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但是，我要说，我陈毅不是完人，‘黄花塘事件’我也是有错误的。我历史上也犯过错误，红四军时期反对过毛主席，反对错了，这个，我什么时候都认账。‘黄花塘事件’中，我的错误是当时对中央有意见，主要是对中央派饶漱石来做华中局书记、政治委员不满意。感到中央是不是对我不信任？倒不是想争一个官做，而是关于井冈山时代的那个斗争我究竟处于什么地位？老干部包袱重，归根结底，这是我的党性不纯！我到延安以后感受最深的是，中央对我是信任的。对一个干部不是因为历史上有过什么争执就改变了看法。我这个政治家，二十年的老党员，有这样那样的猜测完全不对。所以今天看来，应该感谢黄花塘那一次斗争，对我很有好处，使我以后讲话比较慎重了一点。这就是我的教训。今天我们揭发饶漱石同志，我要先做自我批评，先检讨自己的错误。不能因为饶出了问题就放过了自己的错误。我和饶各有各的账，谁都不能赖。”
陈毅的目光扫遍全场，最后停留在饶漱石身上：“但是，有些话，我今天还是要说明白。有些事实真相，今天也要彻底澄清。黑锅，总不能背一辈子！”
陈毅从身上掏出一份电报抄件，扬了扬，声音激动起来：“就是这份电报，我到延安后，毛主席对我说，饶漱石他们发来电报告你的状，你看不看？要看就给你看，但你最好不看。我说，那我就不看。这次揭发饶漱石，中央办公厅把这份电报公开出来，我才第一次看到。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听陈毅这么一说，会场上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陈毅开始念饶漱石的电报：“自少奇同志赴延安及中央委托我代书记与政治委员后，陈毅同志对刘对我（甚至有时误会毛对他不谅解），发生种种离奇猜测。”陈毅念完这段，稍做停顿，还没说什么，饶漱石就抢先承认了：“陈毅同志，对你不起，这种说法不完全符合事实。”
饶漱石说“不完全”符合事实，言外之意是有一部分是事实。陈毅听了出来，但没有和他纠缠遣词造句，而是继续念道：“在处理干部与各师不团结问题时，常要我唱白脸而自己唱红脸。但当我顺利说服解决后，他又暗中以极不应有的态度造成干部对我个人不满（如他对曾希圣、张云逸同志等）。”
当时任新四军第七师政委的曾希圣大声插话：“这是捏造！”张云逸也提高了声音说：“这不符合事实！”
陈毅白了饶漱石一眼，继续念电报：“今年初军部到路东，陈脱离军部到四十里以外地方玩三个月。待我俘韩请求他回来讨论，才回到军部。不久他又赴四师。”念到这里，陈毅恼怒得拍案而起：“饶说我到路东玩了三个月，这完全是造谣！少奇同志在华中时，天天讲：你这个痔疮要治一治。我说环境这样紧张，一开刀以后，假若有一个大‘扫荡’，用担架抬着怎么办？少奇同志走了以后，华中局决定我离开二十天去治疗，在医院还是很担心的。后来决定我处理韩德勤问题，派担架接我到了四师。饶漱石，我讲的是不是事实？”
饶漱石被迫点点头，从喉咙里嘀咕一声：“是这个样子。”
陈毅缓缓地坐下，拿着电报念下去：“当陈在医院时，即曾和潘汉年密谈，对潘方面广播反我的行为，不加制止，反秘密支持。当政治首长来讨论工作时，潘则多方广播我好个人独裁，好打击人，军长无事可做终日下棋等，而陈更以不严正之态度来证实潘的言论。我虽苦极，但仍力持严正与忍耐的态度，并决心下乡调查，将一切工作交给陈负责，并限期警告潘的活动连起来了（原电文如此），请他设法制止。”
念完这一段，陈毅把电报往桌上一丢，批驳开来：
“饶的下乡，是他说的为了调查么？饶下乡回来后，和我谈话的态度，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简直是声色俱厉，深深得意。他说：我知道我下乡你们一定爆发斗争，果不其然！这是饶的诡计。现在有很多同志还可以证明，他故意布置了一个陷阱，诱人上钩。十年来我念念不忘这件事情。”
“我下乡不久，陈潘活动即表面化，”陈毅抓起电报继续念道，“一方面设法疏远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对我的关系，一方面示意政治部各部长正式批评华中局对军政治部的领导，最后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二十余名各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军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在会议中潘做全面系统发言，陈做结论，指出潘完全是正确的。”
饶漱石电报中所说的潘汉年，当时正在上海负责情报和统战工作，开座谈会时，潘汉年是上海市副市长。
陈毅念完这段，气愤地看了饶漱石一眼，说：
