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在这个兴亡存续的关键时刻，他却公然抗命，拉上刘坤一、李鸿章和袁世凯，跟各国的领事搞起了东南互保，跟老佛爷唱起了对台戏。有野史说抗命之时，幕僚草拟奏章上有这样的话：臣职守东南，不敢奉诏。张之洞言道：这老寡妇得吓她一下，改：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不管这事真假，反正张之洞带头不理会老佛爷的“乱命”，一任“老寡妇”被八国联军蹂躏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老佛爷并光绪皇帝没有逃出来，或者逃出来死在乱军和义和团之手，那也只好让她听天由命了。
在张之洞看来，站队选择西太后，是因为当时的朝廷实际上姓叶赫那拉，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只能选择站在优势者一边。可是，如果朝廷当政者真的昏了头，跟列强作对，属于明显的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真的碰上去了，多半跟领兵出征和八国联军干的李秉衡一样，在洋人的马蹄下翘了辫子。这种事情，对于一世精明的张之洞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干的，到了这个地步，名节又是第二位的了。在做清流的时候没有学吴可读，做了封疆大吏自然也不能学李秉衡。
张之洞的精明还体现在他的谨慎小心上，为官多年，他从来不肯弄险。有一则轶事很能说明问题，那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张之洞被调往京城，明摆着是入军机，主持新政，但在任命没有下来之前，他到了军机处的台阶前，任凭里面的张百熙百般呼唤，就是不肯踏上那一块豆腐高的台阶半步。原来，当年雍正设立这个机构的时候，曾有这样的规矩，非军机处的人，不论官衔多大，只要非请踏上军机处的台阶，一律杀头。可是到了晚清，这个规矩早就没有人理了，但是人家张之洞却依旧如此较真，其谨慎非同一般。另外，虽然后世史家将张之洞划归洋务派或者地方实力派之列，但他跟自曾、左、李以来的一班儿跋扈的督抚还是很不一样。虽然他的确坐拥东南，兵马、人事、钱粮大权在握，办工厂、练新军都是大手笔。却很少将他办的事业，看成自己的夹袋中物。以练兵为例，虽然据说此公弱不禁风，骑马阅兵还得两个人扶着，但对于学习西方，实行军事现代化却情有独钟。编练完全洋式的新军，他其实跟小站练兵的胡一道起步，但调离两江总督任上，就将辛辛苦苦练成的自强军留给了刘坤一（结果是被人家糟蹋掉了）；回到湖广任上，又练成湖北常备军（湖北新军），1906年调京入军机，再次交给别人统领。所以，我们在讲到现代军阀的时候，可以上推至曾、左、李，但张之洞却不在其中。这里面的缘故，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谨慎小心，他不想在朝廷或者历史面前留下任何一点可能危及其名节的把柄，其用心跟扑灭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遣散湘军是一样的。忠于清朝是他精心维护的名节之重心，对于这一点，他实在不想令其染上任何的污点。用他自己的话打个比喻，在事功和名节面前，名节肯定是体，而事功只能算是用。
正因为如此，做京官的时候，张之洞要做清流，尽管事实上没有得罪人，反而因此获得利益，但一定会博得“敢言”之名。这种名声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刚正不阿，属于忠臣之本。出来办洋务，不论事情办得多么声势浩大，但对朝廷，却决不有大的违拗，关键时刻，甚至不惜用变革者的血，洗刷自身的名节。但是如果朝廷昏到了让他白白去送死的关头，那他还是会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放在第一位。显然，这是所有处事精明者的共同底线。
这时候，我们发现了，对于会做官的人来说，无论这个体那个用，“体”弄到最后就是自己的躯壳，顶多再算上自己家人的躯壳。体就是体，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10
开窍的日子
舒乙
开窍，对小孩来说，是个大事。
我小时候，就是个没开窍的小男孩，很典型。
我上过幼儿园，在今日北京帝王庙的东小跨院里。当时，这儿大概属于香山慈幼院的什么附属机构。妈妈后来说：舒乙小时候上幼儿园完全是走形式，终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呆若木鸡，最后，毕业时，幼儿园很不好意思地也给他发了一份结业书，是坐“红椅子的”，意思是排名倒数第一。
