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4章
几年前，曾应邀在北大迎新会上演讲，会上，有新生突然发问：老师，看你挺聪明的，难道没有更高的追求，就甘心当一辈子教师？当时我急了，慷慨陈词，博得一阵阵掌声。事后，那新生跟我解释，说父母都是教书的，对他考上北大中文系不太满意，担心他毕业后只能教书。是的，在很多人眼中，像我这么个年纪，即便没混上省长市长，也得弄个校长院长当当。不久前，在一个大型国际会议上，主持人悄声问我，你有没有更好听一点的头衔？我说没有，就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直到今天，眼看许多“成功人士”的名片上，印满各种虚虚实实的头衔，一面不够来两面，还有折叠式的；像我这样干干净净，只写教职的，不太多。对此，我一点也不感觉难堪，甚至还不无得意，说这才叫“专任教授”。
能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这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在我看来，当一名教师，尤其是当一名北大的教师，是很幸福的事情。说这话，不是为了应景，我在很多场合都提到，给北大学生讲课，有一种满足感。你还在备课的时候，就已经能预感到学生会在哪些地方点头，哪些地方赞叹，哪些地方发笑，哪些地方质疑。这种台上台下，单凭眼神就能相互沟通的默契，到目前为止，我只有在北大课堂上，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在国内外其他大学讲课，也会有渐入佳境的时候；但在北大课堂上，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则是家常便饭。所以，面对各种诱惑时，之所以有那么多教师毫不犹豫地选择北大，主要不是因为金钱，也不是因为名分，而是因为学生。每当你走上讲台，面对那么多纯洁的、热诚的、渴望知识的眼睛，你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我的祖父教过私塾，我的父母是中专语文教师，而我和我的妻子现在都在北大中文系教书，这种“一脉相承”，使得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有很深的感情。教书光荣，但教好书不容易。除了个人的天赋、才学以及后天的努力，学术环境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我从不敢说“是金子就会发光”之类的大话。古今中外，“怀才不遇”的，那才是常态；像我这样，就那么一点点才华，能得到较好的发挥，得益于北大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更得益于我所在的小集体——北大中文系。留校教书二十几年，经历诸多风雨，全靠诸位前辈遮挡，我才得以从容读书。只是随着时光流逝，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退出讲堂。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林庚先生上最后一课时，学生们如痴如醉，久久不愿散去；钱理群教授最后一次在北大讲鲁迅，多少听众热泪盈眶。现在，他们或者退而不休，回到安宁的书斋，从事自己喜欢的专业著述；或者已经谢世，隐入历史的深处。作为仍然活跃在讲台上的教师，我衷心感谢他们曾经给予的提携与鼓励。
说到这，不禁悲喜交集。喜的是此次获奖，说明我没有太辜负他们的期望；悲的是老成凋谢，天丧斯文，２００６年，北大中文系竟然有６位教授不幸仙逝。除了刚才提及的９７岁的诗人、文学史家林庚先生，还有语言学家林焘先生、徐通锵先生，文学史家褚斌杰先生，民间文学专家汪景寿先生；更让人悲伤的是，年仅４９岁的孟二冬教授也离我们而去。孟教授教书育人的事迹广为传颂，其他几位先生，同样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14
“来生”选择里的今生期待
毕书之
“假如有来生，你想做哪国人？” 按当下时髦的说法，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但对于这个“伪命题”的选择，却多少可以折现人们对于当下的态度和对于未来的期待，因此倒也不能说全然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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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九、十月里，中国和印度的媒体不谋而合地用一次调查问卷，分别回答了上述这个“伪命题”。《印度时报》最近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报告，在新德里、孟买、加尔各达等五大城市对18-35岁的群体所作的调查中，将近90%的受访者坚持“假如有来生，还做印度人”。原因主要包括“丰富的精神遗产令人骄傲”、“快速的经济增长令人期待”等。（10月30日《环球时报》）在中国这边，9月里某著名网站所做的一项“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调查，截至9月10日晚，10234参与者当中，64%的选票表示“不愿”。对于“不愿”的因，认为自己“缺乏尊严感”的占了37.5%；另有17.6%的选票投给了“幸福离我很遥远”。
