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8章
一天有位中年妇女领着孩子来参观，那是个非常招人喜欢的小男孩，他趴在我们橱窗前，不愿走开。当时我们出售一款活动体闹钟，图案是“鸡啄米”，随着秒针走动，鸡群会一下一下啄米吃。看得出小男孩非常喜欢，两眼满是希冀的目光，他多次拖住妈妈的腿，好想妈妈能掏钱买下这款闹钟。我看到后拿出闹钟想送给小男孩，他妈妈有礼貌但坚决地拒绝了，她十分真诚地对我说，虽然闹钟很漂亮，但瑞士人从不买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对孩子不能满足他不合理的欲望。看着小男孩失望地离去，我觉得这位母亲似乎有点小题大做。
博览会中国日那天，东道主举办酒会招待各方来宾。我发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些端着酒杯四处寒暄的瑞士客商，葡萄酒杯里装的都是啤酒。我问个中原因，一位瑞士客商笑着说，巴塞尔人商场应酬时都喝啤酒，在他们眼中喝葡萄酒很奢侈，有违清教徒传统；即便在家中也很少喝葡萄酒，葡萄酒比啤酒贵，他们不喜欢花太多钱在吃喝上。他问我知不知道瑞士人煮鸡蛋的故事，瑞士人习惯在平底锅里放一厘米深的水，等水沸腾了就关掉电源，利用余热将鸡蛋煮熟，这样可节约一半电费。他要我别笑话他们的生活态度。在全球首富国家对一个腰缠万贯的富商，我怎敢？我从心底里钦佩他们富而不侈、始终守住节俭的心态。
有位客商买我们好多商品，开了一辆小货车来提货。随车来的那个充满稚气的搬运工，搬捧铁皮封带木箱时手指被勒了条口子，鲜血直流。客商掏出“创可贴” 让搬运工简单处理一下再接着干活，我想这下算是亲眼看到老板对雇工的厉害了。装完车才知道这就是他的儿子，因学校放假临时请来帮个忙，“我会付他工钱”，客商郑重其事地补充。记得那天孩子穿了条舶来品牛仔裤，他很自豪地对我说，这不是老爸送的，是去冬为邻居扫雪挣钱买的。听了这些话很令人震撼，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几乎所有瑞士家庭都靠自己勤奋创造财富，这样挣来的钱花的时候就不会讲排场、求奢华。
巴塞尔博览会结束后我们还随访了日内瓦。日内瓦是联合国欧洲总部所在地，有几万名各国外交官，每年要召开几千次国际会议；是法国服装设计师、意大利皮鞋制造商和纽约珠宝行争相来开店的地方；是查理·卓别林、奥黛丽·赫本等明星喜欢和居住一生的场所。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全城都是十几层火柴盒形状的办公楼和公寓楼，很少玻璃幕墙，更没有贴金箔之类花里胡哨的建筑。有天晚餐后常驻日内瓦的老陈开车带我们观赏夜景，大多数商店都已打烊，没有看到灯红酒绿、笙歌艳舞的夜生活，很多当地居民竟早早熄灯睡了，老陈戏称他们是“欧洲农民”。瑞士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高，可耕地不多，矿产资源又贫乏，加上冬季漫长、气候恶劣，所以瑞士人世代养成辛勤劳作、节俭支出、居安思危、常为未来做好储备的美德。当今瑞士人均年收入5万美元，居世界第一，可这丝毫没有改变传统主流道德观。家庭主妇还喜欢买简装洗涤用品，回家后再灌进旧瓶；还会开车去邻国购买价格较为便宜的食品；还是保持了修砌贮水池接雨水冲洗厕所的习惯。
听一位行家说，瑞士钟表的发明和创制都基于一个发明，那就是发条技术。发条能够收紧并储存能量，又能慢慢释放出来以推动运行装置和指针。我觉得节俭美德就好比这种能量，多年来积聚于瑞士民族之中，穷的时候那样，富裕了还一样，这是推动瑞士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61
日本人的忧患意识
作者：庚欣
日本人爱谈“沉没”
20世纪70年代初，正是日本战后崛起、第一次超过所有西欧列强、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之时，日本举国却并无“崛起”之类的议论。相反，更多人在谈论《日本沉没》。这是一部日本作家小松左京的科幻小说。小说上册共售出204万本，下册售出了181万本，作者由此获利1.2亿日元。而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则获得约40亿日元的票房收入，观众累计达880万人次，震动了东瀛列岛。一时间，“日本沉没”成了当时日本最走红的话题。
三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2006年日本经济已连续5年保持增长，许多人都认为这是难得的佳绩。但日本又重新拍摄《日本沉没》，新版影片中电脑特技制作的地震和海啸场面极具现场震撼力。7月15日起，该片在日本316家影院放映，上映3天即有90亿票房收入，再次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与《日本沉没》同时代，还有小说《平成三十年》、《日本封印》等渲染日本危机的作品推出，呼唤人们的忧患意识。