上小学也是如此，当时为了掩盖我们的真实身份，不被日本人注意，我们都改了名随母姓。我改名“胡小逸”。有一天，老师发考卷，按考卷上学生自己填写的名字一一唱点。念到我这儿，一声“胡小兔”，全班顿时哄堂大笑，老师自己也狂笑不止。我竟然在写“逸”时，忘了走之底，自称“小兔”。
抗战后期，我到了重庆北碚，在那儿一共住了6年，由8岁到14岁，在北碚朝阳小学念了4年，直至小学毕业。
在北平的时候，我在西城区阜成门福绥境小学读书。三年级刚开学没几天，由日本军官强制持教的日语课刚教了两节，妈妈便带着我们3个孩子突然不辞而别，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北平，开始逃亡，目的地是重庆，那是1943年的9月。
经过两个多月的跋涉，才到了重庆北碚，和父亲团聚。父亲刚割完盲肠，身体没有恢复过来，直不起腰来，便委托同住的二位姓萧的朋友，一位叫萧伯青，一位叫萧亦五，到小学去替我们联系入读的事。我插班三年级，妹妹一年级。
我入校之后，依然愚钝，每次考试成绩均属下等。父亲昵称我为“傻小子”。以为一切正常，不必担忧。他经常仔细地观察我，在我的各种日常行为中找出许多有趣而可爱的细节，还详细地讲给他的朋友听。妈妈则不然，常常在课余费劲地辅导我，练习用注音符号拼音，一遍一遍地“ㄅㄛ播”、“播伯跛簸”，我却一会 “ㄅㄛ不”，或者一会“ㄅㄛ铺”，而且全然不知四音为何物，妈妈一脸苦笑，频频摇头，以为此子不堪救药。
这样，熬到了四年级，我的名次居然一点一点前进，进入了前几名，还当了班长，得来全不费功夫，好像什么特别的事也没发生似的。
那个时候，学校里已经有学生会，实行学生自治，即使是小学也要实行。一来二去，我竟然当上了全校的学生会主席，是选上的。
父亲认为这一切都极有趣，他买了一只鸭子，教我送给级任老师，郑重地写了一张条子，说“奉上肥鸭一只”，还签了自己的名。他可能觉得这个学校的气氛不错，又自然，又活泼，傻小子竟然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好玩好玩。
我们学生会自己制定一些规矩，上课不准迟到，每天轮流打扫教室，定期实行大扫除，等等。对违规者要实行惩罚。
有一次，我自己违了规，倒了霉。北碚有一座远近闻名的自然博物馆，尤以生物学科的标本丰富多彩而著称。里面有一位科学家，叫施白南，是鱼类科学家。他是北师大的毕业生，是妈妈的老同学。他当时因是单身，常来我家走动，很爱孩子。有一天，他盛情邀请我们几个孩子去他家做客，说要做好吃的给我们吃，还要给我们看他的各种标本。这一吃，一看，就费了功夫。中午返校时便迟到了。按我们自己定下的规矩，迟到要罚跪。没办法，下了课，跪在黑板前示众，时间不长，三五分钟而已，丢了大脸，这叫自食其果吧，害得差不多整个学校的学生都跑来“参观”。
轻松愉快,各种爱好完全顺其自然得以发展,给孩子有如鱼得水的感觉,这便是我的小学生活环境。
顺其自然，这大概是父亲的儿童教育观的最核心的东西。和这个观点相反则是“拔苗助长”，愣把大人的意志强加到孩子的头上。其实，不管多笨多傻的孩子，自有他自己的爱好和专长，这几乎是天生的。顺其自然就是要顺这些与生俱来的专长和爱好，不逆着它，让它自然发展。这样做因为饶有兴趣，小孩会自己专心地做下去，成绩得来全不费功夫。
不是戏称我是傻小子吗，不是觉得好玩吗，父亲索性不过问我的功课如何，也不要求考一百分，更不要求门门都得一百分。相反，他一旦发现我对什么有了点兴趣，便马上跑来帮助我，辅导我，鼓励我。
比如说，画画。有一段时间，我突然对齐白石有了兴趣。原因是妈妈由北平带了两张齐老人的画到重庆北碚。一张画的是一群小雏鸡，它是父亲在济南的时候托许地山先生求来的，当然是付款的，是一张齐白石的精品。父亲极喜爱，挂在屋中，常常一个人对着它默默地欣赏，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来了客人，他会滔滔不绝地大讲特讲这张画的好处。还有一张是由两小幅斗方裱在一起的，一方蟹，一方虾，也是齐白石的拿手佳作。妈妈在北平的时候做过家教，辅导过齐家第一代孩子的语文课，这是得来的答谢礼，自然也属精品。但是，在旁听父亲对朋友们讲解中，不知不觉我爱上了画小鸡画虾蟹，完全是模仿，居然还有点像。父亲大为得意。来了客人，他会大叫“傻小子，把你的小鸡拿来看看！”他本来十分反对来了客人让小孩子当众背唐诗的那些庸俗做法，认为是一种摩登父母拿小孩当玩具，培养“出窝老”的恶习。可是，傻小子自己画小鸡，在他看来，这是孩子自己的兴趣，是天性的流露，非常可贵，值得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