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1章
从此在她年轻的心里留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继母来了,我们两个孩子都得走。唯一令她感到安慰的是,爸爸有人照顾有人陪伴有人一起共患难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常沙娜在美国著名的波士顿美术博物院美术学院刚学习了两年,就随一批进步的中国留学生回到了祖国。她甚至没有拿文凭,也没有跟爸爸商量。但爸爸没有责怪她,他能理解,当年他不也是这样义无反顾地回国的吗？爱国是两代人共同的心结。
差不多二十几年的时间,她的生活中不再有妈妈的影子。由于受爸爸的影响,她和弟弟对妈妈多有怨恨,弟弟后来再没有同妈妈有过任何联系。
1964年,在中央工艺美院工作的常沙娜带学生去杭州实习,见到了大伯。大伯问,沙娜你要见见妈妈吗?大伯告诉她,妈妈离开敦煌后就回了杭州老家,后来嫁的那个国民党退役军官在监狱里病故。不久后她改嫁给一个工人,生活很苦,靠在街道帮人洗衣服当保姆为生。在杭州有很多她和常书鸿共同的朋友,但无论遭遇多大的闲难,她都躲着他们,决不求助。常沙沙回答大伯,我想见她。
眼前的妈妈实在让她无法与那个留法的女艺术家联系在一起。"她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她以前喜欢化妆,天天都要画眉毛的,可现在面容憔悴。"母女二人在相隔二十多年后相见,谁也没有掉眼泪。妈妈脸色苍白,声音凄惨:"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沙娜我对不起你,但你不能埋怨我一个人,你爸爸也有责任。"
恨意在悄悄消解.长大的她已经能够理解当时的处境对一个大家闺秀有多难,妈妈能在那里待两年已经很不容易了。这次见面,她没有告诉爸爸,但从此以后,她每个月给妈妈寄20元钱,直到因"与反革命家属划清界限"受到批判,不久与学院全体同事下放农村。"文革"整整10年,母女失去了联系。
事实上,常沙娜已经习惯了没有妈妈,习惯了不想妈妈,但妈妈的命运让她无法忽视。"文革"后,她忽然收到妈妈的一封信,信里说自己很苦,是上帝的继续惩罚……信很短,字迹也歪歪扭扭,"像没有文化的人写的,甚至语句都不太通顺"。常沙娜没有回信,只是按照来信地址又开始恢复给妈妈寄钱。每次收到钱,妈妈都会来信,告诉她这些钱花在了什么地方:买了一个暖水袋或两袋奶粉,感谢女儿在关键时刻帮助她。常沙娜从不回信,"因为实在元从说起。我只能用这样一种简单的方法和她联系。"
这样的联系以妈妈心脏病发作猝死而结束,她很难过,至此才把妈妈的事告诉了爸爸。爸爸很吃惊,问妈妈是怎么去世的,听完以后却没有吭声。过了很长时间,爸爸又反复问到妈妈的死因。常沙娜这才知道,爸爸心里一直想着这件事呢。
"再后来伯父伯母也去世了,我爸爸也不在了。就这样,一代人的故事也就走过去了。"
像爸爸一样对美好始终坚持
成年的常沙娜虽然很少有机会和父亲深谈,但父亲却影响了她的一生。"他从没有说过你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也从没有明确设计过我的未来,他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父亲对这个女儿是满意的,两人经常通信谈对各种事情的看法和观点,仿佛志同道合的朋友。
杭州有句话叫"杭铁头",爸爸经常这样说自己,想干的事情不管有多苦,非干到底不可。当年如果不是爸爸坚持去敦煌,恐怕那些壁画就很难留下来了。当地人求神拜佛,挖土烧香,人为与自然的因素使洞窟一天天被破坏。是爸爸带着研究所的同人在艰苦的环境下尽力维护,在那里修围墙、做研究,一待就是几十年,是名副其实的"敦煌守护神"。而爸爸给她最重要的传承是"敦煌精神","就是对中国历史艺术的保护、研究,是一种时代的责任感。"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在故宫午门城楼上举办"敦煌艺术展览",在常书鸿和常沙娜陪同钟爱敦煌艺术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看展览的时候,梁氏夫妇提出要把刚从美国回来的常沙娜推荐到清华大学营建系,协助林徽因一起结合敦煌艺术,探索中国传统图案的运用和创新。
当年为迎接在北京举办的"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常沙娜参加设计了很多送给外国首脑的景泰蓝礼品,设计灵感大都来源于敦煌壁画,礼品大受欢迦,被称为"代表了新中国的新礼物"。20世纪50年代末,常沙娜还参加了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十大建筑"的建筑和装饰设计,其中,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顶部的天花板设计,常沙娜采用的就是敦煌唐代装饰风格的图案,这一设计成为敦煌艺术运用于现代建筑的典范之作。