日本这种忧患意识的渲染、灌输由来已久。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经常向国民提出日本存在的危机，诸如列岛沉没论、资源匮乏论、生存危机论等，以激励国民奋发图强不甘落后的忧患意识。日本的忧患意识中存在不必要的过度抑郁及排外情结，有的甚至成为日本当年走上战争道路的间接诱因，这当然是不可取的。但日本在 “崛起”——经济发展“又好又快”时，往往少见热火朝天的宣传阵仗和大张旗鼓的自我颂扬，反而是愈加冷静、谨慎的自省与忧患。这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可能这就是日本经济不断克服种种困难，在历经“日元升值”、“泡沫破灭”、“平成萧条”等之后，仍能保持自身优势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日本媒体的保守化浪潮日盛，政治上的膨胀令人侧目。但在面对日本经济发展的报道及评论方面，却大都仍保持着近乎苛责的态度，在新年社论等应该 “鼓舞民心”的文告中，也是“警告”连连，不断敲打着身经百战的日本经济。那些世界一流的日本大企业“老总”们的自谦，常使人忽略这其实是一个每年人均 GDP4万美元的国度。当国际业界都看好日本经济终于走出10年不景气、冀望其在亚洲一展身手时，前丰田董事长奥田硕马上泼了一盆冷水：“日本要当亚洲盟主？没品格也没力量啊！”“照现在这样，日本一定会沉没！”
其实，日本即使沉没，也是猴年马月的事。将这样的“远虑”作为“近忧”不断营造自己民族的忧患意识，固然与日本经济界本身的成熟有关，但作为国民整体，尤其与精英层的认知方式也是不无关系的。特别是在整个国家形势较好、国民情绪偏热时，日本精英层中总会有人发挥其“稳定阀”的平衡作用。
三种日本忧患意识
日本的忧患意识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来自生存环境的忧患意识。即通常所说的“国土狭小、环境恶劣、资源匮乏、灾害横行”等。这种忧患意识在日本无所不在。例如，日本总是举国炒作能源紧张的话题，不少高收入的人却在一滴水、一度电上精打细算。今年夏天酷热，于是有人为了节电倡议空调不要低于28度，结果走到哪里都是28度，有的地方干脆将降温的按键用胶纸贴住，不让人动。其实日本几乎从来不停电，用电也无限制。日本这种忧患意识不仅是客观国情的“加工型”反映，而且是日本人认识、约束自我的思维方式的展现，是日本国民意识及价值观的基石。日本许多为人敬重的优点及令人厌恶的缺点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第二种是来自社会压力的忧患意识。例如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日前公布的“日本将来人口推测”报告显示，到2055年，日本人口将减少至8993万人，其中老龄人口将达到40%， 是目前的2倍。对于倚重人力优势的日本，这种压力的沉重与深刻是可想而知的。
再如周边各国对日本所构成的外在压力：朝鲜的“核武”、韩国的“反日”，俄国的“四岛”，中国的“崛起”，都使日本难以安眠。而美国驻军日本已60 年，别人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但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承受的综合压力，只有日本人自己感受最深。也可以说，在日本面对的所有外来压力中，美国驻军是造成悲情最严重且最应予以改变的，但它对于今天的日本又是带来利益最多并最难改变的一项。处于这样压力下的日本人，与虽不够发达，但国际地位一直稳步上升的中国人相比，忧患意识有很大不同。
第三种是来自文化传统的忧患意识。日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大量吸收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结合自身的国情形成特有的文化传统。例如孔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教诲等，似乎就是针对日本而言，使日本人受益极多，非常推崇。这种文化理念与上述客观依据相契合，使日本的忧患意识不仅具有应对灾难等临时性事件的功能，而且逐渐成为日本民族独有的性格特征；它不仅具有现实性品格，而且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品格，因此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即使在环境好转时也不会轻易丢弃。与许多虽有现实压力但无文化传统熏陶、“听天由命”的民族，或虽有文化背景但少现实压力、“坐吃山空”的民族是难以比拟的。
日本发展过程中的三大教训
要充分理解日本的忧患意识，不仅要挖掘其现实及文化来源，而且更要探究日本近代化的坎坷历程，这是最具日本特色的独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