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二）由于我已感到上海的“三反”、“五反”和镇反、城市工厂工作都比各地落后了一步，我在领导这些工作中确实存在某些错误，顾虑彭真同志到上海去之后，这些错误可能被反映到中央来，因此，内心深感不安；
（三）后来中央决定不要我回华东去休养，我又猜想是否因为中央已发觉我在华东的工作有错误，而我又不能接受正面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如果我回华东休养，这些错误就不易揭发，所以才在我生病期间要彭真或薄一波去上海指导“三反”、“五反”和检查我的错误，而不让我回去？总之在养病期间由于自己己感觉到过去的工作有些错误，但自己又没有勇气向中央去承认和检讨，所以当时这样或那样的患得患失想法是很多的。
上面所说的这些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想法，当然都是错误的。但在进行睡眠疗法之前，这些想法都隐藏在我的内心，未曾暴露。这是第一阶段的情况。
第二阶段，到了睡眠疗法过后，我暂时搬到新六所，住在主席隔壁。搬去的第二个晚上，睡眠疗法后的反应达到高潮，神经紧张到难以控制，情绪十分烦躁。在这个情况下，我十分害怕病势发展，立刻要变成神经病，顾虑一旦神经控制不住，我会在胡言乱语中，把自己内心那些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错误心理，统统暴露出来，使党误会我的神经病是由于我对党不满而引起的。因此，我迫不及待地想趁自以为还能够控制自己的神经的时候找毛主席谈一下，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掩盖一下，并试探中央对我的态度。那时已经到了半夜，主席已经睡眠，但我还是硬请他起来长谈了三个钟头。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完全反常的、不顾主席健康的行为，实在感到惭愧。
第三阶段，我同主席谈话之后，自己发觉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一些想法都暴露了，心里十分懊悔，又害怕继续暴露出来，所以，在以后一段休养过程中，我一方面迁怒于苏联医生，怪睡眠疗法把我的神经弄坏了；同时又迁怒于陆璀同志和艾丁同志，顾虑他们会将我病中种种想法向党反映；另方面，又对来访的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表示冷淡，甚至拒不见面，害怕在谈话中又暴露了我的那些错误思想。
总之，我在养病过程中的种种表现，说明了我的党性是多么不纯，个人主义是多么严重，我是如何地辜负了中央、主席和华东各同志对我的爱护和期望。今天想起来，非常惭愧，非常难过。
第四，关于我在组织部斗争安子文同志及在处理此事过程中我对少奇同志不尊重的问题。
去年七八月间，我在组织部与安子文同志一度发生过严重的争吵。在争吵的发展和处理过程中，我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当时，由于我对安子文同志在三月间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发生过错觉，加以在七月间财经会议上又受到某些同志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说安子文同志敌我不分，组织部用人不当等）的影响，我就开始对安子文同志存在一种浓厚的宗派主义情绪，并从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情绪出发，产生了一种政治性的投机心理，即：企图在没有足够的材料根据下，通过一场争吵来发现和证明我对安子文同志的揣测的正确，藉以向中央、向少奇同志显示我的政治警觉性高和能够迅速发现问题；即使通过争吵得不出预期的结果，也可以在中央及若干对安子文同志的看法与我一致的同志面前，表示我与安子文同志早已划清了界限，并可以表明在名单问题上，我与安子文同志是无牵扯的。为达到这个政治性的投机目的，但当时又不便在组织部内提出名单问题，故我于七月中旬开始就有意抓住组织部工作上的某些问题和安子文同志的个别缺点，同安子文同志发生争吵，并采取了极端蛮横的态度和许多不正派的方法（实际上是党外斗争的方法），来斗争安子文同志。特别在七月二十二日子文同志向少奇同志报告说我把他们四人划成一个圈圈，企图在财经会议上斗争他并想把他赶出组织部之后，我没有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劝告和制止，及时地停止争吵，反而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并因在这个问题上少奇同志不支持我和一再制止着我，而公开对少奇同志本人和私下向个别同志，并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解决此问题的过程中，均表示过对他的不满。