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9章
街上的行人慌乱起来，一辆辆出租车像离弦的箭，从他的眼前一闪而过。他收起车前的空车标志，调了头准备回家。
他拿出手机，准备给妻子打个电话，却发现手机没电了。这时候，一个女人拦在车前，蓬乱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车窗玻璃上，急切地说：“师傅，麻烦送我去医院。”他本想拒绝，可是他看到女人痛苦扭曲的脸和高高隆起的腹部，马上打开了车门。
从医院回来，雨越下越大。街上的积水已经淹没了车的底盘，终于，在过铁道涵洞时，他最担心的事情出现了：车陷在桥下的积水里，熄了火。
他看看四周，这个涵洞有些偏僻，很少有车辆通过，他也是因为着急回家，才抄了这条平日不走的近道。已经10点半了，男人心急如焚。他知道女人一定等急了，他想象得出，女人怎样坐立不安地一遍遍打他的电话，电话不通，更会加深她的恐惧，她也一定楼上楼下跑了好几趟，望眼欲穿。她一定会以为他出了意外……
不能再等下去了，男人决定拿上那3朵玫瑰和蛋糕，步行回家。就在这时候，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主持人你好，我想对我先生说几句话……
他一动也不敢动，仔细听着那个从车上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我先生是位出租车司机……今晚下了暴雨，他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联系不到他，只好借助这个节目告诉他：在驾驶座下面，有一个小木盒子，里面有手机的备用电池，还有一个备用手机，第二个格子里有他的胃药，药盒下面有一个记事本，上面记着汽车修理厂的电话、急救电话、报警电话、火警电话等。其实这些电话他都知道，我就怕他一时着急忘了……我想告诉他：亲爱的，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相信你一定会回来，我永远爱你。”
男人静默了很久，突然手忙脚乱地去翻车座下面的盒子。他的手有点抖，装了三次才将备用电池装好。他正要拨出那一串熟悉的号码，手机却欢快地响了起来，她几乎是一连串地问，你在哪儿？好好的吗？怎么不说话？让我听听你的声音……男人的声音有些嘶哑，他说，这鬼天气……
将玫瑰和蛋糕包起来，男人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往回走。暴雨仍然下着，狂风狠狠地把商店的招牌揭下来摔得粉碎。走过第三条街，借着路灯的亮光，他看到对面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么清瘦、那么惹人怜爱。雨水让他的视线有些模糊，他对着手机喊道，是你吗？听不到回话，却看到对面的人急急地向他奔来，由于跑得太猛，那个人被马路上的道牙绊倒在地上。
他迈开大步跑过去，扶她起来。他说：“宝贝，生日快乐！”
摘自《读者》2007年第18期P30
结交朋友的权利
张丽 译
在结交朋友一事上，我们都享有各种权利和特权。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爱好来选择我们的朋友。友情是我们个人的事。我们不必因为人人都喜欢某人而喜欢他。也不必因为某些人不属于我们的小“团体”就不喜欢他们。
我们都有权利要求我们的朋友是值得信赖的人。如果我们和朋友分享某事并要求他们保密，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尊重。我们的朋友们也有权要求我们做同样的事。
我们有权对朋友坦诚以待，也有权利要求他们诚实地对待我们。
如果朋友的言行伤害或影响到了我们，那么我们有权利告诉他们。我们可以就此和他们聊聊。
我们有权利意见相左。我们不必因意见不一致互不友善。
我们有权利让别人尊重我们的决定。一些朋友可能不理解，但这是我们自己做出的选择。请尊重这一点，接受真实的我们。
我们有权利为我们所做的决定负责。这意味着会因明智的决定受到赞扬，要对糟糕的决定负责。
与家长和其他成年人相处时的权利
我们有权利让成年人尊重而不是贬低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感很强烈，有时还有些困惑。如果你能认真对待我们的感情，并倾听我们的心声而不是不屑一顾或小看我们，那么将对我们很有帮助。