“把我和潘汉年联系起来，这完全是冤枉。我今天还要喊大老爷冤枉！潘汉年在苏区，我和他只有一面之交。他到新四军是做客，不是新四军的干部，我怎么能向他讲反毛反刘的问题呢？相反，你们两个在莫斯科是很好的朋友，一起做鬼脸，讲笑话，非常亲近。后来处理这个问题时，你不指责潘汉年，要我指责潘汉年。我做白脸，我批评潘汉年，你装做红脸，说潘汉年没有什么，他是个老同志，说话随便。来了这一套！潘汉年在下面反饶根本与我不相干。我不向张云逸、曾山、赖传珠同志讲，不向谭震林、黄克诚同志讲，对这些负实际责任的同志我不讲，向潘汉年去讲有什么用呢？从这些关系看，饶完全是个阴谋：就是借着反对潘汉年，有意无意地把这联系在我的头上。表面上打潘，但是暗地里打在我的头上。”
陈毅习惯地抹了抹下巴，冲着饶漱石责问：“电报说我在医院里跟潘汉年密谈。既是密谈，你又没有参加，你怎么晓得呢？难道密谈还要找一个记录？”
饶漱石红着脸，一声不吭。
陈毅停下不说了，他目光炯炯地盯着饶漱石，等饶回答。
半晌，饶漱石结结巴巴地答复：“……我还是认为陈毅同志对潘汉年没有严格制止。至于支持潘汉年嘛……不能那么说。陈潘在医院里密谈，是我的推测。……我下乡调查，是有意让事态扩大，以便发动对陈毅的斗争。”
陈毅盯着电报看了一眼，轻蔑地“哼”了一声：
“‘我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好一个无愧！饶漱石同志，你这样对待我，这样对待同志，还大言不惭地说德方面无愧，还有党性吗？还有天理良心吗？当时，我就警告过你：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事实怎么样？真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陈毅说完，饶漱石倒吸了一口凉气。
座谈会自始至终开得气氛紧张、严肃，但又是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的。中间有插话，有提问，有对质，饶漱石也有辩解甚至反驳。
２月２３日，座谈会安排饶漱石做自我批评。饶漱石手里拿一份题为《关于我的错误的进一步自我检讨》的稿子，头也不抬地一口气念了下来。中间，他几次停下来掏出手帕，揩去额头冒出的细密的汗珠。
他的检讨是这样的：
在党的四中全会之后，特别是在前几天的座谈会上，经过小平、陈毅、震林、子恢诸同志及其他各同志的帮助，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感到我在四中全会上所做的检讨，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是不够深刻，不够彻底的，现在有深入进行检讨的必要。以下我就先从四个主要事件来集中地进行检讨：
第一，关于一九四三年我在淮南黄花塘处理和陈毅同志的关系问题上所犯的错误：
我在回忆这一事件的经过及反复研读了当时有关的往返电报之后，深深感觉惭愧。我现在痛切地认识到，当时我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和作风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现在，我将我当时所犯的几个主要错误分别说明和检讨如下：
（一）陈毅同志是我们党内历史最老的领导同志之一，在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都有功绩，具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和地方工作经验，从未犯过路线错误。当时他在华东威信很高，同华东部队及各方面的干部都有密切联系，而我则刚到解放区不久，不仅没有革命战争经验和地方工作经验，而且在人事上和工作上也都很生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能从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我就应当很好地遵照刘少奇同志临走前的指示，在党内应以陈毅同志为领导核心，虚心向陈毅同志学习，以求得团结华东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同志，和谐一致地来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的胜利；而如果我是这样做了，黄花塘事件就可能避免发生。可是，当时我却没有这样去做，而是违背了少奇同志的指示，利用陈毅同志当时的个别缺点，冒（贸）然对他展开斗争，形成当时以陈饶不协调为基础的华中局及军分委内部的不团结，这点应当完全由我负责。
（二）我与陈毅同志的关系不协调之后，如果我能本着毛主席的“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的方针，把我们两人之间的不同意见，以同志的、诚恳的态度，正面向陈毅同志谈清楚，则陈毅同志是一定能够接受的，问题也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