笔者无意于通过简单对比，去讨论“国内月亮与外国月亮谁更圆”之类没有意义的问题。毕竟，各国有各国的情况，不同的数字背后，是各自不同的生存土壤。接受调查者的身份、对生活的态度、宗教的信仰（佛教讲前世今生）、民主观念的张扬程度等等，都决定着对于“来生”命题的选择。
但让人难理解的是，作为一个“数百年来最好”的时代，作为一个跺跺脚就能令全世界感受到震动的政治大国，为什么会有那么高比例的人“缺乏尊严感”？作为一个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强国，为什么会有那么高比例的人“看不到幸福”？显然，这样一个调查结果，与中国目前的现状实在相去甚远。撇掉一部分网民“遇物必反”的“愤青”逻辑，从这个不是很搭边的“参照”中，能反思出什么有价值的因素呢？
根据印度媒体的调查，印度人有强烈的归属感，很多人认为，“印度有不足，表面看也有点脏、乱、差，但印度有自己的特点，没有随着全球化的脚步迷失自己。不论你喜欢与否，这是印度，而不是别的国家”。这样的感觉在中国人身上似乎很缺乏。亚洲开发银行项目官员翟华日前在《环球时报》撰文感叹：中国人失掉自豪感了吗？当他说出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外国人完全不能理解：10%的经济增长率、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2008年奥运会，还有遨游太空的“神舟”飞船，羡煞了多少“老外”，你们还要怎么着？
但中国人却好像就是对这些成就充目不见，倒是看自己怎么也不顺眼。在很多中国人的潜意识里，现代化就是国际化，国际化就是西方化，西方化就是美国化。于是，到处都是“中国的xx”（xx几乎都来自美国），却全然没有平衡的心态，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总是要从人家的嘴巴里找到自己的坐标，人家说咱一句“OK”我们乐半天，人家皱皱眉头我们就有人愁得掉眼泪，外企的一句广告词，也会令我们动辄愤怒不堪。丧失了自豪感，如何不“缺乏尊严感”？
印度人自我认同的第二大原因是他们多认为“印度经济的发展迅速，自己可以从中得到好处”。虽说人对于物质的追求是永不会满足止步的，但中国的现代化起步比印度要早，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发展，国人的整体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大家“吃得营养了、穿得洋气了、住得相对宽敞了”，按理说，大家幸福感应该更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说“看不到幸福”？学者孙立平先生的一个说法或许可以作为参考。他认为，我们老说“改革开放以来”，好像这20多年的发展就是一个概念，实际不然。在80年代，经济增长一般会带来社会状况的改善，但到了90年代以来，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改善——即使经济有快速发展，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并不能从中直接受益，一部分人被甩到了同步增长的社会结构之外，而要通过后期的利益调整来实现其利益的保障。在保障体制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一些人就会产生与社会断裂开的“非认同感”。
面对这样一个很多人未必乐见的网调结果，我们不能讳疾忌医，而应该从积极的角度来反思。不管是人对于自身物质性的关注，还是对于社会坐标的迷茫，提高对国家、社同的认同感，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都算是国家的“软实力”，都是“决胜未来”的力量，不能等闲视之。借鉴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整合理论”，在当前利益阶层多元化、社会群体复杂化的背景下，需要通过研究、考量各种社会群体的具体情况，从利益、荣誉感、文化力等多个方面，实现国民认同感的“整合”——这显然不是单个机构就可以实现的，需要从国家的高度通过统一有力的举措来实现。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44
“飞特族”——我打工，故我在
浩富
“爱做就做，爱玩就玩，自由自在，不用老是要看老板脸色”，如果有这样一种工作那该多惬意。 甭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近年来在北京、 广州、南京等地就出现了这样一批边玩边干活的年轻人，他们有个很洋的名字——“飞特族”
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飞特族”的英文名字叫Freeter，Freeter是一个混合词，来自英语的free(自由)和德语的arbeiter(工人)，指的是那些连续从事兼职工作不满5年的年轻人。日本官方对“飞特族”的定义是：年龄在l5岁34岁之间，没有固定职业，从事非全日临时性工作的年轻人。
在日本和台湾地区，它是当前非常风行的工作方式，根据统计，日本15岁34岁的“飞特族”，从1990 年的l83万人，至200l年已增至417万人，可见，在这个年龄层，每9位就有一位是“飞特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