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章
5岁的时候，身为摄影爱好者的爸爸把我的手，在照相机上按下了快门，我拍出子平生第一张照片——花盆里刚刚破土的绿芽。我高兴极了，我没想到我的小手竟能拍出如此美妙的照片！从此，摄影便与我的生命连在一起。
每到星期天，爸爸便骑上自行车，带上我外出拍照。大山、大河、树林、原野、海滨、湖畔、都市、村庄，无处不留下我的足迹。
我拍出了一张又一张照片，感受了一次又一次生活的启示，受到了一次又一次心灵的陶冶，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精神的升华，我终于成了一名颇有成绩的少年摄影爱好者。我的作品多次参加过展览，多次在报刊上发表，多次在比赛中获奖。
就在我对摄影的兴趣越来越浓的时候，我突然患了癌症。
那是去年一次登黄山的拍摄中，下山时我突然觉得大腿一阵剧痛。回到上海后，我马上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对我犹如晴天霹雳：骨癌。已扩散。
这一年来，治病几乎成了我生活的全部内容。然而，在我心中，摄影依然是全部内容。然而，在我心中，摄影依然是第一需要。治病的空余时间，我一直没有停止摄影活动。我想：我的生命可能极为短暂了，越是短暂，我越要加紧拍摄，多拍一张照片，我的生命就多延长一分。
上个月，医生坦率地对我说：“很对不起，我们必须如实地告诉你：最近的一次癌细胞切片检查，表明你的生命已经临近了终点。”
我没有惶恐，也没有痛苦。此时此刻，我竟然萌生了一个连我自己都感到震惊的构想：
用我切片中的癌细胞，拍摄我生命历程的最后一张照片！
医生被我的构想感动了。他把我癌细胞的切片在仪器上为我展现出来。看到这怪异的图景，我惊呆了：癌细胞是如此地丑陋，丑陋得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在仪器的一束强光的照耀下，它又竟是那样美丽，美丽得震撼灵魂！丑陋与美丽之所以如此对立而又融合，大概缘于光明的照耀。于是，我在电脑上把两个癌细胞图像扫描了进去，构成了两座大山，在悠远漆黑的苍穹之上，我制作了一轮明月，这轮明月是我在初春的第一个望日拍下的。
这幅作品的名称，我想了很久。最终，我把它定名为：月亮谷。我想用这幅作品告诉人们一句话：
只要心怀光明，死亡也是美丽的！
……
太动人了！
太动人了！
记者的本能驱使我，赶快去采访这幅作品的拍摄者，我一定要写一篇重头报道，发表在报纸的头版头条！
我按照作者所写的地址，很快到了上海市××中学，继而又到静安区的××里弄。然而，老师和爱长告诉我的是同一个消息：他已经去了！
他已经去了！
在弄清我的来意之后，悲痛的父亲转告了儿子临终时的嘱托，并希望我成为他儿子临终嘱托的完成者。我坚定地答应了。
回到北京，我一丝不苟地照着死者的嘱托履行了。我把《月亮谷》用最精美的镜框镶嵌起来，专程送到了中国抗癌基金会，请他们转赠给所有的少年癌症患者。作品的下方，我用金字印上了死者用生命铸就的箴言：只要心怀光明，死亡也是美丽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10
有一颗行星以他命名
江华 张蔚
田家炳，一个88岁的香港老人，20多年来，在大陆和港台，共捐助130所中学、80余所大学、40多所小学、9所专业学校、9所幼儿园、1150间乡村学校图书室。迄今为止，他已累计捐资10亿多港元用于中国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益事业，其中教育所占的比例高达90％。他还捐出了自己名下80%的资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来自香港，连普通话都说不流利的老人，一个曾经是香港“人造革大王”，曾获英女王荣誉奖章的“小本买卖的生意人”，比更多真正的大陆公民，更关心大陆。
显然，“教授、博士”这些彰显身份、学术和成就的称号，放在田家炳的身上，比卖弄学术、高高在上的一些“博士”、“教授”更恰如其分——他没有多少文化，却拥有众多“博士”、“教授”的名誉称号，因为他拥有成千上万、并越来越多的在“田家炳大楼”里积累学识和智慧的学子们。
