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2章
很遗憾，确有其人，该人一直在担任齐齐哈尔宪友会会长。同时搞清了该人极有可能是所谓被洗过脑的日本共产党党员，是以宪友会为对象进行工作的组织者。总之，这件事让人们看到了该氏巧妙地利用《朝日新闻》的反战反核宣传活动这种组织者的侧面，但结论是一切都无事实根据，充满谎言。"
该期会报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又发表一篇题为《面对悔悟记录的愕然》的文章，作者是千叶县的一位原宪兵："在当前全国宪友会同心协力把对原宪兵的正确评价传给后世的活动中，绝对不能允许一个鲁莽的宪友使宪友会的活动泡汤。"
土屋本人还收到了一篇约有四五千字的长文章《宪兵科同期生对反叛祖国的宪友的公开质问信》。署名者都是昭和六年一起在关东宪兵队旅顺教习所学习的同期生，文中同样不容分辩地指责他为"洗脑"、"日本共产党员"。其言辞之粗暴，用心之狠毒，使他感到字里行间隐隐有溅出血肉的皮鞭在飞，有挪动在地的铁镣在响……
这位当初在中国的土地上被称为"特高之神"的男人，竟然在祖国的土地上屡屡被警方监视、跟踪。
从1956年7月到1984年，已经近五十年过去了，可土屋芳雄的一个强烈感觉是——尽管和平了，但日本并没有改变。只是外表好起来了，其他和过去大抵一样，变化了只是自己。
有土屋芳雄遭际的，比比皆是。
曾任华中派遣军第39师团步兵232联队中队长的富永正三，回国后按要求写了履历书。附信里他写了"吃尽了战争的苦头，以后要在反战的和平中生活"的意思，不久便传出"富永的脑袋变得不正常了，得让他先冷静冷静"的话来，被他所求职的部门长期拒之以门外。
原华北派遣军第59师团机关枪中队队长，从1942年至战败时为止，一直指挥150名手下在山东境内进行"三光"扫荡行动的小岛隆男，乘"兴安丸"号客轮回到了阔别17年的祖国。他穿一身抚顺战犯管理所送的新制服，随身的日用品和零花钱也是中国方面所赠送，大约正为此，几乎一下船，他就被贴上了"被洗过脑的男人"、"赤色"、"被锤炼过的人"这一类标签。
他的家在东京神田，当地的民政官员和警察不断来访，但不是为着解决他的求职问题。有大学教授及朋友们积极为他找工作，可因为是"中国归来者"，谁都不想雇用他。对他展开了弥勒佛般大度笑容的也有，那就是作为一名"帝国军人生还故国者"，他蒙热心地劝诱，让其返回自卫队。（以上参见[日]野田正彰著朱春立刘燕译《战争罪责》）
1946年1月，东史郎就回到了祖国。他在家乡京都竹野郡先后经营电影院、机床制造业等，生活过得颇为富裕。1987年，东史郎出于对参加侵略战争的反省和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愿望，在京都的和平展览会上，公布了他的战时日记，共5卷37万字，其中包括记录当年南京大屠杀情景的材料。他说："对于一个退伍军人来说，战场上的事是不能磨灭的，因为我常常看到那本日记，当时的情况就常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大家都忘记了，但我因为有这些日记，所以才能记得这些事。"
同年12月，东史郎以《我的南京步兵队》为题，将日记节选后交青木书店公开出版，在日本国内外产生较大反响，同时也遭到右翼势力的嫉恨。1987年12月至1998年3月，东史郎先后四次来南京，诚挚地"向南京人民谢罪"。他的家里因此接到不少右翼分子的恐吓电话，骂他是"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亵渎了英灵"、"罪该万死"等，东史郎及其家属却不惧威胁。他多次公开说："我们日本人对蒙受原子弹的危害大声呼号，而对加害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却沉默不语……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
"中国归来者"中，有深感自己有罪的--风清月白之夜，花影弄窗之时，总让他们的灵魂似一件爬满了虱子的绣袍；也有决意要向世间袒露自己有罪的--倘若不说出来，以求得一场天律公理的瓢泼豪雨，他们就会像在广岛、长崎遭了原子弹辐射的许多人一样，在精神上干渴而死……