至今常沙娜还留着父亲1980年写给她的话:“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应该是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
在中央工艺美院工作50年,常沙娜带着教师深人民间采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在敦煌莫高窟,他们用一个月的时间分类收集整理了历代壁画、彩塑人物服饰上的图案,当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给了他们很大支持。1986年,这一资料成书为《敦煌历代服饰图案》,常书鸿亲自题写书名并作序。
中央工艺美院是全国唯一的一所独立、健全的艺术设计教育的最高学府,培养了中国几代艺术设计人才。常沙娜从1983年起任院长,整整l5年,中央王艺美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毛主席纪念堂、钓鱼台国宾馆、中南海紫光阁、北京饭店、国际贸易中心等建筑的室内、陶瓷、染织、装饰设计都是他们的手笔。
从这所学校毕业的一些学生说,常沙娜在他们的心中是一尊艺术女神。他们景仰她,因为她的作品,也因为她个人美丽而高贵的气质。
常沙娜爱花,爱画花,她在她的《花卉集》中说:"为了捕捉大自然中形态各异的花的风姿和色彩,留下各种绪思的记忆,丰富我对装饰图案的情趣,我用了几十个春秋寒暑不间断地绘录了一批‘花'的形象。它们与人一般,有着各自的性格和容貌,有清淡素妆的,也有艳丽浓妆的;有纤细秀丽的,也有粗矿淳厚的。它们都毫不掩饰地真诚地展示着自身的特征,为我提供了再现美的灵感和素材,这大自然纯真的写照是我思绪变化的记载,也是我对大自然美的憧憬。"
无论经历多少磨难,常沙娜对世界的感受力最强的那部分永远是美,是艺术。即使被下放农村,她都为野地、菜园里不起眼的小花儿所感动,"这些花儿默默无问地开得这样纯真好看,花、叶的形态和色彩配置得如此得体,富有天然完美的装饰性。"
她的艺术思想与父亲的一脉相承,那就是对美好始终如一的坚持。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4期P28
布拉格当铺
●刘茂胜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布拉格，有一对年轻恋人，在步入结婚殿堂前，彼此互赠了一件礼物，女人送的是一条银表链，虽然不值什么钱，但是它很别致，表链上有个漂亮的小坠儿，在小坠儿的末端，挂着一个嵌着肖像的玻璃圆饰，在这个漂亮的玻璃圆饰上，一面是马克思的头像，翻过来，是恩格斯的头像。而男人送的礼物是条金项链，巧的是，上面也有一个小坠儿，在小坠儿的末端，挂着的是一个小十字架。
不用说，这对年轻人彼此相爱，但却有着各自不同的信仰，因为信仰不同，当这个男人满含热泪读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或者是穿过布拉格的大街，满怀热情参加工人游行集会时，而他的爱妻，这位天主教信徒，正扑倒在布拉格日什科夫教堂冰冷潮湿的方砖地上，虔诚地向圣母马利亚祈祷，有时候，她还想把自己的泪水串成念珠挂在圣母马利亚的手指上。
婚后，这对夫妻过的日子很清贫，在长达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日子常常像变幻不定的天气一样，时好时坏。有时候，为摆脱生活中的困境或是为解燃眉之急，他们不得不把两件心爱之物，一次次伤心地送进布拉格的一家当铺，当家境稍有好转时，再把两件礼物赎回来。就这样，这两样东西在这家布拉格当铺里，几进几出。然而，终于有一天，这两样东西再也没能赎回来。那张当铺的票证已经到期，而他们已无力赎取，就这样，挂着漂亮小坠儿的银表链和金项链，被那家当铺拍卖了。为此，男人黯然神伤，女人伤心落泪了很久。
上面的这个温馨又伤感的故事，是诗人赛弗尔特在其自传《世界美如斯》中讲的。尽管他在叙述这个故事时，不动声色地娓娓道来。当晚年的赛弗尔特穿过时空隧道，回忆起这些依稀往事时，他的内心百感交集。他感叹父母的婚姻生活，一个是那么安静，一个是那么热烈，一个是参加广场的万人集会，一个是扑倒在教堂冰冷潮湿的方砖地上，虔诚地向圣母玛丽亚祈祷。信仰如此不同，但却能够一辈子长相厮守彼此尊重，而不是跳过尊重直接进入到爱，或者是把爱与尊重剥离开来，仔细想想，许多人的婚姻之所以失败，或许就是被这道沟坎绊倒的。
不过，我被深深感动的，是那两件心爱之物，在布拉格当铺里进进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