这件事情的发生和发展，彻底地暴露了我思想方法的主观主义，暴露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极为严重，党性极为不纯，作风极为恶劣，对党对同志极不老实。我在组织部争吵的错误发展的结果，不仅是打击了安子文同志，破坏了党的团结，使组织部工作受到很大损失，而且因为少奇同志是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之一，是代表中央来直接领导中央组织部和我的工作的同志，我在处理自己同安子文同志争吵的这个问题上，不服从少奇同志的领导，不执行他的指示，不听从他的劝告和制止，甚至发展到公开对他不尊重。这在事实上就是不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就是不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和对抗党中央的行为。在组织部与组织工作会议中，我的错误的严重性正在于此。
以上是就我所犯的错误的总的方面及其根本性质来说的。现在我再把这件事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在每一过程中我所犯的错误，分别说明和检讨如下：
一、若干年来，我由于个别次要的工作关系，对彭真同志和薄一波同志怀着一种宗派主义的错误成见。在去年财经会议期间，由于某些同志对薄的批评与我过去对薄的看法相吻合，就更加深了我对他的成见。因此，我在财经会议期间，不仅未发现某些同志对薄一波的批评过分的那一面，相反地，还一再把这些过分的批评意见当做正确意见去向少奇同志反映；有时我甚至极错误地、胆大妄为地怪少奇同志不倾听别人对薄一波的意见。也就是说，过去在这一点上我对少奇同志是有些不满的。经过四中全会彭真、薄一波的自我检讨后，事实证明：过去我是从宗派主义情绪出发来向少奇同志反映对薄一波、彭真两同志的意见，因此我过去的意见是片面的，是错误的；而少奇同志对薄一波、彭真两同志的看法是全面的，正确的。
二、在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同志在会议休息时间内，不止一次地同我谈到安子文同志“用人不当，敌我不分”。七月中旬，财经会议转入对薄一波同志展开批评之后，陈正人同志发现安子文同志有几天未到会，也向我谈起安子文同志有用人不当的错误，并说：“我和计划委员会都怀疑如果组织部的工作不加改进，能否从党的组织上保证国家计划的执行。”本来，我自去年三月以后，对安子文同志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已有错觉，听了高、陈等人这些话之后，更增加了我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因而，我就在七月二十二日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对安子文同志表示极为不满，并且不问情由和不择手段地加以严厉指责。其目的一方面是促使安子文同志到财经会议表明他对薄一波同志的态度，一方面也是藉此在高、陈等同志面前表明，我与安子文同志并不一致，以求得他们对我的谅解。现在事实证明：安子文同志并未袒护薄一波同志，也无宗派活动。组织部工作的同志都是好的，并无用人不当的事实。至于所谓他使用的某个干部有政治嫌疑，直到现在尚无确凿的材料和证据。相反，正由于我对安子文同志存有宗派主义的成见，所以高岗、陈正人等同志的意见容易被我接受。所以，这种错误是应当完全由我负责的，而丝毫也不应当推到高岗、陈正人等同志的身上。
三、正由于我在七月二十二日采取极端错误的反常的做法斗争了安子文同志，所以引起了安子文同志极大的反感。他估计我如果不是神经失常，就是把他同薄一波等四个人画了一个圈圈，并存心要把他从组织部赶走。因此，他在当天晚上：就把他的这个估计报告了少奇同志，又在七月二十三日晨告诉了高岗同志。在七月二十三日晚上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高岗同志又把安子文同志的话告诉了我。我当时很生气，并丝毫未加考虑，立即在核心小组会上讲开来，使周总理感到为难。同时，我又错误地猜测安子文同志所以会想到我可能把他们四个人画成一个圈圈，及他所以会把自己的推测告诉高岗同志，可能与三月间某种名单问题有关（因为当时安子文同志告诉我，某种名单他是同高岗同志商量过的），所以在七月二十四日晚另一次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我又向高岗同志质问“名单”的事。可是这时正是毛主席发现财经会议对薄一波的斗争已经发展到有些偏差，因而开始提出应当从加强党内团结出发来收缩和结束财经会议的时候，而我在此时却在财经会议的领导核心小组会上两次提出这个与主席当时所采取的方针恰恰相反的“圈圈”问题与“名单”问题，实际上是火上加油，起了破坏党的团结的作用，并使周总理对财经会议的掌握增加了困难。这种错误也应当完全由我来负责。
四、在少奇同志告诉我安子文同志对我的上述误会之后即一再劝告我要冷静从事，不要向安去追问，也不要为此事再在组织部进行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