此二公均是笔者的朋友——动情地说：“我出名主要是写爱情诗写出来的。所以我说我一生的幸运都是曹珮声给我的。”她因此也参加一师学生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柔石、魏金枝等组织的“晨光文学社”活动。曹诚英“是属于那种不很漂亮，但有迷人魅力的女人”（汪静之语），是一位相当活跃的新女性。也就在这一年（1921年），胡冠英母因为曹诚英一直未能怀孕，无法接续香火，让儿子娶了二房。本来就是不融洽的家长包办的结合，再经杭州“五四”新文化新风的熏陶，终于导致这场封建礼教婚姻的结束——1923年，曹诚英与胡冠英离婚了。当时她的情绪坏极了，她的一首残词恰是此际心境的写照：“镇日闭柴扉，不许闲人到，跣足蓬头任自由。”
冥冥中似有神灵在牵引，就在这个时候，胡适来到了杭州。
胡适已经被一个权威光圈罩住了，在1922年过得太吃力了。2月，出版他的《章实斋先生年谱》。3月，应上海《申报》50周年纪念，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该文涉及到50年来的白话小说和近5年“文学革命”的敏感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