但两者的灵魂辗转不安时的呻吟，即使是无人在侧时的独自呻吟，也被他们周围的那一张张充满日本特色的脸所拒绝；倘若他们想在光天化日之下去长河大谷间奔走呼号，以老迈的龙钟之身焕发出大和民族真正的理性之光，这更为整个以非亲属集团做骨架的社会大厦所唾弃。
在德国，出生在"二战"期间、期后的这代青年，战后大约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对自己的父母在纳粹德国时的经历和行为有过一番比较深入地了解，并以此决定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因为父母的所作所为，不少人存有一种集体负罪感。这种负罪感，既决定了他们成年后的政治倾向和绝对的反战态度，也造成他们心理上自童年起难以摆脱的困惑与孤独。因此有人说，德国的这一代青年没有过快乐的童年……
在日本，有这么一个故事。出生于1947年的仓桥绫子，与许多做女儿的一样，与父亲的关系很是密切，也从不辜负父亲的期待。在她小时，父亲便常常在夜间做噩梦，有时还发出凄厉的喊叫声。母亲总是用父亲过去有过痛苦的经历来解释此事，并安慰有些担心的女儿。她上中学时，父亲得了肝硬化，久治不愈，在1986年71岁时去世。上完中学，仓桥绫子进了早稻田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在东京当中学老师。
这时，她为母亲当年的解释而感到隐隐不安，打定主意要搞清楚父亲"痛苦的经历"。退职以后，她开始走访战时认识父亲的人，从第1个到第19个，出现在她眼前的都是那张充满日本特色的脸，具敌意的寒暄，有礼貌的拒绝，东扯葫芦西扯瓢的太极。直到联系到第20个人时，终于出现一位承认是当年在宪兵队里是她父亲上司的人，此人住在名古屋……
四年之后，仓桥绫子据此创作了她的第二篇小说《悲伤的河》（《民主文学》1997年9月号）。在这篇作品里，父亲的病情进入了晚期，于世不久。悉心照顾父亲的女儿，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附有一张照片，上面是砍了中国人的头后正大笑着的3个日本军人，中间站的那个就是年轻时的父亲。
女儿极其震撼，不得不去打扰病榻上的父亲：
"爸爸，把真实情况告诉我。相信我，不论有什么事，我都是你的女儿。亲手杀死过很多人，这是真的吗？"
父亲的眼里流出泪水，不作声地转过头去。
过了一会儿，女儿收拾东西准备回去时，父亲用笔告诉女儿，他当年到过的中国的地方和杀人的数字。女儿目瞪口呆，问父亲："怎么能干出这么残酷的事呢？"
父亲再次颤抖着用铅笔回答："我们是皇军。这是圣战。这才使得中国团结起来。"
"开始时很苦恼，但想到这是为了战胜中国，也就想通了。
"那时真正的自己并不存在。实在是做了不好的事。"
女儿凑到父亲的耳边小声说："爸爸，谢谢你。让你回忆起痛苦的事，对不起，但是这样的好。把实情告诉我，父亲也稍微踏实一点了吧？"
"我接受这个事实，接受父亲做过的事。"
父亲"失语"了，仓桥绫子却在父亲死后10年，在自己的笔下，倾听到了亡父的声音；
当父亲在国家不想对这场侵略战争谢罪的时候，她在小说中，以父亲的名义，作为一个人谢了罪，把"被迫进行的战争"变成了"自己从事的战争"。（见《战争罪责》）
仓桥绫子身上，有一种穿透父母那代人的脸、去倾听历史大音稀声的力量。
但在列岛，快乐的童年依然在沿途撒下鲜花与歌声，出生在"二战"期间、期后的这代青年，因战后高速增长的经济，从国家体制到社会生活形态大跨度地西化，给这代青年以多少诱惑，又有多少机会。而且，他们早已习惯了父母那张一半朝着阳光、一半埋在阴影里的脸。列岛上下遍布着这样充满日本特色的脸，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怪诞。
源自高村光太郎（1883--1956）的一首诗《坠子之国》。作为雕刻家和诗人，大约是因为主要生活在社会急剧动荡不安、理想与骗局肥皂泡般破灭的年代，在自己的作品中，他总以自嘲或自我厌恶的语气否定日本人。
坠子也是日本民间一种小手工艺品。将烟盒或药袋塞在腰间时，为防止掉落而在其绳端附上雕有各种人物、动物等形状的坠子，材质有玛瑙、珊瑚、牛角、象牙等，手工十分精细。在高村眼里，坠子却是没有生命的，再精巧也只是雕虫小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