1993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2886号小行星命名为“田家炳星”。在地球上，除了全世界的天文学家和天文爱好者，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到、认识这颗星星，就如茫茫人海里，没有几个人认识田家炳一样。
卖土起家的香江人
做小生意的“阿炳”是在 18岁闯南洋卖“土”发家的。
在父亲48岁那年，田家炳出生，是家里惟一的男孩。老来得子的父亲希望孩子能“彪炳百代”，为他取名“田家炳”。在田家炳15岁时父亲病逝。16岁的少年阿炳辍学继承家业。18岁那年，具有家族冒险和创新血统的田家炳，决定漂洋过海寻找财富。
少年阿炳由汕头经香港，目的地越南。他坐的是载重2000多吨的货船，在大海上，如一片飘零的树叶。
田氏宗族宋代从福建迁至梅州大埔县，在韩江流域延续至今近800载。在贫困的梅县，田家是很富裕的家族，用田家炳的话说，“算是个有钱佬了”。
大埔是“瓷土之乡”，大埔的乡亲甚至把陶瓷厂办到了国外,但国外缺乏品质上乘的瓷土原料。
18岁那年冬天，田家炳在越南西贡建立公司，开始了“卖土”生意。
“我们成本低很多，推销很成功。”说起当年赚的第一桶金，田家炳很是自豪。
之后的几十年，田家炳的事业越做越大。瓷土生意因为战争被迫中断，田家炳转战印尼，投资橡胶工业。正当生意蒸蒸日上时，印尼反华排华的情况令人心惊。1958年，田家炳举家迁往香港。
田家炳在香港开始新的事业：生产人造革。他一干就是近半个世纪，现在田氏橡胶已经是东南亚最大的人造革制造商。
慈善不一定就是钱，是心
田家炳的慈善事业是从香港开始的。
在自己的孩子还睡着拥挤的上下铺时，田家炳就开始关心别人孩子的生活。1959年，他担任香港新界最大慈善机构博爱医院的总理；1965年，他又出任香港华人最大慈善机构东华三院的总理，参与推动社会福利工作。
在大陆改革开放以前，香港同胞、华侨并不是很受欢迎的人物，他们往往会给亲人和家乡带来“麻烦”。直到1979年后，田家炳才有机会到内地“做教育工作”。
1979年，田家炳最初的慈善捐款投到了家乡大埔县，修马路、建桥梁、建第一所田家炳中学。到现在，北至黑龙江省，西到西藏新疆，除了北京市内，每个省份都星罗棋布着田家炳中学、小学、书院……
他深受父亲玉瑚公的影响。“老人家、孤儿寡母来到我家，对我爸爸跪拜，感谢他的救济，我想如果自己有点力量，能改善别人的生活，是很好的事情。”
如果非要探究田家炳做慈善的根源，恐怕是白费力气——他对自己的行为没有总结更多的标准词汇，说得最多的是“我应该这样做”。
从小读书少，成为田先生最大的遗憾。他最乐意到内地经济较差、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地区去捐款。他觉得，能在各地看到冠以自己名字的中学，看到那么多的孩子能因此而有书可读，是毕生最大寄托。
田家炳不是中国最有钱的人，也不是捐献钱财最多的慈善家，但却是捐出财产比例最高的人。甚至有人说，他是全中国最傻的傻子。
“做慈善要有钱来支持才好，但做慈善不一定是钱的问题。我到大学演讲，和同学们说，你们爸爸妈妈给了你一些钱零花，你节省下来，什么时候有同学发生困难了，你能把1000元拿出来，帮他渡过难关，你这1000元要比我的1000万还要多，还要慷慨。但做慈善要用‘心’来衡量，有‘心’的慈善才有价值。”
我就是清末戴瓜皮帽的怪人
沙发前的茶几上放着一个“鸿福堂”牌夏枯草饮料的塑料瓶子，里面装着小半瓶白开水。瓶子是田家炳从香港带过来的。“我不舍得喝矿泉水。”
田家炳的矿泉水瓶子的故事显然不是作秀。记者从四川师范大学唐志成先生的文章中发现，这个瓶子已经陪伴田先生大半年了。
田先生在四川广元中师的师生会上说：香港有700万人，如果每个人每天扔掉一个瓶子，就要扔700万个。
“我看到一个瓶子，就好像看到这个瓶子后面有10个、20个人为这个瓶子劳动的身影。”
这样的故事不少：田家炳出门自己带肥皂，不轻易用一张纸，出门搭公车……
“这可能和我本身不会出卖劳力有关系。我常常觉得每件东西都是劳动者提供给我的。比如说，用一张纸，我都不轻易用。一张纸，要用山上的树木来做材料，用化学材料浸，溶化，还要用水冲洗……要经过很多程序，才能出一张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