我们认为我们有权利做出一些自己的决定(只是一些，不是全部)。如果我们犯了错，我们将从中吸取教训。到了我们承担更多责任的时候了。
我们同意尊重你们，也要求得到你们相应的尊重，其中包括尊重我们的隐私权。
对于所有人的权利
我们有权利要求无条件被爱，我们的目标是同样地去爱你们。
我们有权说出想法，善待自己，感受内心情感并为梦想而奋斗。请以信任的方式来支持我们，而并非为我们担心。成长的路上，我们有时会遭受失败，但那是情理之中的事。
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有权利并有需求获得指导和支持。
摘自《读者》2007年第18期13
黄文弼: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
张 伟
黄文弼（1893~1966）字仲良，湖北汉川人，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曾任教北京大学。
“新月东升，水光交映，岸上苇穗如白烟，湖中小船灯光闪耀若明星……”关于贝加尔湖的这段美丽文字，并不是出自某一篇游记，而是出自黄文弼的科学考察日记。
这些“用蓝黑墨水书写的小五号字”，写在各种式样的小本子上，装满大半个木箱。因为行色匆促，它们有的在零下10多摄氏度迎着风沙骑在骆驼背上写成，有的“在荒原的月光下”完成，以至字迹潦草，不易辨认。
1927年，中外科学家共同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奔赴甘肃、新疆进行考察，黄文弼是中方唯一的考古学家。日记记录，出发时，“同人皆鼓掌相送”。
这场被近代科学史认为“无论怎么评价其作用都不为过”的考察，过程坎坷，条件恶劣。南方人黄文弼因为身子弱，入秋就早早披上了皮衣。而3年后，当刚过30岁的黄文弼带着满满八大箱珍贵文物回到北京时，一口牙齿几乎全部掉光。尽管如此，翻阅他的考察日记，除了“备历艰辛”这样一些简单概括，很难看到稍许详细的描写。这与同事、晚辈口中倔强好胜的评价，十分吻合。
这股好胜和倔劲儿在科学考察中留下不少记录。在科学考察途中，这个年轻人“将古代中国的文献装成6个木箱随身携带”，而瑞典团长斯文·赫定则干脆叮嘱他的同事们，不要把悬赏奖励的机制告诉他，否则他“一定会在新疆发现一座古城”。
他虽然从不关心政治，但是一遇到有关中国主权的问题，立即严正地对外国人表达意见，甚至不惜面红耳赤。因此，他的外国队友既佩服他的博学，又对他的脾气有些忌惮，对他的看法“总是敌人的味道多了一点”。
不过日记也保留了这个倔强得有些顽固的人内心的情趣。他花大量笔墨记录途中的趣事。队友丁仲良在拜城时，每到无聊，就去店家看鸽子，他不但记下来，还特意写诗印证。而他对沙漠夜色的描写，也往往用“如婴儿坠地”这样的生动语言。
在后人印象里，黄文弼是个干瘦老头儿，揣着手，驼着背，气喘吁吁，总是踯躅独行。他和家人关系并不密切，而只热衷工作。但是只要有年轻人向他请教学问，他便从不吝惜时间，不知疲倦地长谈。
他被称为“中国西北考古的第一人”，甚至有人认为，在黄文弼之后，中国的考古学才“逐渐发展形成为一门学科”。作为自学考古学的传统知识分子，黄文弼的考察日记对专业之外的事，无论“岩石土壤、山川气候”，还是宗教民俗等，都不惜笔墨。后人高度评价了这些关于社会经济以及民族关系的史料，认为它们是“通过公共知识分子的视野、手笔”才得以留存下来。
时至今日，有研究者慨叹，当西方考古学在中国建立流水线、“批量生产”科班人才时，他的这条将考古、历史、地理、宗教等学科相结合的道路，已经显得有些“不正宗”。
这些“不正宗”的文字，与整个考察团一起，一度被忽略。考察团被后来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接收”，但长期没有引起重视。据说，许多学者都是从国外文献上才知道这个团体的存在。而发起这次考察的北京大学，其校史上竟然对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一字未提。
摘自《读者》2007年第18期P25
何谓真假
文/陈染
真小人与伪君子
身边有些事情，经常使我联想起一则笑话：
救生员说：“终于抓着你了，你不可以往游泳池里撒尿。”
撒尿者说：“大家不都是在游泳池里撒尿吗。”
救生员说：“可是没有人像你一样站在跳台上往下撒啊。”
撒尿者说：“可是，其效果是一样的啊。”
如果说，在跳台上公然高调撒尿者是真小人的话，那么，在水池子里偷偷摸摸撒尿并假装没撒尿的人就是伪君子了。
有些时候，真小人无耻得连伪装的外衣都不要了，还不如知羞的伪君子；
有些时候，真小人的意图其实不是在做小人，而是揭穿伪君子罢了。