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长征中，邓小平开始时是以普通一兵的身份行军作战的。两个月后，他被分配了工作，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在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邓小平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
此后，在和刘伯承共同领导八路军一二九师，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在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开始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全国性战略反攻的斗争中，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和精湛的指挥艺术，以及从事政治工作的能力和团结人的能力，深受毛泽东赞扬。
在对解放战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毛泽东、中央军委决定刘、邓的第二野战军和陈、粟的第三野战军联合作战，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选定邓小平做总前委书记。这副担子不轻，它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方方面面的信任。
赫赫有名的刘邓大军，是以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功勋而载入史册的。据历史学家记述，二野在４年中，大仗、小仗共打了１３４３次，歼敌近２３０万人，土匪百余万人，部队发展到１２０万人。身经百战的邓小平，居然没有负过一次伤。他真是一员令人羡慕的“福将”。
建国后，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主管地域辽阔的大西南，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但是，只不过两年时间，１９５２年夏秋之交，他就被调到北京，出任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愉快地服从了中央的调动。在几个大区领导人中，他是第一个到中央来工作的。
邓小平的体魄本来是很好的，但想不到财经会议前夕，他突然病倒了，便血不止，全身浮肿，只好住进北京医院。７月初，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到周恩来和朱德去医院看他时，见他便血已停，气色转好，虚肿亦消。但医生告诫说，尚需静养些日子，不可马上转入紧张的工作。于是周恩来便再三嘱咐邓小平不要急于出院，要下决心好好休养一段时间，等完全恢复后再投入工作。于是，邓小平去了南方休养。
陈云和邓小平的休养情况，自有有关部门经常向中央汇报。毛泽东心里有数，他二人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于是才决定把他们作为“救兵”搬将回来。
陈云是７月底回到北京的。稍事休整和准备后，在８月６日召开的第２９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上，他做了长篇发言。
“同志们对新税制批评最多，这是有原因，有道理的。对新税制，需要做深入细致的分析。大家都晓得，解放以后，到去年为止，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的比重逐渐增加。这样以来，就相对地减少了买卖关系，税收也随之减少，需要想办法来补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修正税制，是有理由的。但是，采取什么办法来补救，应该考虑。新的税制对税收减少缺乏分析，有点凭想当然，搞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因此提出的补救办法是错误的。新税制的错误，其结果是很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
“新税制的错误，薄一波同志作为财政部部长，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志们对他提出严肃批评，要求他做检讨，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公平合理地说，几年来，薄一波在中财委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即令是事务性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人顶住事务，中财委的工作是不行的。同志们在会议上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意见是不会没有的，在一起做了４年工作，如果说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当然不行。这些意见，也不能说他的都是错误，我的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他的都是对的，我的都是错的。总的说起来，我在今天这样的会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
陈云说到这里，停顿下来，用目光扫遍会场，发现许多人在点头。他明白自己的说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陈云很聪明，他知道如果他的发言不从大家最关注、意见和分歧最大的新税制问题讲起，如果他对薄一波的错误不明确表态，他就说不到大家的心里去，也得不到大家的拥护。他还知道，会议之所以开得非常紧张，除了有人干扰，有意气用事，甚至有发泄私愤的原因之外，也是由于财经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地方上的一些干部有牢骚。因此，他在发言中，还对当时人们关注的一些财经工作中的问题做了广泛的解释和说明：
“同志们在会议上对中央财经工作部门提出了批评，说财经部门是‘单纯财政观点和财政机关比别的机关高一等’，应当承认，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大家批评得对。今后，需要在思想上加以克服，而且在制度上加以改革。”
陈云端起茶杯，呷了口水，润润嗓子，继续说，
“从业务的观点来看，财政工作中缺陷不少。像大家提到的统收而不统支的问题，收入统一，支出不保证，下面有很多困难。毛主席提出一起收上来，支出要给足。这样，只做到毛主席指示的一半。中国地区这样大，财政经济还未完全走上轨道，因此，我很同意会议中同志们所提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的制度，做上几年。大区财政对条条经费要能做一定程度的调剂，所谓专款专用，要分别处理。有些部分要保存，有些部分要加以改变，如工业投资要保存，盖厂房的钱不能用于盖大礼堂，但地方上的经费绝大部分是行政公教人员的生活办公费，可以调剂。今后国家财力的使用上，地方有困难，过不去的，要照顾，解决地方上必须解决的困难。但总的趋势是，财力只能集中使用于建设的主要方面。使用的钱应放在能使我国在经济上起重大变化的方面，对国家飞跃有重大作用的方面。”
周恩来插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
陈云停下来，请周恩来继续说下去，但周恩来向他示意，他没有话了。于是，陈云接着说：
“物价问题，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我们国家若干物价偏高，这是事实。但这是有原因的。有些是人为的，有些是自己升上去的。去年９月以来，对降低物价，我是犹豫的。也是担心利润下降，因为屁股后面拖着军费。军费不能短少，而且火烧屁股，因为打仗的事情不能随我们做主。去年艾森豪威尔登台，要进行两翼登陆，就得首先保证军事上的供应。预算中相当大的比重，是军事预算，直到朝鲜停战签字前，我们没有脱离军事预算对财政的影响。在物价问题上，不能草率。在我国有私商存在的情况下，简单的降低物价，并不能达到有利于人民的目的。有时物价下降，消费者并不能受益，因为中间商可以趁机囤积，等我们卖完了，他们再提价，赚大钱。”
这时，有人递上一个条子。陈云展开看罢，扬了扬条子，说：
“有同志提出剪刀差问题，我正好要讲讲这个问题。缩小剪刀差，这是我们的目标。共产党的政权必须这样做，不能忘记。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但是，我们的工业品少，也不要以为很快地就可以做到。我有责任说清楚，不要以为很快地就可以缩小，资金还要从工业中拿出来扩大再生产。”
陈云的资历、能力和威望使他的发言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再加上他实事求是的态度，把大家关注和争论不休的问题都讲清楚了。因此，他的发言一结束，全场立即报以热烈掌声。
邓小平是在陈云之后回京的。他经过一番准备，也在一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上发了言。
邓小平的特点是讲话简明扼要，不打幌子，不绕弯子，抓住要害一语中的。他说：
“政府财经工作中有缺点，新税制的错误是这些缺点的集中表现。新税制的错误，最早是毛主席做了揭露、批评。这次会上同志们也做了揭露、批评，我认为都是很正确的。批评有助于进步，揭露缺点有助于改进工作，使我们前进得更稳当一点，更快一点。在这之前我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我相信大家都是抱着这样一个出发点，来开展批评的。”
周恩来插话说：“还是延安整风时的那句话：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邓小平继续说：
“是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前提是实事求是。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有句老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薄一波同志不是圣贤，他怎么能无过呢？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周恩来听着邓小平的发言，在心里暗暗说道：“小平同志，讲得好哇！”
由于陈云和邓小平讲了话，会议气氛很快起了变化。
周恩来这些天来紧锁着的眉头舒展开来。他知道，这下，自己的结论就好做了。
高岗和饶漱石尽管心中不满，还想抓住薄一波做文章，但此时已无力回天，只好停止进攻，暂时做罢。
８月９日，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政治局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